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日经亚洲，作者邢予青是日本东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在经济学家看来，全球化意味着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和劳动力跨国流动。

全球化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89年。这一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柏林墙倒塌，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这一著名论断。

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签署。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164个成员将决定外国商品和服务进入本国市场条件的部分主权权力交给了这个组织。

1999年，欧元的诞生使欧洲大部分地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

2001年，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入WTO。此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区域贸易协定迅速增加，彼此交错的复杂程度，让经济学家将这一局面称为“意大利面碗”。

全球化确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自由贸易以及各国之间开放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生产要素的回报，并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

发展中国家有超过一亿人摆脱贫困，跻身中产阶级。跨国公司则在全球扩张，获得规模经济带来的丰厚利润。

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不足500美元增长至超过1.4万美元。

但全球化并没有让所有人都成为赢家。

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无论是蓝领工人，还是越来越多的白领雇员，都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的竞争。

随着跨国公司将成熟、标准化的生产业务转移到海外，那些无法跟随资本转移的劳动者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维持中产阶级生活的经济基础。

1990年至2008年，美国制造业减少了400万个就业岗位，全球化是主要原因之一。

要理解这一现象，并不需要复杂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看看苹果公司就知道了。在蒂姆·库克的领导下，苹果将大部分产品组装业务外包给亚洲。菲律宾马尼拉的呼叫中心不断扩张，美国的同类呼叫中心却接连关闭。

然而，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忽视这些问题。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伊莱·赫克歇尔与贝蒂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保罗·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理论，都表明自由贸易能够提高社会整体福利。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同样为自由贸易协定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些模型假设经济中不存在失业，农民可以转行成为汽车工人，汽车工人也能轻松转型为软件工程师。

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模型测算出自由贸易可以使经济增长率提高几个百分点。

但自由贸易既创造赢家，也制造输家，而且会加剧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

早在80多年前，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就已经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一点。

1941年，萨缪尔森与沃尔夫冈·斯托尔珀在论文《保护主义与实际工资》中指出，自由贸易有利于一个国家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却会损害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

发达国家资本充裕，劳动力相对稀缺。因此，自由贸易让资本所有者受益，却使劳动者蒙受损失。

如果一个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提高关税就能够增加本国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换句话说，关税可以保护那些在自由贸易中利益受损的人。

2004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望》发表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中美贸易的动态变化。

他提出，假如中国在美国拥有比较优势的所有产业中都迎头赶上，美国最终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向中国出售，两国之间的贸易基础也就随之消失。

因此，随着中国技术不断进步，继续开展贸易反而可能降低美国的经济福利水平。

这一逻辑并不难理解。

中国消费者过去购买日本家电，直到中国自己的家电产业崛起。

诺基亚和三星曾经主导中国手机市场，如今中国本土品牌占据了超过85%的市场份额，苹果成为唯一仍然留在市场上的外国品牌。

中国汽车市场过去由进口汽车和合资品牌主导，但如今中国电动汽车已经对日本和欧洲汽车制造商的生存构成威胁。

然而，在2004年，全球化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旋律。美国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并没有对萨缪尔森的分析给予太多关注。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6年。

这一年，毫无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大亨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

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政治纲领建立在反对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包括通过税收优惠吸引资本回流美国，重新谈判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特朗普的胜选并非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

这是长期承担全球化代价的中低收入选民在政治上的觉醒。他们终于利用手中的选票，否定了精英阶层和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推崇的全球化路线。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宣布美国退出TPP。

2018年，他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加征7.5%至25%的关税。

尽管中国随后四次单方面降低关税，中美双方也在2020年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两国再也没有恢复过去的蜜月关系。

2025年重返白宫后，特朗普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发动了一场全球贸易战。

特朗普政府拒绝批准《美墨加协定》（USMCA）的延期。这份协定是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达成的继任协议。

最近，特朗普政府又与美国的长期盟友和友好邻邦加拿大打起了贸易战。

传统全球化建立在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不同国家的企业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相互合作，共同制造出最好的产品。

这种合作需要国家之间保持信任。

如今，主要贸易大国之间已经失去了这种信任。

供应链韧性、经济安全和技术自主的重要性，已经超过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效率收益。

当各国开始利用关税、出口管制和技术禁运来振兴本国产业，或者惩罚贸易伙伴时，自由贸易实际上就已经走向终结，逆全球化时代随之开始。

不过，逆全球化并不等于国际贸易的终结，也不意味着各国将重新回到自给自足、与外部经济隔绝的状态。

未来，“管理型贸易”将取代自由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模式。各国将自行决定出口和进口哪些商品，与哪些国家开展贸易，以及按照什么条件进行交易。

中国和美国最近宣布的600亿美元贸易商品清单，就是一个例子。

双方详细界定了交易涉及的商品范围，并将贸易条件设定在WTO最惠国关税税率的水平。

由于这是一项双边安排，这些贸易条件显然不会延伸至其他面临美国关税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