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期间。
《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留学生纪实》“财新mini+”连载中，查看已更新内容
向国外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决定，和恢复高考的决定一样突如其来，在1978年上半年几乎谁也不会想到。即便是后来作为改革开放年代第一批52个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没有一个人在这年8月以前想到，自己马上会得到去美国留学的机会。
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是邓小平的决定，1978年上半年是这个决定的酝酿期。
东山再起，点题派遣留学生
要认识这个决策的产生，还需前溯到1977年的7月。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经历了十年蹉跎，邓小平又一次崛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
这年的邓小平73岁，尽管恢复的职位并没有超越他曾有的最高点，但此番东山再起，邓小平所得到的党内外人心之拥戴，却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他在未来岁月中纵横捭阖的民心基础。
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出，他要抓科技和教育，做教育和科研的“后勤部长”，他认定这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如果再向前推溯，早在20世纪20年代，邓小平本人就是留学法国的学生。赴法留学，使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大海，认识了周恩来，在那里决心改变中国。
1920—1926年，邓小平在法国留学，并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留学期间的文件。
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复出仅一个星期，他与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时说，我主动提出协助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管教育、管科学。
邓小平对张文峰和高勇说，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还可以请外国技术专家来教。只有学到手了才能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64—165页）
这是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次谈及“派遣出国留学生”。
几天以后的8月1日，邓小平把副总理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请来，专谈教育问题。他特意谈到，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他接着提出，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69页）。
这是邓小平在一周之内，两次谈话提及派遣留学生，但毕竟是一带而过。邓小平还在等待一个机会，要在解决清华大学具体问题的时候乘势而行，把派遣出国留学生正式提出来。
说来也巧，1966年“文革”的全局性动乱正是从邓小平特别关心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掀起的。当时邓小平的“罪状”，首先就是决定向这两个大学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压不住“文革”之火，邓小平也就下台了。
经历几年蹉跎，邓小平回到中央工作，在周恩来支持下，于1975年上半年起，在全国范围大规模推行“整顿”，打击“文革”气焰，他在当时就有恢复高校正常招生的设想，以遏制在清华和北大鼓吹极左思想、嚣张一时的谢静宜、迟群一伙。但是邓小平的设想很快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扑灭了。
“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再度强调抓科技和教育，提出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突破口。他曾在这里跌倒，如今非但要在这里重新站起来，还要站得更高更稳。由此一举甩去“文革”泼来的污水，拨乱反正。此处有邓小平的政治大智慧。他刚刚恢复工作，一来要夯实寄出，亦需减少中央主席华国锋的某种思想顾虑。因为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去，教育和科技是国力的基础，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才有成效，产生深远的影响。
重新出山不到一个月，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长刘西尧，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后做的第一次参加有关教育的会议，而且在8月4日亲自主持第一次座谈会。
恢复高考：抓好教育第一招
会议从如何在科技上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这个议题开始，逐渐触及恢复高考这个大题目。
8月6日，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勇敢地站出来，在会上痛陈“文革”那一套埋没人才的做法，强烈呼吁马上进行招生改革。查全性的讲话得到与会者广泛赞同，纷纷发言说，对现行高校招生制度必须有一个大改革，宁可今年晚两个月招生也要改。否则，又招生20万，好多人是不合格的，浪费和损失极大。
听了与会者的发言后，邓小平改变了“恢复高考可能还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的想法，他表示：“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他问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高校招生的报告送出去没有？
刘西尧回答，今天上午刚刚送出去。
刚刚送出的报告延续了“文革”做法，仍然遵循“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方针。
邓小平要刘西尧回答，今年就恢复高考来得及吗？
教育部长回答：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
邓小平马上对刘西尧说：“来得及就（把报告）追回来。”
他向大家宣布，这件事现在就要办，今年就恢复高考制度，哪怕推迟高考时间几个月也要把这件大事办成。邓小平当场拍板了。
谁知道教育部拖延落实邓小平的指示，1977年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从8月13日开始，开了整整一个多月没有落实改革措施，反而大有再一次延续过去的势头。
