本文刊发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作者本·斯蒂尔是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兼国际经济学主任。他是该委员会“地理图表”经济博客的主要撰稿人，也是九个网络互动网站的创建者，这些网站追踪全球货币政策、全球通货膨胀、全球失衡、全球增长、全球贸易、全球能源、主权风险、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央行货币互换等议题。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新回忆录《末人之境》，书名显然是在呼应他1992年的畅销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福山解释说，之所以选择这个书名，是因为人们忽视了他在那本名著中发出的警告：自由主义秩序内部存在一些固有的紧张关系，可能导致民主制度在未来崩溃。这些紧张关系源于一部分人的不满，他们渴望获得的认可，已经超出了自由民主制度所能满足的程度。

然而，这种解释不过是福山为了适应现实而对自己旧作的曲解。

在当年的著作中，他只是顺带提出一种猜想：未来的人类生活在一个“不再存在任何称得上暴政或压迫的社会”里，可能会因为纯粹的“无聊”，而不是制度内部的“紧张关系”，选择“反抗自由民主这一正义事业”。

可是，自由民主制度至少已经持续衰退了20年。为了挽救那套令他成名的“历史终结论”，福山如今声称，问题出在所有人都误解了他。

福山认为被读者忽视的“末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这一概念来自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福山笔下的现代末人，是一种政治上的阉人。在“后历史”世界里，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再也没有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而消费社会提供的物质享受已经消磨了人们的斗志和欲望。

福山的末人不再拥有祖先那种投身政治斗争、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激情。当然，他并非没有追求，只不过追求的是赚钱。

在福山看来，这种对财富的专注，对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其他人而言完全是一件好事。成功的财富追求者不仅能够“创造财富，让财富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流动”，而且会因此“远离政治和军事事务”。否则，他们内心的“不安分”可能驱使他们“在国内提出改革主张，或到国外寻求冒险，而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硅谷人

在所有追求财富的人当中，最认真对待福山思想的，恐怕就是硅谷著名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

但也正是这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最彻底地嘲弄了福山的末人理论。

蒂尔是Facebook的第一位外部投资者，也是PayPal和数据分析巨头Palantir的联合创始人，还曾在早期投资马斯克的SpaceX。

多年来，他一直与福山及他的思想保持着密切的思想交流。

2012年，蒂尔在一次与福山的公开对谈中表示：“你的‘历史终结论’，在我看来，今天依然非常符合现实。”

蒂尔当时认为，经济全球化显然正在将发达国家的政治组织标准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

不过，与当时大多数自称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人不同，蒂尔并没有因此感到欣慰。

真正令他忧虑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长期呈现衰退趋势。

2009年，在纽约举行的奇点峰会上，蒂尔批评福山对生物科学不受控制的发展可能给人类带来影响的担忧是“歇斯底里”，赢得了现场热烈掌声。

蒂尔认为，为了保护人类而限制技术进步，只会让人类变得更加贫穷，最终失去自由。

到了2024年，蒂尔对《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评价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他对评论员、现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总编辑巴里·韦斯说：“真正……完全判断错误的，就是福山那本书。”

威权主义正在扩张，中国的崛起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蒂尔说，2017年习近平实际上成为“终身主席”时，“那一年或许就是历史终结宣告终结的一年”。

至于那个仿佛被切除了大脑部分功能的末人，如今已经有充分理由摆脱政治上的懒惰，重新认识到斗争的意义。

蒂尔强调：“我们可以讨论趋势和各种力量，但人们采取什么行动，确实非常重要。”

在充满冲突的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人类仍然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

2026年6月，蒂尔与福山再次共同出席阿斯彭思想节。

这次讨论没有留下录音或文字实录，但在场的CNN记者注意到，两人的观点与14年前上一次公开对谈相比，出现了“显著变化”。

记者写道，两人如今都以更加严峻的方式看待“西方民主制度的整体命运”。

福山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践踏国会和司法机构权力的行为深感忧虑。他强调，放弃那些长期维系民主制度的机构，将带来严重“危险”。

