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在积极发展太空经济，因此笔者也希望介绍香港太空经济的情况。8月下旬，笔者随实践团到访湖南株洲的赛德雷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占地65亩、投资15亿元人民币（约9.15亿）的卫星智能制造企业——湖南首条获国家发改委核准的卫星总装集成测试（AIT）产线，土地面积较香港大的多。
笔者不禁思考为什么卫星工厂需要占这么大一片平地？厂房之间为什么要留出这么多空间？HR用大白话回答——卫星是高精密仪器，对生产环境要求极高，例如要远离震源、要有足够的大地坪；洁净度要达到十万级，温湿度要保持恒定。那么，香港装得下吗？
一、卫星的“洁癖”
中国国家航天局曾以“有洁癖”形容风云卫星：总装厂房的洁净度须优于十万级甚至一万级，香港很难满足；厂房内湿度长期维持在三成至四成半，温度保持20摄氏度左右，并时刻维持正压——让内部空气外流、外部空气无法进入。
用NASA的说法，卫星总装通常在ISO Class 7或8级洁净室进行，光学敏感载荷更需更高级的ISO Class 5级；振动隔离是标准配置——减震地板、声学隔离墙、隔震设备基座。
换言之，卫星制造有三个硬需求：大跨度（总装与测试空间）、无震动（测试精度）、洁净（十万级加正压），对香港而言很难。
二、香港工厦：形态与分布
香港不是没有工业空间。为应对上世纪50年代的土地紧缺，香港推行“工业上楼”，工业大厦容积率普遍在三以上、高度常逾50公尺，以研发和轻型生产为主。香港的工业空间是“轻、薄、多层、临马路”的楼宇，不是“大、平、静、远离交通”的厂房。规划署年报指出，葵涌、荃湾的工业地带提供全港约四成的工业总楼面面积——而它们被密集的道路网与高架桥贯穿。
三、噪音：精密制造的天敌
卫星测试要求“无震动”，香港市区的声环境却与此背道而驰。香港的道路交通噪音规划标准为70分贝（A），以L10（1小时）量度；根据2020年的全港噪音地图，仍有约68万市民身处超过70分贝（A）的交通噪音环境，全港约百分之九点二的人口受过量交通噪音影响。
不过，香港工业大厦最集中的观塘、葵青、荃湾，正是噪音地图上最受影响的地段。当然，噪音只是声学层面；对精密制造而言更棘手的，是与重型车流相伴的结构震动。香港的环保署的量测集中在噪音，惟工业大厦临马路而建，声与震实难分离——精密制造要“静”，香港最集中的工业区在“吵”。
四、真实压力测试
香港其实不是没尝试过在楼宇里造卫星。2023年香港航天科技集团旗下的ASPACE卫星制造中心在将军澳“先进制造中心”开幕，占地约1.5万平方公尺，设有ISO 14644-1 Class 7级洁净室，宣称年产200颗卫星。
3年后的现实却截然不同。2026年1月，洲际航天公告，将卫星业务迁回中国内地。此前，科技园公司已多次入禀追讨租金，合共约4700多万元（港币，下同，约2444万令吉）；洲际航天则反告科技园，追讨逾76亿元，核心指控正是——“先进制造中心”场地无法满足卫星制造所需的洁净室及产品测试要求，需要自费进行重大改造，且场内有非承重墙倒塌的设施安全隐患。
孰是孰非自有法庭裁决，可是一次极具参考价值的“压力测试”。ASPACE确实在楼内建成了ISO Class 7级洁净室，其标准甚至比赛德雷特的十万级（ISO Class 8）更严格。真正撑不起楼宇的，是热真空罐、振动台这些测试设备所需的大跨度空间，以及远离震源的环境。这不涉及失职，而是卫星制造的物理环境要求，与都市楼宇形态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同理，内地那些拥有大地坪厂房的基地——长春的长光、株洲的赛德雷特——能造出香港装不下的卫星，靠的正是这份“距离”。
五、研发端的成绩单
香港太空经济的地位属于“研”，不属于“造”。
香港理工大学容启亮教授团队，为嫦娥3至6号研制相机指向系统与取土装置，为天问一号研制落火监视相机；香港科技大学的MUSICO“天韵相机”成为香港首个太空站大型科学载荷，惟硬件制造由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负责；科大的“雄彬一号”是香港高教界首颗卫星，卫星本身也由长春长光卫星研制；香港中文大学的“港中大一号”则实现了DeepSeek大模型的国际首次星载部署。
细看这份成绩单，一个规律清晰浮现：香港高校的卫星参与，全部集中在科学载荷、算法与数据应用——而“造”的环节，没有一项留在香港。连香港高教界第一颗卫星的制造都在长春。但“研”的这一端也非静止。2026年《施政报告》提到，政府的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累计资助30多所研发中心，其中两所聚焦航天任务。
六、研发与制造之间，隔着一间厂房
香港装不下一间赛德雷特那样的卫星工厂，但这丝毫不损香港在太空经济中的位置。笔者此前曾提出，让内地的卫星制造产能、香港的技术创新与服务能力形成高效对接——此番株洲之行，为这一判断补上了物理层面的论证。
这并非香港独有的困境。晶片封测、生物医药可以在楼宇中进行，卫星、火箭的总装测试却需要大地坪、高净空与远离震源——这些条件，香港的城市形态无法提供，而粤港澳大湾区的腹地可以提供。首个5年规划提出“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的深度协同模式，与深圳“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首个在港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牵头营运，年底投入运作的是两条中试线——政府要补的，是研发与中试的空间，而非量产制造。
“规则”的一端也在落地。2026年《施政报告》明确，简化低轨卫星牌照审批的安排将于年内公布，通讯办会协助卫星营办商进行轨道及频谱的国际协调；港交所亦研究优化《上市规则》第18C章，以吸引航空航天企业来港融资。
因此，香港太空经济的叙事，不必强求“香港制造卫星”。研发（香港高校）、资本（洲际航天曾以香港为总部融资）、规则（牌照与仲裁）——都与香港的城市禀赋匹配；唯独“量产制造”这一环，香港物理空间不足。无论是大马还是香港，太空政策都必须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