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通过一些小问题，我们看看美国政府的钱花在什么地方、福利社会究竟怎么过日子等。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各人不妨自行判断。
2025年11月，美国民主党中“民主社会主义”分支的34岁候选人曼达尼当选纽约市长，成为纽约市百年来最年轻的市长，也是其史上第一位穆斯林市长。我相信，多数经历过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标签是不智的——即便有“民主”的加持，也会吓跑一批中间派选民，不如像欧洲那样取名“社会民主”。当然，政治标签不是想换就换，而曼达尼的当选也表达了美国部分左翼选民的情绪。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民社”并非用词不当。它确实要比欧洲的“社民”更左一点，更接近社会主义。战后以德国社民党为代表的欧洲社会民主早已抛弃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全盘接受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税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和劳资关系立法，对市场经济产生的结果进行再分配，同时维持私人投资、市场竞争、产权和宏观稳定。因此，社会民主的使命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而是驯服和改良资本主义。美国民主社会主义（DSA）组织则更进一步，其长期目标除了福利社会之外，还包括企业决策民主化，逐渐把经济权力从私人资本转向劳动者和社会。如果说主流民主党人倾向于改革资本主义，那么民社派的长期目标是改变甚至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真的“没救”了吗？二战之后，欧美各国进入福利社会，形成了资本主义创造财富、政治民主分配收入的稳定秩序。虽然自由国家的“阶级斗争”从不消停，但蛋糕越做越大，即便最底层的穷人也能分上一块。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难道这个局面撑不下去了，以至于私有制的“丧钟”终于敲响，连纽约这个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堡垒都要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了？过去几十年，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市场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平等诉求从来是一对“内在矛盾”，难道这对矛盾真的已经到了“不可调和”、你死我活的地步？
现在问资本主义是否“有救”可能有点标题党，但无论是曼达尼去年当选纽约市长，还是特朗普前年当选美国总统，都说明美国有相当一部分选民感觉日子不好过。看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好像挺不错，但平常百姓并不是天天看统计局的图表过日子。早在拜登后期、大选之前，民主党就强调后疫情时代美国经济复苏强劲、通胀得到有力控制，但选民并不买账。
美国资本主义还能否混得下去？“民主社会主义”名号很大，究竟有什么实质内容？本文围绕这些大问题，其实要探讨美国中产为何不满意、福利政策对扶贫的贡献有多大、美国医保为什么代价高昂而覆盖率低、联邦政府为何债台高筑还能维持消费者“情绪稳定”、曼达尼的“民主社会主义”到底有什么亮点这些小问题。通过这些小问题，我们也能看到美国政府的钱花在什么地方、美国人享受哪些福利、福利社会究竟怎么过日子、又有哪些局限性等不同侧面。至于资本主义的“丧钟”是否会敲响，各人不妨自行判断。
一、曼达尼的“可负担性”诉求为何能打动人
曼达尼的市长竞选口号其实并不那么激进，他从来没说过要废除私有制或把私人企业国有化，也没说过要废除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他只是插了一个民社意识形态标签，实际政策是进步主义和社民主义结合，譬如免费或低价公共交通、免费托儿、租户保护、强工会、提高最低工资、全民医保、累进制征税。这一套说白了就是标准的欧洲社民政策，他冠名为一个竞选关键词——“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言下之意，许多美国中产感到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社会底层更不用说了。
图1：美国税后可支配人均收入（现价美元），世界银行数据。