在福山看来，民主制度仍然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佳政治制度。

蒂尔对此却没有那么确定。他指出，美国民主近年来已经“彻底失控”。

不过，在蒂尔看来，造成民主制度失灵的根源不是特朗普，而是民主党内部极左翼社会主义者的崛起。

正是这些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促使蒂尔出资支持特朗普、万斯以及其他共和党人的竞选活动。这些共和党政治人物都表示支持放松对科技行业的监管。

尽管蒂尔有时受到推动“技术威权主义”的指责，但他始终坚持认为，科技行业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实际上有利于自由，因为这种影响力能够削弱那些根深蒂固的“权力中心”。

反基督者的降临

那么，蒂尔的政治和经济思想究竟从何而来？

对他产生早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的人，是法国文学理论家、基督教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

蒂尔在斯坦福大学读本科时，吉拉尔曾经教过他。

吉拉尔的研究横跨多个领域，最著名的是关于社会生活的模仿理论。

按照这一理论，人们经常模仿他人的欲望，由此形成相互竞争的关系。这种竞争可能不断升级，最终使整个群体陷入暴力冲突。

传统社会通常通过寻找“替罪羊”来化解这种危机。

群体将所有责任和惩罚集中到某个受害者身上，通过驱逐或杀死这个人来恢复和平。

吉拉尔认为，《新约》的独特之处，在于从无辜受害者耶稣的角度讲述了这一过程。这样的叙事揭穿了对受害者的虚假指控，也剥夺了替罪羊仪式原本具有的神圣正当性。

然而，基督教为受害者恢复清白，并没有消除制造受害者的模仿性竞争，只是让社会失去了传统上用于遏制这种竞争的手段。

结果，现代社会一方面更加注重保护受害者，另一方面也更容易陷入永无休止的暴力。

蒂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思想，试图缓解模仿行为所导致的病态社会心理及据信有害的政治后果。

在一些方面，他的观点与主张和平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吉拉尔存在很大差异。不过，蒂尔若干明显背离自由主义原则的结论，仍然建立在吉拉尔的理论之上。

既然冲突根植于模仿行为，那么经济繁荣就无法消除冲突。

像支持《历史终结论》的自由主义者那样，相信所有分歧都可以而且必须通过讨论和辩论解决，是对社会冲突真正根源的误解，因为这些冲突往往来自非理性的因素。

社会需要独立于主流的力量，包括非凡的创业者、技术创新者以及提供不同制度选择的管辖区，以抵抗模仿行为造成的趋同压力。

古典自由主义推崇经济竞争，但如果竞争本身成为个人追求的终极目标，这种观念就走入了歧途。

因为竞争会诱发模仿，而模仿又会引发冲突。

真正的企业家应当以创造垄断为目标来服务社会，也就是创造真正新颖、无法被模仿的事物，而不是陷入与他人的竞争。

在蒂尔的思想体系中，民族国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民族国家能够将冲突限制在一定地理范围内。

全球化和全球性机构则会抹平边界与差异，让模仿性竞争向更大范围扩散，并不断加剧。

最终，某个世界性权力机构可能以此为理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声称只有自己才有能力控制危机。

这种现象正是蒂尔对现代“反基督者”理解的核心。

在他看来，反基督者可能是某个人，也可能是某个组织。他们以和平与安全为诱饵，最终利用这种承诺建立全面控制。

显然，蒂尔绝不是福山笔下那个只追求安逸享受的末人。

末人拥有充分实现物质抱负的机会，因此失去了参与政治斗争的欲望。

但蒂尔认为，西方社会正面临严重威胁。

他赞赏西方在道德和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却认为虚无主义、新社会主义、监管型国家，以及他所谓“单一世界极权统治”的兴起，正在威胁这些成就。

