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读《活力》，会让人对区域经济的增长生出另一种理解。这本书的作者，是 20 年前——2006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该书 2021 年 5 月由中信出版集团引进出版，而这位 92 岁的经济学大师，已于今年 5 月在纽约家中辞世。他的核心观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创新的主体是千百万普通人，而支撑这种广泛创新活力的，是社会的文化价值观——一个地方是否鼓励探索、包容失败、崇尚自我实现，决定了它能否让更多普通人迸发创造力。
由此上溯，这其实是一条绵延已久的思想传统：从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揭示，到亨廷顿等人关于价值观如何影响经济进步的跨国实证，再到费尔普斯的《活力》——把文化作为观察产业与区域发展的变量，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有共识的参考维度。
如果换用这个维度去审视中国的某个区域，安徽或许是最值得被深度解读的样本。
十年之前，很难有人把“汽车强省”“科创高地”与一个以农业为底色、行事低调的中部省份联系在一起。而今天，奇瑞、蔚来、江淮、大众安徽、比亚迪整车龙头在此集聚，3000余家核心零部件企业配套，一个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已然成型；长鑫存储填补国内 DRAM 空白，京东方带动新型显示产业链落地。省会合肥更因多次精准的产业投入，被称作“最牛风投城市”。
本文想做的，正是这样一次“重新发现安徽”：从文化的维度，系统拆解它的崛起逻辑。我们将依次追问三个问题：它拥有怎样独特的文明结构？这套结构孕育出了怎样的企业家群体？而有为政府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外界对安徽的解释，大多集中在三个方向：合肥的产业投资决策精准、敢闯敢投；长三角一体化带来的区位红利；当地招商能力强、善于运用资本杠杆。这些说法都有事实依据，但存在一个共同的局限——它们所描述的手段，都是可以被复制的。
政策可以借鉴，资本可以引进，招商方法可以学习。在相同的政策窗口期、同样激烈的招商竞赛中，为什么唯独安徽接住了机遇、培育出成熟集群、实现了产业领跑？
既然表层手段都解释不了，就得往更深处看——文化。而这一视角并非孤例，它在全球范围内有着相当坚实的证据。以色列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地缘承压，却凭借“胡茨帕（Hutzpah）”文化中不畏权威、包容失败、绝境求生的特质，孕育出全球领先的创业密度与一批硬科技公司；德国巴伐利亚则代表另一种极致——严谨理性、深耕细分、代际传承，以“隐形冠军”最密集的腹地著称，宝马、西门子由此铸就百年基业。
两地气质截然相反，却指向同一个方向：在解释区域产业的上限时，文化活力正成为一个越来越难以被忽视的因素。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地都算不上资源富集之所。以色列弹丸之地、资源匮乏；巴伐利亚深处内陆，也谈不上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它们都没有可以依赖的“资源红利”。这恰恰指向经济学中一个久被讨论的现象：“资源的诅咒”。在区域层面，这一规律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矿产丰饶之地，反而容易陷入路径依赖与结构单一，最终未能生长出持续繁荣的经济；而那些并不富饶、却孕育出进取、开放、有张力之文化的地方，反而更有未来。
一个区域真正难以被复制的资产，往往不是地下埋藏的矿藏，而是地表之上那套看不见的文化活力。
不过，主张文化是重要变量，并不等于主张文化单凭自身就能创造繁荣。文脉更像一座沉睡的矿脉——它早已埋在那里，但要等到合适的时代条件降临，才会被开采、被唤醒。同样的复合禀赋，数百年前也存在于这片土地，却并未自动长出现代产业。真正让它运转起来的，还需要产业革命提供的赛道、国家战略打开的通道、市场经济释放的空间。
换言之，文化决定的，是一个地方“能不能接住”；时代决定的，是“有没有机会接”。机会来临时，只有早已准备好的土壤，才接得住。安徽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它两边都占了。要理解安徽“为什么接得住”，先要看清它的结构。
安徽可能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省份。康熙六年（1667 年），清廷将江南省一分为二，取安庆、徽州两府首字合成“安徽”，至今不过300余年省史。相较于那些历史更悠久、边界更稳定、文化性格更确定的省份，安徽的行政身份更像一次晚近的、带着相当偶然性的人为划分——它不是先有一个天然的地域单元，再据此画出边界；而是在一片天然的文化交融带上，后来才被扣上了一顶叫“安徽”的行政帽子。