9月19日，邓小平召见刘西尧等教育部主要负责人，严厉批评他们迟迟不动，拖延了恢复高考的时间。他在讲话中推翻了对建国之后17年教育情况的“两个估计”，责成教育部必须在当年恢复高考。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新的招生文件。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形成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确定当年恢复高考。
邓小平成功了。1977年12月，中国大陆举行了570万多人参加的高考，录取了27万大学生，录取率4.7%。这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方向。
1978年初春，27万多名经过高考选拔的大学生走进大学。这批77级大学生的群体优质，为全社会认同，得到普遍赞誉，由此更加充分地证明，摒弃“文革”的荒谬教育思想，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对奠定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第二步，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
随着恢复高考，中央决策，继续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重要改革，在1978年全面恢复研究生制度。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决定全国统一考试招收研究生。这项工作于1978年上半年着手落实。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历史并不长。从1935年到1949年，仅有200多名研究生被授予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研究生教育开始发展，从1950年到1965年，共招收研究生2.3万人。但从1966年“文革”爆发后，研究生教育中断。
1978年春天，63500多人报名参加在5月举行的全国统考，其中10708人录取为研究生。
至此，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和研究生考试都恢复了，举国认同，亿万人称赞。这就为邓小平再迈进一步，大规模派遣出国留学生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认为，对中国的高级人才培养和选拔，恢复高考和研究生制度是第一步，下一步是大规模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首先是向美国派遣，而且也像高考那样实行公开招考。
这个决策大约酝酿于1978年春天。在邓小平主持下筹办的全国科学大会于3月18日开幕。这次大会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知识就是力量”的呼声一时间响彻中华大地。
优秀人才怎样培养？当然离不开办好大学。还有一点，就是要有一大批青年学子赴海外留学，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这样，就把国外大学的积极因素也用上了。
由蒋南翔搞调查，酝酿派遣留学生
怎样推进科技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邓小平特别倚重“文革”前担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兼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
经受了“文革”十年磨难，蒋南翔于1977年1月恢复工作，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半年后回北京，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
1978年初筹备全国科学大会期间，65岁的蒋南翔是大会秘书长，直接领导起草《全国科学技术规划（草案）》。
抓好了科学大会，邓小平转手垂顾教育，马上交给蒋南翔一个任务，要他调查研究高等学院如何深入进行“拨乱反正”。值得回味的是，他并没有将这件事交给教育部长刘西尧。
蒋南翔率领几名助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调研，历时两个多月，写成了《北京大学调查报告》和《清华大学调查报告》。
关于北大的报告以较大篇幅言及如何制止“文革”在这座校园里造成的思想混乱和人心涣散。
《清华大学调查报告》于1978年5月30日上报邓小平，首先肯定了清华大学现状，认为“四人帮”及“黑干将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帮派体系已基本摧毁”。第二、学校的政治工作队伍要重新建立。三、教师队伍要整顿和提高。其中特别要加强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业务上要发挥他们的专长，创造条件给他们以进修、提高的机会，对一些优秀人才采取出国进修等措施进行重点培养。”（《蒋南翔传》第286页）。看来，这一点引发了邓小平的决策。
对办好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重点大学，邓小平怀有紧迫感，在1977年下决心恢复高考的7月至9月间，邓小平多次讲道：“要抓一批重点大学。”“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给他们最好的学生。”
重点抓好清华大学，邓小平有话要说
看了蒋南翔送来的报告，邓小平于1978年6月23日召见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长刘西尧、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和蒋南翔，他有一番话要说。
谈话从下午3:30开始，持续到5:30，总共谈了两小时。
邓小平开门见山，对面前的4人说：“清华的调查报告看过了，你们也商量过了吧？
刘达说：“我们的意见一致。” 刘达于1977年5月担任清华大学校长，迎来“文革”后入校的第一届77级大学生，清华园中百废待兴，一片欢腾景象。但也面临师资不足，设施、设备不足和老化等问题。
邓小平的谈话从清华大学基本建设开始，说：“清华建筑系很有名，建筑怎么搞得省？搞得快？很值得研究。要大办建材工厂，不是一座两座，要作为重要工业部门来抓。”
邓小平进一步说：“清华梁思成提倡的民族式大屋顶，太费钱，但给梁思成扣‘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不对的，应改正过来。对人的评价，要说得恰当，实事求是，不要说过分了。”
邓小平说，最近，我找谷牧、余秋里、康世恩谈话，谈到搞建筑，要算大账。建筑不走现代化道路，就要造成数百亿元浪费，而且还耽误时间。真正搞四个现代化，工业、科学、教育都要大发展，建筑的数量很大。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对我有利的形势，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的技术太落后了，科学、教育需要引进什么，要开一个大单子。我讲得已经够多了，情况也很清楚了，现在需要行动，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教育要抓重点。普及要搞，但限于国家财力，钱要首先花在重点上。先办好重点学校，才能早出人才。学校引进先进设备，也要抓重点。重点学校的规模应该逐步扩大。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有三五百万大学生也不算多。将来清华大学应发展到两万学生，研究生至少二三千。不搞好大学，无法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邓小平说：“国外发展得很快，我们还很落后，怎样才能搞得快一些？国家科委、科学院、教育部，需要什么东西，开单子，要花一些钱。”
