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仅隔12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印发《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一纲一目、一总一分，围绕同一条主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连部署，展示了“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重点。
在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概括过“五个必须”，一首一尾分别是“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和“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如果说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那么新质生产力就是这条硬道理最坚实的物质支撑；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那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就是这项最大政治的主战场。两份文件的密集出台，是在“十五五”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对现代化建设第一动力的又一次强力锚定。
“硬道理”三个字，有着沉甸甸的历史分量。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一锤定音，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航程。30多年后，二十大把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上升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从“发展”到“高质量发展”，三字之增，标志着发展逻辑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
靠什么实现高质量发展？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明确“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同年，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全国科技大会提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2025年，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写入“十五五”规划建议。
从领袖论述到全会决定，从规划蓝图到中央专门文件，时隔三年，新质生产力完成了从理论概括到制度安排的完整跃迁，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也终于有了系统性的制度解法。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开宗明义：“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一句话把新质生产力与“硬道理”牢牢绑定。意见最值得关注的，是确立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的统一标尺。这把尺子量的是效率而不是规模，看的是“质态”而不是“业态”。正因如此，意见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列为产业融合部分的首条，点名矿业、冶金、化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传统行业，明确回答了传统产业同样可以发展新质生产力。
更具分量的是，在“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原则之外，明确地写入硬约束：“不能脱实向虚、贪大求全、搞泡沫化”，“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对一哄而上、盲目投资等造成重大损失的严肃追究责任”。从“要防止一哄而上”的提醒，到“严肃追究责任”的问责，“硬道理”之硬，不仅硬在发展不能停步，更硬在发展方式不能走偏。
这深刻体现了决策层对“速度”与“效益”、“新赛道”与“老根基”的辩证把握——追逐风口的热情，必须接受全要素生产率的检验。
《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则对科研组织方式作出了带有根本性的调整，让“最大的政治”在生产关系层面落了地。意见提出构建“企业主导、各主体协同的产学研融通创新体系”，明确“产业应用目标明确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原则上由企业牵头实施并主导成果转化”，要求“研发目标和产业化目标一体考核”，并试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向民营企业开放。
这就打破了“先有成果再考虑转化”的惯性思维。过去几十年，中国科研体系的主导力量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更多处在承接成果的下游，遵循的是“供给推动”的逻辑；新的制度框架则是产业出题、企业牵头、中试验证、市场反馈，形成“需求牵引”的闭环。这一转变的政治意涵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必须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把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把企业从“配角”推到“主角”，正是“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实践；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则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把现代化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根本之策。
为了让这一转变真正落地，两份文件提供了整套的政策工具。在成果转化端，推行“先使用后付费”，布局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验证平台；在市场准入端，探索“承诺即入制”和“沙盒监管”；在国有企业考核端，鼓励建立“独立核算、免于增值保值考核、容错纠错”的研发准备金制度，并提高联合研发费用视同利润加回的比例；在金融端，引导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壮大耐心资本。
这些工具瞄准的，正是长期制约创新的考核之困、准入之困和资金之困。它们与“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相互衔接，打通从样品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的“最后一公里”；场景、平台与制度的系统集成，将为“十五五”时期新质生产力的规模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两份文件，向企业、产业和社会提供了以下的信号：“效能度量衡”。
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标志，意味着评价企业的标准正在从“布局了什么赛道”转向“提升了多少效能”。企业家必须果断告别贴标签、追风口、套补贴的旧思维，把创新成果落在成本、效率、质量、安全等可测量、可验证的改善上。谁能用实实在在的效能数据说话，谁就能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筛选中胜出。
“主角任命书”。“产业应用目标明确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原则上由企业牵头实施并主导成果转化”，是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前所未有的制度确认。企业不再只是科研成果的“接盘者”，而是国家科技任务的“出题人”“答题人”乃至“阅卷人”，科技领军企业更要敢于担当创新链产业链“链长”，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意见提出企业研发项目可“按程序上升为国家项目”，“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试点向民营企业开放，民营企业由此可以名正言顺地走上国家重大攻关和基础研究的“主赛场”；科技型中小企业则可以用好“先使用后付费”和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等政策，以较低成本获取高校院所成果。
“场景通行证”。两份文件都把应用场景摆在突出位置，要求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应用场景和供应链，“先试首用”中小企业创新产品。国有企业掌握着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领域的大量应用场景，理应成为场景开放的主力，从单纯的“采购者”转变为“出题者”和“育苗者”。以能源电力行业为例，“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有序发展先进核裂变能”蕴含着海量应用场景，电网本身就是天然的中试平台；“人工智能+”行动和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则为数智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打开了大门。企业要主动把自己嵌入“场景开放—中试验证—规模应用”的链条之中。
“考核松绑令”。前沿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与年度经营考核之间存在天然张力。对国有企业而言，研发准备金“独立核算、免于增值保值考核”并允许容错纠错，联合研发费用视同利润加回的比例提高，加上“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允许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开展多种形式激励”，是对前沿研发“不敢投、不愿投”的精准松绑。
有了这些政策，国有企业可望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敢为人先，真正担负起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与之联合研发的科技企业，也将因此获得更稳定的合作预期。
“准入通行证”。破除不合理限制创新产品进入市场的制度障碍，在新业态新领域开展放宽市场准入试点，探索“承诺即入制”和“沙盒监管”，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了更加公平、更可预期的发展空间，这对活跃在新业态前沿的民营企业尤为利好。与此同时，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债券市场“科技板”、科技保险、创新积分制等工具相继推出，将为硬科技企业引来更多耐心资本。企业家应当坚定信心，专注主业、深耕技术，在公平竞争中把创新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又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时代的“硬道理”和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对新质生产力和科技创新的决定性意义，尽显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