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竞争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褐皮书首席执行官、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前委员利兰·米勒认为，传统的中美关税战实际上已经结束，双方正在进入一场更具战略意义、也更加危险的供应链争夺战。

米勒在题为《中美贸易战已死，供应链战万岁》的分析文章中指出，中国不仅控制着全球大部分稀土加工能力，还在药品原料、印刷电路板和成熟制程半导体等关键产业占据主导地位。

这些产业关系到美国的医疗体系、工业生产和国防安全，一旦供应中断，造成的冲击可能远远超过关税。

他认为，美国必须制定长期经济安全战略，减少在关键供应链上受到中国制约的风险，但全面与中国经济脱钩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

米勒指出，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的中美贸易战主要围绕双边贸易失衡展开，双方试图通过关税改变对方的贸易行为，但两国经济模式之间的根本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即使2025年双方实施了高额关税，中美贸易也没有因此陷入全面停顿。

按照米勒文章所引用的数据，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名义关税税率约为55%，实际有效税率略低于40%，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略低于这一水平。

米勒认为，这种关税结构已经形成一种不稳定但可以长期维持的平衡。

对中国来说，关税负担沉重，却仍然可以承受；对美国来说，关税足以惩罚中国出口商，但还没有高到迫使双方大规模脱钩的程度。

经济模型显示，如果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约70%以上，多数中国出口商品将失去成本竞争力，双边贸易可能急剧萎缩，或者有更多贸易通过第三国转移。

相比之下，目前的税率即使长期维持，也未必会对两国经济造成新的重大冲击。

米勒认为，未来双方仍然可能以提高或降低关税相互施压，但关税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具有决定性影响。真正危险的竞争已经转移到全球供应链的关键环节。

中国稀土管制改变竞争格局

米勒认为，中国近年来对关键矿产实施的出口管制，标志着中美经济竞争进入新的阶段。

从2023年开始，中国陆续扩大对镓、锗、石墨等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和两用物项许可要求。

2025年4月，北京进一步对七种稀土元素及相关磁体产品实施出口许可制度，重点涉及航空航天、国防和电动汽车供应链。

2025年10月，中国又公布更加严格的稀土出口管制规定，试图将监管范围扩展到全球其他国家的相关产品交易。

按照当时公布的制度安排，即使产品只含有微量中国来源的稀土，或者使用了中国的采矿、加工技术，相关企业在出口特定磁体或半导体材料时也可能需要取得中国政府许可。

米勒指出，中国控制着全球约70%的稀土开采、90%的稀土加工与精炼，以及超过90%的永磁体制造能力。

凭借这种产业优势，北京已经掌握了全球工业体系中最重要的供应链关键环节之一。

米勒撰文时，2025年10月公布的新制度尚未实施，原定于当年12月1日生效。他当时预计，中美谈判可能导致实施时间推迟，但中国不会永久放弃这一具有战略价值的工具。

在他看来，稀土出口管制还只是中国能够运用的供应链影响力的一小部分。

美国仿制药生产高度依赖中国原料

米勒特别指出，医药供应链可能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却又最容易被忽视的战略弱点之一。

虽然美国直接从中国进口的成品药比例不高，但大量药品生产所需的活性药物成分和关键起始原料依赖中国供应。

根据米勒引用的估算，美国仿制药使用的活性药物成分约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印度通常承担中间加工和药品配制环节。

此外，多达一半的仿制药活性药物成分在生产过程中依赖中国制造的关键起始原料。

仿制药占美国全部处方药的90%，而美国本土生产能力仅能满足约22%的相关需求。

在某些具体药品上，这种依赖更加突出。

米勒举例说，阿莫西林是美国处方量第二大的口服抗生素，生产这种药物需要四种关键起始原料，而这些原料几乎全部在中国生产。

胰岛素、肝素和其他抗生素也存在类似的供应链风险。

米勒认为，美国甚至没有掌握完整的医药供应链数据，难以准确判断供应中断可能造成多大损失。

中国生产全球约一半印刷电路板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是印刷电路板。

印刷电路板是安装芯片、集成电路和其他电子元件的基础材料，几乎所有现代电子设备都离不开这种产品。

米勒指出，中国生产了全球约50%的印刷电路板，包括大量用于通信、航空航天和数据系统的先进多层电路板。

相比之下，美国的全球生产份额已经下降到不足4%。

美国已经超过20年没有新建国防级印刷电路板工厂，目前仍在运营、获得相关认证的本土工厂也只有少数几家。

大量美国电子制造商实际上依赖中国企业或中国控制的供应商，有些产品还需要经过东南亚中间商采购。

米勒认为，这种依赖关系不仅影响普通电子产品，还可能威胁美国国防、航空电子、通信、能源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

中国在成熟制程芯片领域优势持续扩大

虽然美国政府近年来将注意力集中在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及其出口限制上，但米勒认为，中国在成熟制程芯片领域形成的优势可能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

中国在先进逻辑芯片方面仍然落后，但在成熟制程芯片制造、半导体材料和封装测试等领域已经占据重要地位。

根据文章引用的数据，到2025年，中国晶圆代工厂生产了全球约35%至40%的28纳米及以上成熟制程芯片。

这些芯片虽然不属于最先进的产品，却是汽车、国防设备和基础设施不可缺少的电子元件。

中国还掌握全球约38%的芯片封装、组装和测试产能。

米勒指出，美国对中国芯片的直接依赖程度相对有限，但大量美国企业销售的产品已经使用中国制造的半导体。由于缺乏完整数据，美国甚至难以判断这些芯片在最终产品中的实际比例。

他引用2024年的一项研究称，美国军事系统使用的芯片中，超过40%由依赖中国零部件、设备或服务的企业供应。

文章还引用预测称，中国在全球芯片生产中的份额可能从2024年的34%，上升到2027年的47%，并在2030年超过50%。

米勒认为，这种长期变化可能使中国在未来拥有更多影响美国工业和国防生产的能力。

美国需要重建工业能力，而非全面脱钩

面对这些风险，米勒认为，美国需要制定以供应链韧性为核心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

他强调，目标不应该是彻底停止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而是确保中国即使限制或中断供应，美国仍然有能力维持关键产业运转。

这需要首先识别对中国依赖最严重、而且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再根据不同供应链的具体风险制定政策。

对于关键矿产等中国拥有明显优势的领域，美国需要增加替代来源，发展本土加工能力。

在医药领域，美国则必须改善供应链透明度，掌握药品原料的实际来源以及可能出现的供应中断风险。

米勒认为，仅仅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过去几十年，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断将生产转移到海外，加上中国政府长期实施产业政策，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多个关键产业失去了本土制造能力。

市场价格往往没有充分反映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国家安全风险。

他建议美国通过有针对性的关税、补贴和政府采购政策，鼓励企业建立替代供应链，并在必要时恢复关键产品的战略储备和应急生产能力。

不过，战略储备并不能取代工业生产能力。

米勒指出，一些军事模拟推演显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美国可能在短短几天内耗尽部分关键弹药库存。

他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工业基础长期萎缩所造成的战略危险。

米勒同时警告，美国不能把经济安全理解为单独行动。

他主张美国与日本、韩国和欧盟加强合作，协调关键产业投资、供应链数据和政策工具，共同降低对中国的战略依赖。

米勒认为，中美未来的竞争将越来越取决于谁能够控制全球工业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生产环节。美国即使继续提高关税，也无法仅靠贸易壁垒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

如果美国不能持续投资关键产业、重建工业能力，并与盟友建立更有韧性的供应链，中国可能在下一代技术和制造业竞争中掌握更多能够影响全球经济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