谈到国外设备，邓小平表示了对德国产品的好感。
这时，刘达向邓小平提出，清华大学的基建现在跟不上需要，在急切需办的单子上还排不上队。
邓小平回答说，要专门搞一个为科学、教育服务的基建工程队。但是有队伍没有材料还不行，建筑慢是很大的浪费。现在国外有很多人等着回来工作，早回来就可以早发挥作用，就是没有房子回不来。建筑行业必须现代化。
邓小平谈到了自己对清华大学这座著名学府的看法，他说：“教育就是要抓重点。”“先办好重点学校，才能早出人才。”而学校的设备建设（包括引进一些先进设备），也要抓重点。
初始的话题集中在清华大学。邓小平谈到，现在突出的有学生问题、教师问题、房子问题等等，由于“文革”，尽管已经恢复高考，招收了第一批学生，但现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已从“文革”前的1.2万人，下降到了7千人。教职员工却从过去的6千人上升到了9千人。邓小平明确地说：“我的意见就是这样，学校就要办成学校，学校要按学校的要求办。”对不适合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人员，要和北京市委商量，进行安排，可以考虑先列入“编外”。邓小平说，北京大学也有同样的问题，教育部要注意。
邓小平宣布：“今年就派大批留学生出国”
到此话头一转，邓小平谈起了留学，这才是他今番讲话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在进行这次谈话之前，他已经有了底数，而且是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沟通的结果。
原来，为了商量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卡特总统的代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20日来到北京。邓小平次日下午和他会谈。这次会谈不但商定了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进程的大格局，而且认真商讨了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事务，给卡特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
本书作者的同事温宪于2013年11月10日在美国亚特兰大访问了卡特，听这位前总统回忆说：1978年5月20日华盛顿时间凌晨3时许，他被叫醒接听电话。除了遇到危机，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电话是布热津斯基从北京打来的，卡特问，为什么这么早打电话？
布热津斯基向他报告说，此时正和邓小平在一起。
卡特问，是有什么坏消息吗？
对方回答，不是坏消息，是因为邓小平问你，能否接受5000名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留学？
卡特回答，你就对邓小平说，我们可以接受10万中国学生。（温宪《美中合作既是机遇也是责任》，见《环球时报》2013年11月12日《访谈实录》版）
由于早年留学法国，邓小平对留学生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有切身感受。他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留学生的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能那么死。现在规定每晚一定要回大使馆，怕同社会接触，这样不利于学好外文，也不利于了解社会。跟人家搞到一块，才能学到东西。”
邓小平说：“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邓小平强调：“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我们要从外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请方毅同志主持，搞个规划。进些什么学校？学什么？教育部要研究。”
方毅在这时插话：“数学竞赛也是选拔人才的好办法。”
邓小平表示同意说，数学竞赛中考得好的可以选一些出去。物理、化学也可以搞竞赛，把考得好的派出去学习。数学是学好自然科学的基础。挑选竞赛中优秀的15、16岁青少年出国学五年，20岁回来就可起作用。出国前要以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先学好外语。
话题又回到派遣留学生规模上来。邓小平说：“现在我们（迈）的格格（即步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提高自己大学的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也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邓小平再次强调：“今年至少先派3000人出去，算一下要多少钱？当然出国要贵一点。假定每人按5000美金计算，3000人才1500万（美元）。派3000人出去，准备坏300人，5年后也可以收回2700人。”（注：上引为原话。对“每人每年5000美元计算”是相当粗略的估计，大概只计算了留学生的最低月生活费，不包括学费等支出）
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
这段话显示了邓小平的决心。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净值只有1.67亿美元。以这时9.6亿大陆人口计算，平均每人仅有0.17美元，在美国可能只够买一个鸡蛋。要成千上万地派遣留学生，要从非常有限的国家外汇中支出。邓小平认为，这笔钱是应该花的。
邓小平指示：“留学生管理也要改变一下，不要看得死死的。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朋友的家里。暑假还可以让他们回来一下，了解国内情况，两年一次。使馆有时开开会，也要注意不多占时间。教育部要有一个专管留学生的班子，可到留学生多的国家去看看，经常了解留学生的状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谈论大规模增派留学生的决策，语气坚定，一气呵成。和将近一年前他拍板当年即恢复高考那样，也是一锤定音。（未完待续）
（作者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1954年12月生于北京，在上海长大。“文革”中为内蒙古建设兵团知青。1977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当过体育记者，编辑。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1-1992年为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访问学者。著有《乒乓外交幕后》《美国华盛顿》《邓小平与中美建交风云》《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战火中诞生的人民日报》等著作。财新网经版权方授权，摘选自《1978：留学改变人生》。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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