如果看美国宏观经济数据，那是一点看不出“丧钟就要敲响”的样子。控制了通胀之后，1971-2021这半个世纪的真实税后人均收入是一条相当光滑的上涨直线。然而，普通中产家庭的感受可没有那么光鲜。这是因为CPI是基于全国平均消费结构的价格指数，未必充分计入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刚性需求，而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家庭结构和不同城市的消费篮子差异巨大。譬如住房、医疗、教育、托儿、公共交通乃至食品费用，这些刚性需求造成的生活成本上涨很可能比物价指数上涨得快得多。如果你是一个有孩子、租房、依赖医疗服务的纽约中产家庭，其实际生活成本变化很可能明显高于全国CPI所代表的平均通胀率，各种刚需开支真的可以把你变成一个“月光族”。
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是可支配的税后收入扣除基本消费(essential expenditure)之后的“余钱”——剩余收入(residual income)。对于收入中等的那20%（41%-60%）人群来说，剩余收入就远不如可支配收入那么乐观了。美国的长处是统计非常发达，劳动统计局(BLS)的“消费者支出调查”(CES)从1980年代起就有一套完整的相关数据。基本消费包括住房、交通、食品、医疗、个人保险和养老金这五大项。譬如根据2024年的消费者支出数据，中产家庭住房支出占总支出的33.4%，交通17%，食品12.9%，医疗7.9%，个人保险和养老金12.5%，五项合计达到83.7%。从税后收入扣除五项基本消费，就得到实际剩余收入。
如下图所示，1984-2023这四十年间，虽然美国中产的实际剩余收入上下波动、整体似有上升，但上升主要发生在2010年之前，近十余年没有大的增长。2019-20年曾有增长，但疫情到来，连着三年下降。基本消费/税后收入占比则一度从80%（剩余收入占比20%）下降到70%以内，但从2020-23年又连年上升。普通中产“消费者单元”（大致对应于一个家庭，平均2.5人）扣除五项基本开支之后，“余钱”在减少。虽然没到“月光族”的地步，但每个月扣除基本消费之后仅剩20%的税后收入，确实不算宽裕。
图2：美国中产阶层基本支出占税后收入比以及实际剩余收入占比。来源：美国劳动统计局。
今天，美国各阶层的生活显然比半个世纪前好得多。随着科技不断创新，社会创造大量财富，绝大多数人的物质消费能力明显提高。一个普通家庭不仅有更多的食品选择，而且能享受汽车、空调、冰箱、手机、电脑、高速互联网等各种廉价电子产品，更先进的医疗、更长的预期寿命。1970年代，许多东西或者压根不存在，或者价格很高，普通人消费不起。但面对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座大山”，话题就不那么轻松了。普通人的生活压力并没有减轻，大城市的年轻人并不比1970年代更容易拥有住房、养育孩子、接受大学教育、获得医疗保障或维持稳定的退休生活。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家庭，问题不是能否买得起消费品，而是能不能保住工作？能不能稳定地支付房租？是否生得起病？有没有钱把幼儿送托儿所？有没有应急储蓄？
根据2025年美联储的调查，约37%的人未能用现金、储蓄或下一期能够还清的信用卡支付$400的紧急支出，而在收入低于$50,000的人群中，约40%无法仅靠储蓄来承担$100的紧急支出；16%的成年人未能把上个月的所有账单付清，8%的成年人所在家庭有时没有足够食物，26% 的成年人过去一年因为费用而放弃某种医疗服务，而低收入人群的这个比例是38%。这些数字说明，低收入美国家庭的经济安全性相当脆弱。
一个高度富裕的国家应该能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让老年不会陷入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状态，暂时失业者不会沦落到无家可归，儿童不会因为家庭贫穷而失去受教育机会，病人不会因为没钱而得不到基本治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会自然带来这些公共物品，它们需要国家的适度干预。美国“新政”之后，各种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救济、公共教育等制度相继建立，显著减少了贫困和风险。
二、美国“扶贫”政绩
中产如此，再看最低20%收入人群的境遇。这些人来源比较复杂，不仅包括低工资劳动者、失业者、残疾人、单亲家庭，以及其他领取公共救助、“补充营养支持项目”(SNAP，即食品券)或“补充保障收入”(SSI)等救济的人，也包括部分领养老金的老年人、大学生、有住房但现金收入很低的人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人群的平均年龄近58岁，挣工资的平均只有0.5人，44%拥有住房，因而相当部分可能是退休老人，而未必是真正意义的“穷人”，但穷人肯定是其主体之一。
对于这个人群，上面这张图就画不出来了——因为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他们的基本消费已大大超出税后收入，根本没有“余钱”。譬如2023年，这个人群消费者单元（平均包括1.6人）的税后年收入只有$16,171，而五项基本开支却已达$28,404；假如没有社会救助等其它来源，他们就变成要倒欠$12,233。全部年消费达到$33,776，更是收入的两倍。