换言之，它的行政身份来自一次划分，它的文明身份却经历了千年生长，两者并不对称。学界早有一种说法：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借用这个视角打量安徽——它或许就是一个“伪装成省份的区域文明复合体”。
这片土地真正的身份，是中华文明内部交汇最密、融合最深、最具活力的地带之一。淮河划分南北，长江贯通东西，中为什么“复合”如此重要？因为活力恰恰生长于交汇之处。单一往往意味着自洽，也意味着固化——一个长期只承接单一文明谱系的地域，文化性格纯粹稳定，却缺少变异与重组的可能。多元则不同。当几大文明谱系在同一片土地上相遇，这方水土就被迫长期处理差异：协调冲突、平衡张力、吸纳异质、寻找共处之道。
久而久之，它反而练就了一种稀缺能力——兼容而不失自我，变通而坚守底色。安徽不是被某一种文明塑造的，而是被文明之间的“关系”塑造的。
三脉各自沉淀出不同的禀赋。涡淮文化位于皖北，是老庄思想的发源地，老子、庄子在此悟道立论，赋予这片土地“低谷扎根、绝境蓄势”的长期主义；皖江文化地处吴头楚尾、南北要冲，赋予这里统筹全局、经世致用、稳中求进的格局感；徽州文化则在群山环抱中保存了体系完备的中原儒家士族传统——两晋、唐末、两宋三次衣冠南渡，北方士族避乱南迁，相对封闭的山水格局反而成为文明样本的保鲜箱。外界常将徽州归入普通江南文化，实则它留存的是最纯粹的中原士族文化样本。
多重叠加之下，安徽自古辈出兼具大局观与平衡感的治世能臣。春秋颍上人管仲务实经世、九合诸侯；清代桐城张英、张廷玉父子历仕三朝、持重理政；晚清李鸿章于变局之中周旋任事。“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典故，正是这种包容格局的缩影。他们共同证明：定力、格局与执行力在此地早已融为一种传统。其中最值得单独一提的，是徽商。
这支纵横明清数百年的商帮，主体正是南迁士族的后裔。皖南山多地少、耕不足食，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道尽生存压力，逼得他们改换谋生方式。但这不是普通农户迫于生计的“由民而商”，而是读书人放下书本、拿起算盘，所谓“由士而商”。放到中国商帮的序列里比较，其独特性一目了然：晋商以票号金融汇通天下，浙商以近代实业与草根创业立足，闽商、粤商以面海而生、远航南洋见长——各家皆有胜场，底色却多是“因贫而商”。
徽商恰恰相反：儒不是经商之后学来的装饰，而是出门时行囊里原本就有的东西。他们“贾而好儒”、亦贾亦儒，一边经商一边读书，赚了钱必让子弟读书进取。一句话：别人是读好了书去经商，徽商是读书人不得已去经商——起点不同，气象自然不同。
文化禀赋最终要通过人才能变现。那么这套复合底色，会长出什么样的企业家？
循着《活力》的思路，借鉴以色列与巴伐利亚两大样本的启示，当代产业竞争对一流企业家的核心要求，可以归纳为三项能力：长期主义的战略定力、坚韧不拔的韧性执行力、持续迭代的学习能力。
而安徽的复合型文化，恰好也由三个维度构成——老庄道家的长期主义、荆楚文化的开拓韧性、徽商贾而好儒的学习基因。把两套系统并排放在一起，其对应关系之严丝合缝，令人吃惊：长期主义的战略定力 ：老庄道家的长期主义智慧。“低谷扎根、绝境蓄势”的道家思想，沉淀为安徽人穿越周期、不惧起伏的定力：行事不张扬，心态不浮躁，困境之中不轻言放弃。
坚韧不拔的韧性执行力 ：荆楚文化的筚路蓝缕。“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开拓锐气，造就安徽人守正固本的定力与绝境起步的魄力，能把不可能转化为现实。
持续迭代的学习能力：徽商贾而好儒、以学兴商。一边经商一边读书的传统，叠加吴越文化崇学对标一流的精细理性，让持续学习成为这片土地的群体本能。
三项能力，三个文化源头，一一对应、严丝合缝。两套原本分属不同领域的系统结构完全一致，这在学术上叫作“同构”。同构意味着这不是巧合，而是文脉的必然：当一个地方的文化禀赋，恰好长成了产业竞争所需要的人的样子，这片土地就会源源不断地“长”出对的人。以下便以笔者所在的汽车产业为例。
江淮汽车左延安：坚持系统学习与长期主义。上世纪80年代末江淮濒临倒闭，他处置老旧发动机线换取 300 万元启动资金，押注客车专用底盘；缺模具，工人手工锤打钢板，1990 年研制出国内第一台客车专用底盘，填补行业空白。行业野蛮扩张时，他把重心放在组织建设上，打造行业闻名的学习型组织，落地精益管理，造就“江淮现象”。
他常说：“企业竞争，短期比拼产品，长期比拼组织，比拼自我迭代的能力。”接棒的项兴初延续这一内核：夯实制造基本盘，攻坚新能源高端化，推出尊界冲击豪华车壁垒；同时兼容并蓄，以开放姿态与大众、蔚来、华为深度协同。
奇瑞尹同跃：从长江边的“小草房”起步，在外资垄断、行业普遍看衰自主造车的年代逆势坚守，立下“干不好就跳长江”的誓言。工程师出身的他对标大众、丰田、华为、特斯拉，数十年深耕底层技术，多款产品获评“中国心”十佳发动机，打破外资在核心动力领域的垄断。2019 年改制释放内部活力，迎来高速成长。他总结奇瑞的发展感悟，落脚点正是：企业文化，是做好企业的关键。“艰苦奋斗、技术自立、实业报国”，是他为奇瑞刻下的企业底色。