彼得·蒂尔的扭曲之木

蒂尔的政治愿景建立在五个基本要素之上。

首先是个人自由，而且这种自由不受多数人意志的束缚。

其次是不同管辖区之间的竞争，以及个人可以轻易离开某个管辖区的自由。

第三是让创业者摆脱官僚制度的限制。

第四是建立信息充分、决策果断并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政府。

最后是拥抱不受限制的技术进步。

这些要素之间存在明显的内在矛盾。

国家越是强大、行动越是果断，就越有可能压制那些具有开创精神的企业家，而不是培育他们。

因此，蒂尔最推崇的思想家，包括吉拉尔、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以及德国极右翼法学家卡尔·施米特，都是自由主义的严厉批评者，倒也不足为奇。

这些思想家非常善于揭示自由主义的弱点，却不太擅长提出真正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2009年，蒂尔发表了一篇篇幅不长但观点尖锐的文章，题为《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思想历程》。

他在文中写道，自己“已经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能够兼容”。

在他看来，沃伦·哈定和卡尔文·柯立芝担任美国总统的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人们能够真正对政治抱有乐观态度的十年”。

那一时期的美国政府规模较小，基本不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

相比之下，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资本主义民主”已经成为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政府将数万亿美元的金融风险转嫁给整个社会，刺激了依靠债务融资的投机活动急剧膨胀。

蒂尔认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金融救助，必然会导致“政府权力大幅扩张”，个人自由则会受到严重压缩。

因此，自由意志主义者面临的重大任务，就是“找到一条逃离所有形式政治的道路”。

作为投资者，蒂尔“把精力集中在可能为自由开辟新空间的技术上”。

他认为，有三个前沿领域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第一个领域是数字商业。

通过数字技术，“企业家可以创造一个新世界”，从而“迫使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发生改变”。

第二个领域是“外太空商业化”。

太空为人类“逃离世界政治提供了无限可能”。

第三个领域是在国际水域建立漂浮社区。

借助技术，这些社区或许能够提供一种更直接的途径，让人们摆脱政府控制。

对蒂尔而言，这三个前沿领域并非单纯的理论设想。他早已在第一个领域赚取巨额财富。

蒂尔解释说，创立PayPal的最初愿景，是一项“自由意志主义计划”，目标是创造“一种完全不受任何政府控制、也不会被政府稀释价值的新世界货币”。

如果这一愿景实现，就等于“终结货币主权”。

PayPal后来确实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但成功的途径只是让主权货币的流通更加迅速，而不是取代主权货币。

蒂尔后来将比特币称为“我们创立PayPal时梦想中的那种中心化货币”。

蒂尔向Facebook投资50万美元，成为这家公司的第一位外部投资者，同样是在支持一种超越国界的新型社群组织形式，以及表达不同意见的新方式。

然而，网络空间只能让人们实现不完全的逃离。

数字世界终究只是虚拟世界，因此仍然可能被那些原本要受到挑战的政治秩序重新控制。

蒂尔的资金随后追随着他的想象力，进入那些试图突破和拓展现实世界边界的领域。

他创立的风险投资机构创始人基金，是SpaceX的早期投资者之一。

截至2011年，蒂尔已经投入超过3000万美元，希望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为未来的星际旅游和行星间移民打开大门。

在虚拟世界与地球之外的太空之间，还有广阔的海洋。

2008年至2014年，蒂尔向帕特里·弗里德曼创办的海上定居研究所捐助了约170万美元。

这个机构提出建立漂浮在海上的“创业国家”。

按照设想，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争取可以自由迁徙的居民，而不是统治无法离开的国民。不同政府之间将因此形成竞争关系。