这里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美国劳动统计局计算的“收入”不仅包括工资收入，还包括社会保险、退休金、失业救济、退伍军人福利、公共救济(public assistance)、食品券、补充保障收入等政府福利。2023年，社会保险、政府及私人退休金加起来有$8,355。去掉这笔收入，这个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只剩下$7816。
第二，这个人群显然是领取社会救济的主体，其中公共救济、食品券和补充保障收入三项是一个重要来源。譬如据美国农业部统计，2023年，每个领取食品券的家庭共领到$3,984，相当不算少。按劳动统计局的数据，收入最低20%消费者单元接受这三项救济的均值为$1402，占税前收入的9%。相比之下，中产消费者单元相应为$457，仅占税钱收入的0.64%。前者领取的三项救济金占了总额的43%，而中产领取的三项救济仅占总额的14.4%。
第三，别以为美国穷人在“挥霍”，没收入还花那么多钱。事实上，20%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基本消费都明显低于中产，而食品、住房等基本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却远高于中产。譬如2023年，其食品消费只有中产的58.7%，而其收入只有中产的24.3%，因而尽管其食品消费绝对值比中产少得多，其占收入的比例却高达收入的32.6%（中产只占12.9%）。
总体上，中产的基本开支是人均$50,404÷2.5=$20,162，最低20%收入人群则是人均$28,404÷1.6=$17,753，相当于中产人均开支的88%。这个数字也表明，美国穷人虽然人均基本消费低于中产，但也没有低太多。虽然他们的现金收入很低，但美国福利制度提高了他们的有效消费能力，使他们能够维持高于其市场收入所能支持的生活水平，过上了相当体面的生活。
最后，这还不算没有计入劳动统计局“收入”当中的“非现金福利”，包括医疗补助(Medicaid)、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中的政府支付部分、美国农业部为低收入产妇等提供的“妇女、婴儿与儿童”(WIC)补贴、学校免费午餐、公共住房、住房补贴、能源补贴等。非现金福利对于改善美国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意义重大，不仅填补了这个人群可支配收入和总消费之间的缺口，也显著降低了美国社会的贫困率。
收入最低20%人群的总消费也基本上对应美国的“联邦贫困线”——尽管美国政府部门对“贫困线”的定义其实不止一种。预算管理办公室(OMB)规定的计算标准比较简单，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据此给出的“官方贫困基准”(OPM)相对更低。它按消费者单元的税前收入，计入工资、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养老金、公共救济、补充营养收入等项目，但不计入食品券、医疗补助、公共住房或住房补贴等。2023年，如果税前收入低于$30,900，即为贫困户。以此计算，当年美国贫困人口3680万，占人口11.1%。历年来，美国贫困率不断下降。2010年为15.1%，2020年即降为11.5%，2024年进一步降到10.6%。
人口普查局的“补充贫困标准”(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则更为复杂精细。它根据家庭规模、住房状态、地区住房成本变化，设计了不同的贫困线。计算标准以中位消费者单元在食品、衣服、住房、公共事业、电话和互联网(FCSUti)上的消费支出为基础，乘以1.2以覆盖其他基本需要，再乘以0.83（后改为0.82）的折扣。这样算下来，2023年对于两个成人、两个儿童的四口之家，无按揭的全国平均基准线为$30,870，有按揭的为$36,915，租房的为$37,482。如果算入了现金收入、社会保险、退休金、公共救济、食品券、补充营养收入之后，总额不到基准线的即为贫困人口。
2023年，美国贫困人口按“补充贫困标准”本来为7780万，加入非现金福利后有660万人脱贫，再加社会保险则又有约2,800万人脱贫，剩下不到五千万贫困人口。再加食品券、低收入产妇补助、学校免费午餐、住房与能源补贴及税收减免，最后还剩4280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2.9%。各种政府福利加起来，直接让3500万人口脱贫。
三、美国福利和医保开支