蔚来李斌：成长于安庆，深受徽州儒商文化熏陶，立志打造属于中国的世界级用户企业。2019 年企业至暗时刻，他没有收缩战略，坚持布局换电体系与用户服务；安徽国资产业赋能后，带领企业穿越低谷。蔚来首创行业领先的换电模式，构筑好用户企业生态，更将中国自主品牌定价拉升至四五十万区间，打破国产车的价格天花板。
比亚迪王传福：无为籍企业家，少年艰苦，养成务实钻研的性格。早年电池行业被日本垄断，他拒绝直接采购专利，带队拆解钻研、自主吃透全套工艺；面对技术封锁坚持逆向攻坚，实现电池、电机、电控自研自产。“技术是企业的根，掌握核心技术，才不会被别人卡脖子。我们不能只做组装，要掌握底层的东西。”站上高位后，他完成从扩张狼性到“安天下、稳产业、共生共赢”产业共同体思维的格局升维。
合肥基地谈判到签约仅 23 天、签约到开工 42 天、开工到整车下线仅 10 个月，创造“合肥速度”；又回归无为落地200亿级动力电池项目，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反哺桑梓。
四位企业家性格各异、路径不同，精神根源却一脉相承：他们的战略定力，源自老庄道家的长期主义智慧；坚韧的执行力，承接荆楚文化筚路蓝缕的开拓韧性；持续迭代的学习创新力，传承徽商贾而好儒、以学兴商的文化基因，也带着吴越文化崇学对标一流的精细理性。
三项能力，三个文化源头，在四位企业家身上得到印证。这也说明：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一家敢于冒险的企业，而是一片能够持续孕育这种企业的文化土壤。当兼容南北的复合格局、道家的长期主义、荆楚的开拓韧性与徽商的迭代基因叠加在同一个人身上，企业家的战略定力、执行力与迭代力就不再依赖个人天赋的偶然，而成为一种可以被区域稳定供给的禀赋。
仅有文化底蕴与企业家群体还不够。安徽的另一重变量，在于有为政府与产业发展的良性适配。
有一组对照可作参照。以色列的创新奇迹不只依靠“胡茨帕”文化，同样离不开制度托举——通过立法固化研发扶持、设立母基金撬动社会资本、以国家级孵化器分担研发风险。逻辑很清晰：文化解决“愿不愿意创新”，制度解决“能不能创新”，二者形成闭环。安徽的实践遵循的正是相似逻辑。
先有国家战略的托举。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安徽由此得以就近承接沪苏浙高端要素外溢；与此同时，安徽省将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确立为“首位产业”，顶格推进、专班统筹、长期培育。国家级战略打开通道，省级战略锚定方向。
更关键的是执行层面的长期主义。留住中科大，是合肥最具远见的制度布局——上世纪院校南迁、多地观望之际，安徽全力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落户合肥，就此埋下这座城市的科创基因，如今其在人工智能、智能驾驶、新材料等领域持续输出人才与成果。推动京东方落地、培育长鑫存储，则是地方政府放弃短期收益、谋划长远未来的实践：面对新型显示、存储芯片两条长期被海外垄断的硬科技赛道，合肥重仓投入，坦然接纳长周期的产业风险，最终换来整条产业链落地。
芜湖与奇瑞30年风雨同行，打造政企命运共同体：在企业初创时资金匮乏、缺少资质、质疑不断的艰难阶段，地方政府顶住压力、全程护航，成就了一座城市与一家企业的相互成就。
合肥“风投之城”的称号，本质并非投机博弈，而是把长期主义的定力，转化为专业研判、专注深耕与持续的制度投入。当企业家身上的文化禀赋，遇上地方政府“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治理坚持，产业势能便变得不可阻挡。
站在区域经济的视角回望，安徽的崛起提供了一份关于增长的另一种解释。
学者施展在《枢纽》中提出：中国之所以能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成为世界经济的枢纽，凭借的是三重禀赋——超大规模的体量、从未中断的文明延续，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这一逻辑缩小到一国内部同样成立：枢纽的要义从来不在几何上的居中，而在承接多元、打通板块、汇聚要素的能力。安徽，正是中国内部一个鲜活的“文化枢纽”。
对区域经济的决策者而言，安徽样本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要素可以流动，政策可以学习，资本可以引进，唯一难以迁移的是一个地方长期形成的禀赋结构，以及由此孕育的企业家群体。当市场充分竞争、要素自由流动成为常态，区域之间的最终较量，将回到文化底色、人的精神品格与内生的活力上来。产业政策可以追求“投入产出比”，但文化禀赋的建设没有捷径，它需要的是代际积累与长期主义。
所谓文化自信，说到底就是深知自己从何而来、凭何而立。安徽用一次万亿级的产业跃迁，为这句话写下了最朴素的注脚。■作者为长三角汽车科创学院创始人、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