最终，工程技术和法律方面的障碍，让蒂尔对海上城市的热情逐渐消退。

但他从未放弃创造新型政治实体、为现有国家制度提供替代选择的愿望。

后来，蒂尔通过普罗诺莫斯资本支持实验性的特许城市项目，其中包括洪都拉斯的普罗斯佩拉。

这些项目不再追求在海上建立独立主权，而是试图在陆地上获得监管自主权。

蒂尔还利用自己在新西兰的投资，于2011年通过加速程序取得新西兰公民身份。

这相当于利用不同国家的国籍制度进行护照套利，为自己准备另一种选择，以防美国发生严重变故。

寻找出口

无论是数字空间、外太空还是海洋，蒂尔追求的根本目标始终没有改变。

他希望利用私人资本逃离政治，让政府面临来自私人领域的竞争，并从那些压制创新活力的民主多数手中夺回对未来的控制权。

他的其中一项投资已经开始重塑全球政治。

由蒂尔投资的SpaceX开发的卫星互联网服务星链，正在颠覆一种长期存在的观念：国家有能力控制治理和保卫领土所需的关键基础设施，而且理所当然应该拥有这种控制权。

伊朗、南非、柬埔寨等国政府都曾试图阻止未经许可的便携式星链终端跨境流入，但没有成功。

星链也深深卷入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

星链为乌克兰防御行动提供至关重要的通信和目标定位能力，而且最初是免费提供的。

然而，马斯克利用自己对星链的控制权，禁止将这套系统用于某些他个人反对的军事行动，例如攻击俄罗斯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部署的部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等到战争最终结束时，哪些领土由谁控制，星链将是决定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蒂尔一方面利用财富帮助企业家摆脱政府控制，另一方面也投资那些试图扩大政府职能外包范围的企业。

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他在2003年联合创立的Palantir。

这家公司开发的专有软件系统，如今在国防、情报、边境执法和基础设施保护等领域承担着关键职能。

这些领域过去几乎完全由国家负责，而Palantir的介入，正在显著改变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传统关系。

与Palantir签订服务合同的政府，形式上仍然保有主权，但代价是越来越依赖自身无法控制的技术能力。

Palantir对自身技术所服务的政治目标，也表现得异常坦率。

公司公开宣称效忠美国以及更大范围的西方世界，并明确拒绝与西方联盟体系之外的国家合作。

这种立场表明，Palantir并不愿意在现有国际秩序中保持中立。

相反，公司试图按照创始人的政治价值观塑造国际秩序。

通过一种不同寻常的公司治理结构，创始人至今仍然掌握着Palantir的战略控制权。

没有自由主义的自由

蒂尔政治愿景的核心存在一个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

他希望拯救“西方”，却不愿拯救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恰恰是西方最引以为傲、最具普世意义的价值观。

但在蒂尔看来，两者并不矛盾。

与施特劳斯一样，他将西方文明与自由民主制度严格区分开来。

在蒂尔的理解中，西方文明包含基督教信仰与神话、古希腊的理性探索、古罗马的制度建设能力、对科学的掌握、技术创造力，以及个人的独特性。

而自由主义对程序的过度强调、官僚主义、从众心理、多数人统治、平等主义和普世主义，在他看来都在威胁西方文明的这些成就。

与施米特一样，蒂尔认为，自由主义者不愿正视与西方敌对的非西方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文明，是一种危险的政治观念。

这种态度实际上否认了“政治性”的存在，使西方无法捍卫自身“真正”的价值。

然而，如果政治合法性不再建立在普世原则之上，而是取决于文明身份、技术实力、军事力量和精英判断，那么蒂尔实际上只是将西方降格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寡头统治。

这样的西方，在政治合法性上并不比威权主义的中国更有说服力。

显然，福山与蒂尔眼中的“西方”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

对福山而言，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前的十年里，自由民主制度似乎已经取得最终胜利，这标志着人类政治历史迎来了辉煌的终点。

但在蒂尔看来，那段时期恰恰代表着一种危险的松懈。

西方不再警惕国内外那些永远与进步和自由为敌的力量。

最讽刺的是，福山原本以为，追求财富的企业家会因此“远离政治和军事事务”。

但蒂尔所做的，恰恰完全相反。

他就像一个失去控制的人工智能代理程序，突破了资本主义为他设定的沙盒限制，直接入侵并改写了历史的运行。

末人终于展开了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