学校午餐可以有，但天下毕竟没有“免费午餐”。“羊毛出在羊身上”，免费午餐也是纳税人出的钱。下图显示，1950年至今的3/4个世纪中，美国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投入连年增长。1950-60年代，政府福利支出的GDP占比不到5%；1970年代中期之后达到10%，2010年之后，达到15%。2020-21年间，甚至高达20%。那显然是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政府该多花钱的时候就得花。即便如此，美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上的开支占比仍显著低于德国等欧洲国家，甚至不如阿根廷。
图3：美国政府福利总开支占GDP之比，以及联邦政府福利开支占比。
根据不同计算口径，阿根廷2023年社会福利开支占GDP比例高达28.2%；扣除教育、文化、科技开支（占比约20%），可比较的福利开支大概占GDP的22-23%。米莱上台后，2024年社会福利开支被砍到GDP的24.7%，其中养老金和能源补贴砍了0.6%，社会救助砍了0.5%，可比较的福利开支维持在20%以下。2025年，养老金维持不变，社会救助又砍了0.4%，但可比较的福利开支仍然高于美国。如果再去掉住房和城市规划、饮用水和下水道等城市服务项目，阿根廷的总体福利水平或和美国大致相当。
“阿根廷为谁哭泣”一文提到，德国政府的社会保障开支约占GDP的30%上下，表面看是美国的2倍。两国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德国的社会保障国家化程度很高，而美国则相当一部分由私人承担。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占比最大的是社会保险制度，包括法定养老保险、法定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种类。德国的法定养老保险覆盖非常广泛，通过强制缴费形成较高的公共养老金支出。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保险覆盖也相当广泛，但很多退休收入来自私人养老金，而非法定强制缴纳。
两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很能说明问题。美国人均医疗支出超过14,880美元，大约是德国的1.5倍。美国的医疗开支占GDP比例也要比德国整整高5个百分点。2023年，美国医疗总开支为GDP的17.2%，而德国只有12.3%，但两国医疗的公共开支占比却相差无几。这说明美国医疗开支的相当一部分是由私人保险或个人支付承担的，而其总体费用比德国更高。
原因并不难找。德国实行强制医保，约90%的人参加法定公共医保；高收入者在达到一定收入门槛后，可以选择私人保险，但这部分人比例不到10%。因此，德国医保的基本逻辑有点像是“大锅饭”：年轻、健康、高收入者缴费与老人、病人、低收入者共同承担医疗风险，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代际和阶层再分配机制。OECD数据显示，2021年，德国超过3/4的医疗支出都属于公共或强制性融资体系。2023年，德国政府及强制保险已经覆盖约 86%的全部医疗支出。
相比之下，2023年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项目承担仅约28%的医疗支出，另有约55%通过“强制性保险”融资，而其中相当部分是私人保险。因此，美国医保更像“分灶吃饭”，保险的提供者和风险池更加分散和私人化。符合资格的低收入者可以参保Medicaid，65岁以上老人则可加入Medicare，就业者可以通过雇主得到医保，富人则可以买私人保险，没有资格或者负担不起的则可能没有保险。
并不奇怪的是，无医保群体高度集中在联邦贫困线以下的低收入人口。他们占了无医保者的80%。相比之下，收入超过联邦贫困线4倍的人群中，无医保率只有 4.5%。没有医保的人可能因为费用，推迟、放弃治疗或没有获得必要的药物。2024年，这类情况占无保险成年人的38.6%，比有医保的人群高一倍多。我本人在美国做学生的时候，也曾发生过一次。当时因为一度没有医保，没有去医院做心脏CT检查。等几个月后有了医保再做检查，症状早已过去。
2010年奥巴马当政时期，即以“可负担性”为原则通过了《平价医疗法》(Affordable Care Act)。这项重要的制度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私人保险公司此前可对患有癌症、糖尿病、心脏病等既往疾病的人拒保、排除相关治疗或收取极高保费。《平价医疗法》禁止了这种做法，私人保险不得再因既往疾病拒保或提高保费，从而使私人保险成为一个更广泛的风险共担机制。其次，《平价医疗法》把Medicaid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收入低于1.38倍联邦贫困线的成年人，但联邦最高法院2012年判决使之受制于州的选择参与。结果，蓝州基本上都选择参与了Medicaid的扩展，但部分红州没有参与、覆盖较弱，加剧了美国低收入人口保险覆盖不均。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对于没有雇主保险的人，《平价医疗法》建立了医保交易平台，并根据收入对平台保费实行税收减免。这一措施得实质是通过政府补贴，让中低收入居民获得私人公司保险。疫情期间，拜登政府的《拯救美国计划》曾临时提高保费补贴，使更多低收入、中等收入甚至部分中高收入家庭获得保费补贴，但这项政策已于2025年到期。2026年，平台保费大幅上涨。
