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科学家、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在《当代中国评论》2026年春夏号发表六篇系列研究文章，质疑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及相关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他认为，中国2020年的实际人口不足12.8亿，比官方公布的约14.12亿至少少1.3亿。长期高估人口规模和生育水平，不仅延误了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还可能误导北京和华盛顿对中国经济实力及未来发展前景的判断。
这组题为《中国人口数据操纵》的研究发表于纽约博登书屋出版的《当代中国评论》英文版，全文超过4万英文单词。易富贤综合分析了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并将历年出生人口、学校招生人数、户籍登记、医疗机构活产数据、疫苗接种量及死亡统计进行交叉比较，试图重建中国人口变化的真实轨迹。
质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存在人为调整
易富贤认为，2000年人口普查是中国人口统计出现重大偏差的关键节点。
他援引新华社旗下刊物的报道指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初步汇总结果低于此前官方公布的人口规模。统计部门随后组织补报和复核，最终公布的人口总数达到12.6583亿，其中包含按照1.81%的漏登率追加的2072万人。
但易富贤使用1990年人口普查作为基准，结合此后十年的出生、死亡及国际迁移数据进行推算，得出的2000年人口规模约为12.2272亿，比最终公布数字少约4300万人。
他进一步指出，201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总和生育率为1.19，即按照当年的生育水平，每名妇女一生平均生育1.19个孩子，但这一数字后来被上调至1.63。
易富贤认为，生育率持续被上调，使中国官方长期低估人口下降的速度，也为继续执行限制生育政策提供了依据。
利用核酸检测数据重新估算2020年人口
在分析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易富贤引入了疫情期间中国部分地区开展的全员核酸检测数据。
他收集了37个地区的检测人数，并与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进行比较。这些地区的核酸检测人数合计约1.7645亿，而人口普查登记人数约为1.8959亿，后者比前者高7.4%。
如果不按人口规模加权，而是分别计算各地区的差异，人口普查人数平均比核酸检测人数高14.8%。
易富贤据此推测，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能平均高估约11%。按照这一比例调整，2020年中国实际人口约为12.7亿。
不过，核酸检测与人口普查的统计目的、时间和覆盖范围并不相同，检测人数还会受到人口流动等因素影响。因此，这些差异虽然值得研究，但不能直接证明相应地区存在人口虚报，也不足以单独确定全国人口被高估的幅度。
易富贤还使用小学招生、出生医学统计和卡介苗接种量等数据进行比较。他认为，这些原本相互独立的统计来源，在不同阶段出现了异常变化，而部分数据的调整又被用来解释人口普查与出生人口之间的矛盾。
财政制度可能诱使地方政府夸大人口
易富贤提出，人口统计失真不仅涉及技术问题，还与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和行政利益有关。
他认为，在部分时期，地方政府能够获得的教育经费、公共服务资源以及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与人口数量和学生人数存在联系。这可能使地方部门产生夸大人口或学校招生规模的动机。
随着人口普查、教育、卫生和户籍统计相互引用，原本存在偏差的数据可能不断得到其他统计资料的表面支持，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
易富贤认为，这种机制使人口数据失真逐渐演变成制度性问题。不过，相关统计差异究竟有多少来自人为操纵，多少来自统计口径变化、重复登记或其他因素，仍需要进一步核实。
中国人口可能早在2018年就开始减少
易富贤长期反对中国的限制生育政策。他表示，自己早在2017年就提出中国人口被高估至少9000万人的判断，并于2019年指出，中国人口可能已经在2018年开始负增长。
中国官方直到2023年公布2022年人口数据时，才确认全国总人口出现下降。
易富贤认为，中国官方及联合国过去对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的预测过于乐观，使政府误以为放开二孩政策会带来大规模生育反弹。
他指出，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一些人口学者曾预计政策可能使生育率显著上升，但实际出生人口远低于这些预测。
按照易富贤的分析，中国大陆的总和生育率到2025年已经降至1.0以下，意味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的压力可能比现有统计所反映的更加严峻。
他的长期预测显示，假如中国总和生育率稳定在0.8，人口可能在2050年减少至10.1亿，到2075年进一步降至6.2亿，2100年只剩3.2亿。
这些数字属于特定生育率假设下的长期预测，而不是确定的人口发展结果。
人口误判可能影响中国经济和中美战略关系
易富贤认为，人口统计长期高估还可能解释中国经济中一些持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居民消费不足、工业产能过剩以及对出口的高度依赖。
他指出，年轻人口是住房、教育、食品、服装及其他家庭消费的重要来源。如果年轻人和儿童的实际数量远低于官方统计，政府可能高估国内市场需求，并持续扩大生产能力。
与此同时，人口规模和未来劳动力增长被高估，也可能使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赶超美国的前景产生过于乐观的判断。
易富贤提到，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曾预测，中国经济规模到2030年前后可能达到美国的1.5倍至2.5倍，甚至在更长期内达到美国的三倍。
他认为，这些预测所依赖的人口假设过于乐观，在中国决策层形成战略自信的同时，也加剧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按照他的分析，北京可能因此高估自身的长期经济实力，而华盛顿则可能高估中国挑战美国经济地位的能力。两国对未来实力对比的判断，都可能受到同一组人口预测误差的影响。
易富贤进一步预测，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全球所占比例下降，中国经济未来将越来越难以赶上美国，更不可能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两三倍。
他认为，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口萎缩造成的影响将持续数十年，而中国过去的限制生育政策已经使这一趋势难以逆转。
这组研究的核心结论是，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程度可能超出官方统计所显示的水平，其后果也不局限于生育政策，而是涉及经济增长、财政负担、产业竞争力乃至国际战略。
不过，易富贤关于中国实际人口至少被高估1.3亿、统计数据存在系统性人为操纵，以及人口误判影响中美战略决策的判断，目前仍属于其研究提出的结论，需要更多独立数据和研究加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