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独立和大宗商品的获取保障已成为2020年代经济政策的核心主题，这是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市场波动以及全球气候转型造成的后果。近年来的各类危机暴露出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促使各国政府重新审视其对外部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

随着世界从化石燃料向电气化转型，全球大宗商品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对经济韧性、通胀以及地缘政治影响力都带来深远的启示。

关键资源的分布不均，令这一转型进程更为复杂，欧洲等地区面临尤为严峻的挑战。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包括中东冲突在内）不仅可能在短期内扰乱工业活动，还可能加速能源净进口经济体的能源转型进程。

能源独立的根基

能源和大宗商品是现代经济的基石。其供应状况和价格稳定性直接影响工业生产、通胀和国家安全。国际能源署（IEA）将能源安全定义为“以可负担的价格持续获得能源供应”，同时强调了供给稳定性和经济效率。这一双重目标，往往会在市场一体化与国家自给自足之间形成矛盾。

对进口能源的依赖，会使经济体面临地缘政治风险和价格冲击。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能够产生重大的宏观经济影响，对净进口国而言尤为突出，会左右通胀水平与增长稳定性。能源独立可通过减少供应中断的风险敞口，提升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并稳定国内物价，来缓释上述风险。然而，完全的能源独立几乎无法实现，也缺乏效率。大多数经济体仍继续参与到全球能源市场中，而在该市场中，多元化——而非自给自足——才是首要战略。

效率与韧性：政策层面的权衡

经济学理论认为，专业化与贸易能够提升效率。然而，过度依赖外部供应来源可能会带来系统性风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强调了这种权衡关系，指出“旨在增强韧性的政策虽可能以牺牲短期效率为代价，但能降低长期脆弱性”。这种矛盾是现代能源政策面对的核心问题，各国政府必须在依托全球采购实现成本最小化，与依靠本土产能或供给多元化来缓释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战略大宗商品范围的扩大

战略大宗商品的范围已从化石燃料扩展至锂、钴和稀土元素等关键矿产，以及小麦和化肥等农业大宗商品和半导体等工业投入品。这些大宗商品对于能源系统而言不可或缺，对于可再生能源转型而言尤为重要。世界银行指出，对关键矿产的需求或将大幅攀升，表示“到2050年，石墨、锂和钴等矿产的产量可能会增长近500%”，以满足清洁能源的需求。

许多战略性大宗商品在地理上高度集中。例如，中国是稀土（作为关键矿产的一个子类）的加工环节的重要参与者。关键矿产供应链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地区，更容易受到地缘政治波动、贸易政策变化或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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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能源与大宗商品安全的政策工具

各国政府运用多种工具来增强能源独立性并保障大宗商品的获取。促进国内能源生产的政策包括补贴、税收激励和监管支持。例如，对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旨在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许多国家并非追求完全独立自足，而是致力于供应来源多元化。

石油、天然气和关键原材料的战略储备能够缓冲短期供应中断的冲击，也是能源安全框架的关键组成部分。出口管制、关税和本地成分要求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确保关键投入品的获取，尽管此类措施可能会加剧全球市场的碎片化。

能源转型：从燃料密集型系统转向材料密集型系统

从化石燃料向电气化转型，不仅是一次技术变革，更是全球大宗商品需求格局的根本性转变。传统能源系统以高能量密度燃料——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为主，其能源的开采、运输和消耗对上游原材料的需求相对有限。相比之下，电气化系统需要大量的前期金属投入。

国际能源署（IEA）指出，清洁能源技术的矿产密集度显著更高：

一辆电动汽车所需的矿产投入约为传统汽车的6倍。

电网需要大量的铜和铝。

风力涡轮机的永磁体依赖稀土元素。

这导致了从“流动型大宗商品”（石油、天然气）向“存量型大宗商品”（嵌入基础设施中的金属）的结构性转变。

供应集中：一种结构性脆弱性

能源转型所需矿产的一大典型特征是地理分布高度集中，其集中度往往高于化石燃料：

排名前三的国家控制着关键矿产约86%的精炼产能（2024年）。

锂精炼：约96%由排名前三的国家掌控。

稀土精炼：约97%由排名前三的国家掌控。

中国在大部分关键矿产的精炼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刚果民主共和国主导着钴矿开采，而印度尼西亚则主导镍新增供应。此外，新增供给的集中程度甚至高于现有产量：多种矿产的新增供应几乎全部来自单一的最大供应来源。

化石燃料与矿产依赖度的比较

能源转型并不会消除依赖，只是改变了依赖的性质：

化石燃料系统需要持续供应（流动系统），其价格波动受地缘政治和相对流动的全球市场驱动。

电气化系统的特点是前期材料密集度高、项目建设周期长（矿山开发需10-15年）、替代品有限，供应链刚性更强。金属嵌入基础设施中且可回收（这是长期优势），但在中短期内仍面临供应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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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扩张与需求增长：紧平衡状态

供应量虽在增长，但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

电池金属产量增速是2010年代后期水平的两倍，但该领域的投资增速在2024年放缓至约5%。

相比之下，需求正呈指数级增长，而新增供应却进展缓慢且属于资本密集型。

由此形成一种常见循环：短暂的供过于求引发价格暴跌（例如，锂价在2022年达到峰值后下跌了约80%），而后，投资不足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中期短缺风险随之出现。

资源领域的全新地缘政治经济格局

电气化转型正在重塑全球经济力量格局：

各国如今竞相获取采矿权、建设冶炼产能并掌控下游供应链。

超过一半的关键能源矿产受到出口限制。全球范围内，战略储备和产业政策正日益强化。

这可能推动区域化供应链的发展，并对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和成本产生影响。

能源转型从根本上重塑了能源与大宗商品之间的关系，在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关键矿产的新战略依赖。长期来看，由于供需矛盾持续且日益加剧，加之供应高度集中，大宗商品有望从中受益。

然而必须认识到，各国应对上述挑战的能力并不均等。原生资源获取能力有限的国家（例如欧洲各国）尤为脆弱，必须依靠进口来满足自身需求。

中东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前景的复杂性，短期内有可能对工业活动造成负面影响。尽管如此，这类供应扰动或将为能源转型提供额外动力，特别是能源净进口经济体——他们正寻求增强自身韧性并降低对外部冲击的风险敞口。

要成功管理这一转型，不仅需要技术创新，还需要协调一致的产业政策、供应多元化以及国际合作，以避免只是用一种依赖形式取代另一种依赖形式。■

作者高碧雅（Nadia Gharbi）为瑞士百达财富管理高级经济学家；崔晓为瑞士百达财富管理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