总之，《平价医疗法》在原有的低收入Medicaid、65岁以上老人Medicare和雇主保险的多轨体制之外，又增设了医保交易平台轨道，显著降低了美国的无医保人数。2010年前后，美国无医保率大约在 15%左右。2020年，约 1140万人加入了医保交易平台；2025年增至2430万人，翻了一倍多。疫情期间补贴扩张，美国无医保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26年，即使临时补贴结束，仍有约2310万人参加医保交易平台。
但即便如此，“奥巴马医保”距离德国式全民医保仍然很远。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人口调查，2023年约7.2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占德国总人口不到0.1%。换言之，德国医保率高达99.9%，可以说是真正意义的“全民医保”。其逻辑是，但凡是德国居民或劳动者都有基本保障，都进入法定医疗保险或私人强制保险体系。美国模式则没有取代私人医疗保险，而是政府给私人保险市场加上规则、补贴和安全网。虽然《平价医疗法》显著降低了无医保率，2024年，美国65岁以下人口中仍有2670万人没有医保，占这部分人口的9.8%、总人口的7.9%，大致是德国的80倍。
平心而论，美国对医保的投入并不少。2024年，Medicaid支出已经达到约 9190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承担约65%，州政府35%。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仅2023年，联邦医疗保险补贴约 1.8万亿美元，占GDP约7%。2033年预计达到3.3万亿美元，约GDP的8.3%。虽然美国医疗保障对人口的覆盖不如德国那么完整，但这里要澄清一个可能相当普遍的误解：美国医疗的钱全被富人花了。事实上，部分因为人口结构的关系，美国低收入群体的医疗支出反而略高于高收入群体。由于他们是政府补贴的重点对象，他们获得的医疗补贴自然远高于高收入群体。
根据医疗开支小组调查(MEPS)提供的2024年最新数据，ChatGPT按家庭经济资源将人口分为大致均等的五个20%五分位，得出各自的医疗开支和政府补贴数额。该年美国人口3.4亿，医疗总开支共2.8万亿美元，人均$8348；政府支付了1.2万亿，占比42.6%，如下图所示，五个五分位的医疗开支及其占全国医疗总开支的比例大致相等，家庭收入最低20%的五分位所占比例相对最高。最低五分位得到的政府补贴最多，占该组医疗开支的近3/4，自己只需要支付1/4强；最高五分位得到的政府补贴最少，仅占16.8%。因此，最低五分位群体获得的政府补贴占政府医疗总开支的近40%，最高五分位则仅占7.6%。
当然，这个现象也很正常。最低五分位群体除了收入低之外，平均年龄也最大，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28.4%，最高五分位的该比例则只有10.6%。但这并不能否认一个事实：美国公共医疗福利对于穷人还是很慷慨的（尽管最低五分位群体未必全是“穷人”）。只是因为它没有采取全民医保，公共福利不能有效覆盖全部人口。不过，也别以为无医保人员完全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只能在家等死。即使没有支付能力，无医保者通常也可以去地方公立医院看病，获得疫苗接种、传染病防治等社区卫生服务，尤其是医院不能因为没有医保而拒绝必要的急诊筛查和治疗。最低五分位的65岁以下人群中，其实包含近8%的全年无保险人员，他们占了1.3%的医疗支出，其中12.4%来自政府支付。这个比例对于最低五分位人群来说确实不高，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图4：美国不同收入阶层的医保支出占全部医疗支出及政府支付之比。
总之，美国医疗体系虽然总支出高于德国，但医疗保障的覆盖和支付能力与就业、收入、年龄和保险资格联系更紧密，不同阶层的群体分别进入不同“保险池”，因而低收入群体承受的医疗可及性和财务风险明显更高。德国则通过强制性社会医疗保险，把更大范围的人群纳入共同风险池，因而医疗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和风险再分配程度更高，但因为医疗服务价格、医生和医院收入、药品价格更低，以及医保体系和行政管理相对简单，而维持了较低的医疗费用。这也算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吧。
四、美国宏观经济指标
虽然美国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的覆盖率不如欧洲国家，但政府福利维持了低收入人群的体面生活，显著减少了贫困人口，而大部分公共医疗资源用在了中低收入家庭。近年来，美国各级政府的福利开支达到GDP的15%——这里要顺便说一句，其中80%都来自联邦政府。按OECD稍微不同的统计口径，美国的“公共社会开支”甚至达到近20%。政府的医疗福利投入约占GDP的7%，其中近40%投向家庭收入最低20%的人群。由此可见，即便比欧洲更为“保守”的美国资本主义也是相当人性化的。
人性是有成本的，这么人性化的资本主义美国能承受得起吗？会不会哪天像阿根廷那样通胀爆炸，陷入福利—赤字—通胀—紧缩—萧条的“政策钟摆”？虽然美国政府出了名的赤字财政、债台高筑，战后美国宏观经济似乎一点显不出“丧钟”就要敲响的样子。如下图所示，1950年至今的3/4个世纪中，美国政府总收入占GDP的比例从20%多增加到30%上下。和占德国的45.8%相比，这个比例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至少理论上，美国即使把社会福利开支从目前的GDP占比15%提高一倍，也还是做得到的。
图5：美国各级政府总收入与赤字占GDP比重。
至于财政赤字，美国确实比德国高。1950-2025年，美国各级政府总赤字均值为4.8%。上图显示，1950-60年代，美国政府赤字较低。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赤字一度上升到8%，之后回落。1980年代里根执政期间实行减税政策，赤字再度上升，但不如预期那么高。这是因为里根削减的主要是联邦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而没有削减社会保险税、销售税、财产税、消费税等其它政府收入。1992年克林顿执政时期，赤字连年下降，1998-99年甚至实现财政盈余。这在美国是极为少见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赤字再度飙升后回落，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财政赤字一度暴涨到15%。近年来，美国财政赤字维持在7-8%上下。
虽然美国财政赤字明显高于阿根廷，美国通胀率却一直控制得很好。1950-2025年，美国平均通胀率仅为3.5%。1950年代，通胀率只有2%左右；1970年代石油危机，陡升至7%。1980年里根执政后，通胀率一度很高，但迅速回落，之后长期维持在2-3%。疫情期间，通胀率一度飙升到8%，但2023年回落到4%，2024-25年维持在3%以下。美国的通胀管理一直做得不错。只要人民安居乐业、“情绪稳定”，目前看不出美式资本主义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因此，福利国家本身并不必然导致通胀和经济失败。真正关键的问题是，谁创造财富？政府拿走多少？政府的钱怎么花？企业有没有投资动力？财政能否长期平衡？货币能否维持稳定？产权和规则是否可信？只要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得当，没有什么理由认定福利国家和资本主义不能共存。恰好相反，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创造了财富，再分配才有了空间乃至意义。
五、纽约社会主义能实现吗？
虽然美国资本主义没有什么系统性危机，社会主义在可见的未来仍不见踪影，但不能排除某些地方如纽约、加州提前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譬如最近，加州40号提案将开征“亿万富豪税”提上议事日程，计划于11月3日加州大选日举行公投。40号提案要对包括股票、投资和私企股份等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个人或夫妇一次性征收5%“财产税”，可分5年交完。由此预计获得的数百亿税收将绝大部分投入公共医疗以及教育或食品援助。注意，虽然上述净资产不包括房产、退休金等财产，这项提案的征税针对的是财富而非年收入，这幅“药”可是比纽约市迄今为止的任何措施都“猛”多了。它或许也是加州热衷的公投式“直接民主”的题中之义，纽森这样的政治精英断然反对。当然，即便如此激进的征税措施也不能和朝鲜这样硕果仅存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同日而语。
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地方社会主义”的劣势显而易见。在资本主义大背景下的任何地方实行高税收，立竿见影的后果是把富人吓跑。2021年，马斯克就部分因为加州的高税收和严监管，而把特斯拉总部迁移到德州。也正是为了避免各州在社会福利上“底线竞争”，联邦承担了绝大部分福利开支。譬如Medicare和Social Security基本都是联邦项目，Medicaid由联邦和州共同承担；失业保险虽然由州执行，但联邦资助占了大部分。图3显示，在各项社会福利开支中，联邦支出占了80%，各州与地方政府仅占20%。对于需要救济的贫困人群来说，联邦政府是雪中送炭，各州与地方只是锦上添花，注定不可能成为“福利独立王国”。
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像纽约市这样的超级大都市可以发挥比一般地方重要得多的作用。纽约市人口超过830万（维基百科记载880万），享有庞大的地方GDP、市政税基和税收体系。今年6月底，纽约市刚通过2027财政年度预算，总盘子1258亿美元，其中纽约市自有收入约占3/4（房地产税约占其中的42%）——这个比例显著高于美国地方政府自有财政比例65%的平均水平，其余1/4来自纽约州与联邦政府拨款。虽然纽约市的社会福利严重依赖联邦和州政府，但要说它在能力上接近一个“准城市国家”也不为过。
当然，在1258亿的总预算中，高达784亿美元为刚性支出，占总预算62.3%，其中政府人员工资为358.6亿、养老金87亿、员工福利近150亿、Medicaid贡献68亿、公共救助27亿、债务服务93.3亿。但利用剩下的近38%预算，纽约州还是能做不少事情。倚靠相对充沛的税源，纽约市支撑起自己的公共住房体系，以及庞大的公共教育和社会服务体系。在2027年的预算分类中，社会服务即占了18.6%。
“纽约客”需要政府为他们做什么？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是住房、看病、教育，美国也大致差不多，只不过医疗保障比我们好得多。对于纽约居民来说，反而交通费用占了收入的相当比例。2024年，美国平均家庭支出78,535美元，其中住房26,266美元，占33.4%；交通13,318美元，占17%。两者合计，已超过支出的50%。纽约市更有自己的特点和难点。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城市，而是一个人口密度和住房成本极高、同时拥有巨大财富和巨大贫困、公共部门庞大、州—市关系复杂的超大都市。
普通人喜欢以曼哈顿的繁华想象整个纽约市的富裕，但这个印象并不准确。虽然纽约市确实聚集了大量高收入金融、法律、科技和专业服务岗位，但高收入群体并不能代表全体居民。事实上，纽约市民的平均收入并不高于美国平均水平，而这意味着纽约市的不平等程度显著高于其它地方——既有曼哈顿的繁华，就有布朗克斯的贫困。2023年的美国社区调查(ACS)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基尼系数为0.48，而纽约市为0.55，不平等程度明显更高。按税务记录口径计算，2024年全国收入最高的1%纳税单位占了全国约22%的总收入，而纽约市的这个比例为37%，其收入最高的0.1%占全市约22%的总收入。
我之前和多数人观点一样——不平等就不平等，马斯克收入再高，对你我普通收入者有何妨呢？但再一想：不对啊，不平等加剧完全可能推高生活成本，譬如房价和房租。假设一个城市有100套住房，其中90户普通家庭每月最多只能支付2,000美元租金，10户富裕家庭则愿意每月支付5,000美元。如果城市短期内住房总量有限并固定，那么富裕家庭增加住房需求后，房东可以提高租金，普通家庭则不得不支付更多、合住甚至搬离。因此，富人的购买力不仅决定自己住什么，也会影响其他人的生活成本乃至能否留在同一个城市。
事实上，这不只是个人想象，而是最近已被经济学者的经验研究证明了。豪伍德与利伯森发现，区域不平等的加剧会推高平均房价与租金：（1）高收入城市的收入增长往往速度更快；（2）收入增长吸引人群涌入高收入城市，从而推高了相对住房需求以及相对房价和租金；（3）受制于人口密度和监管政策，这些城市的住房供应缺乏弹性，因而不能提供足够的住房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区域不平等的加剧造成人口向高收入且住房供应受限的地区流动，进而推高了全国平均房价与租金。
纽约市完全符合上述条件，其生活经验证实了这个理论观察。（1）纽约富人很多，支付能力极强，从事金融、法律、科技和专业服务业的少数家庭能够支付远高于普通居民承受能力的住房价格。（2）人口密度大，住房需求集中。人们不仅为住房本身付费，也在为就业机会、交通、教育、文化和社交网络付费。当然，如果新增住房吸收了高收入家庭的需求，可以减少这些家庭对原有住房的竞争。（3）但纽约市的现实是，土地供给调整缓慢，住房存量增长明显落后于成年人口和就业岗位增长，住房供给不足加剧了租金压力。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2025年经济报告所用的2023年数据表明，纽约大都会地区的整体生活成本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约12%，住房价格水平则高出49%。
面对纽约市民的生活痛点，曼达尼开出了“民主社会主义”药方，重点关注住房、托儿、公共交通等民生领域。曼达尼执政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增加住房、扩大普惠托育、提高公交效率。
可负担住房是纽约市的第一大难点，但市政府其实有相当大的权力下“猛药”，而不需要动用任何公共资金。除了简单的冻结租金之外，纽约市还有权通过改革区划、土地政策和住房建设规制来影响住房供给，而这些措施都不需要花钱。曼达尼政府采取强干预措施，冻结租金并加强租户保护。今年6月，市租金指南委员会以 7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禁令，受租金稳定制度约束的公寓在一年期和两年期续租期间不得涨房租。该禁令已于10月生效，适用期一年，明年九月底失效。注意，禁令并不适用于普通市场价出租公寓，而只适用于约100万套受租金稳定制度约束的公寓。房东团体已在法院起诉这项决定。
这项政策当然能对遏制部分房租上涨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可能会产生副作用，譬如房东维修和投资积极性下降、租赁供给减少、租金管制内外差异扩大等。另外，冻结租金并不能从根上解决纽约市住房严重供不应求的矛盾。如果住房数量没有增加，那么在持续上涨的需求压力之下，房价最终还是会回来。缓解住房供需的最根本措施还是由市政府直接融资建造福利房或改造旧房。今年上半年，曼达尼政府已经融资推动了约12,500套可负担住房的建造或修缮，其中超过一半面向地区中位数收入(AMI)50%以下的家庭，同时宣布未来五年进行约220亿美元的可负担住房融资。如果融资可以顺利开展，住房得以快速扩建，那么市政府将有效化解房价上涨压力，但融资和开工能否顺利进行将考验市政府的执政能力。
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纽约市的第二大生活成本是托儿教育。曼达尼政府承诺普惠儿童托育，但这个项目要花很多钱。纽约市自己没有能力承担全部成本，而必须依靠纽约州和联邦的财政资源。今年上半年，市政府与州政府达成了约12亿美元的合作安排，先从两岁儿童开始：今年2000个免费名额，随后扩大到12,000个，并计划在四年内实现所有两岁儿童的免费托育。8月，市政府又宣布为目前接受托育补贴的约22,000个低收入家庭承担其剩余的自付费用，年度成本约520万美元。
最后，曼达尼政府还承诺实现免费公交，但这项措施貌似简单，其实不仅成本相当高，而且市政府说了不算。大都会运输署(MTA)是纽约州机构，市政府必须与之协商合作才能实现免费公交。据市独立预算办公室(IBO)估算，免费公交的财政成本每年高达11亿美元。今年7月，纽约市和州政府共同推出了公交改革计划，但目前仍处于试点阶段。9月，市议会和市立大学联合宣布，符合条件的900名学生可在学期内无限次免费乘坐公交和地铁。2027年财政年度预算特别增加了5400万美元的“公平票价”(Fair Fares)资金，把资格线从联邦贫困线的150%提高到200%，预计符合条件的人数将达到130万，新增30万低收入居民有资格享受公交、地铁和无障碍交通的半价优惠。
因此，曼达尼的“民主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一些实打实的“可负担性”承诺，目标是降低纽约人的住房、托育、交通等生活成本，加上推进全民医保、提高富人和企业税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标准的福利社会政策。在现实政策上，他的执政理念与欧洲社会民主有很大重叠，但在意识形态上显得更左。DSA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而是美国版的激进社会民主主义。要说它有什么“社会主义”色彩，那就是要求更深层次的经济民主和社会所有权，譬如强化工会和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或建立市属杂货店，让公共部门进入市场。但是和我们熟悉的标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比，这些措施连“小巫”都算不上。
不论纽约市多么激进，它自己没有能力实现“社会主义”——事实上，它没有维持居民社会福利的财政能力，有时甚至不只是没钱，而且也没有实施诸如免费交通的管辖权。因为不拥有联邦政府那样庞大的福利预算，它必须把自己的财政能力同州财政和联邦项目结合起来，才能在具体领域产生明显的福利效果。譬如2026年，纽约州即为市政府新增了约8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帮助填补了此前超过120亿美元的财政缺口。没有这笔转移支付，市政府将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纽约州宪规定，地方政府的举债上限不得超过应税房地产五年平均估值的10%，而纽约显然不能像联邦政府那样靠发行国债填补财政缺口。
总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存在“内在矛盾”，譬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和不平等倾向，但没有什么能注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对于资本主义病症开出的药方究竟是否应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则见仁见智，只能存同存异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