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现在的问题是，两国都没有真正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10月11日在新加坡接受财新专访时，罗伯特·佐利克以这句话，为近50分钟的对话收尾。

2005年，这位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外交官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20多年后，中美关系和两国的全球角色均发生巨大变化。

佐利克身形瘦削，留着标志性的八字胡。他曾任美国贸易代表、常务副国务卿及世界银行行长，长期参与国际经济与外交事务。

采访中，他对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的政治走向、中美关系和美国的全球地位给出详细分析。他认为，中美最高领导人维持接触、寻求稳定，是积极的开始，但两国关系仍然需要实质性的合作。他对美国政治的走向颇为忧虑，却不认为现有国际体系已经失去调整的能力。

11月3日，美国即将举行中期选举投票。佐利克认为，民主党几乎肯定会至少赢得众议院，且有可能拿下参议院。在他看来，选举的结果将削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国会的影响力，并让美国进一步进入面向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政治过渡期。

10月14日，美国保守派主流媒体福克斯新闻发布的民调显示，自5月份以来一直维持在39%的特朗普执政支持率，在最新一次调查中进一步下降至36%，创下其两个总统任期中的新低。

如果民主党重新掌握国会，佐利克预计，一系列针对白宫的调查将接踵而至，牵制特朗普政府的精力。

但他也认为，民主党可能会把这些调查，做到“超出了公众真正希望看到”的程度。民意纵使对特朗普有不满，却不意味着选民希望所有政治议程都围绕针对特朗普的调查展开。他认为，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下降，不等于其行为会趋于克制。

佐利克说，一些法院裁决、公众对部分政策的不满，以及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不愿积极落实其议程，都在限制特朗普未来两年剩余任期内推动政策的能力。共和党议员未必会公开与他对抗，却可能选择不跟进特朗普的议程。

“从国外看，可能很难理解的一点是，特朗普不会以退让来回应。”

他说，“他的影响力越弱、推动事情的能力越有限，他就越倾向于采取戏剧性的举动，让自己继续成为关注焦点。” 因此，即使中期选举结束，特朗普仍可能不断抛出大胆的举措。每日的新闻头条可能继续围绕特朗普展开，但并不意味着他对政治进程的实际掌控力仍与此前相同。

佐利克认为，在这些表象之下，人们的注意力将逐渐转向谁来接班。

曾服务于共和党政府的佐利克认为，共和党内，首先要面对的是特朗普本人对继任者的态度。

“我不认为特朗普能够想象一个继任者的存在。他觉得自己必须始终是核心人物，”佐利克说。他用特朗普曾主持的电视节目《学徒》作比：特朗普会让潜在的接班人彼此竞争，自己继续扮演裁决者，占据舞台中央。

民主党的难题则有所不同。在佐利克看来，民主党内的政治活力集中在进步派左翼，包括民主社会主义者。但最能调动这些支持者的候选人，未必容易赢得全国大选。民主党需要回答的，是能否团结在一位真正有能力赢得大选的人物周围。

国内压力是否会促使特朗普在中美关系上采取激烈行动？佐利克并不认为会如此。他判断，两国领导人各有维持稳定的理由。相比之下，下一任美国领导人将如何对待盟友、贸易伙伴和国际合作，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谈及2026年9月中美领导人在华盛顿的会晤，佐利克认为，两位领导人试图建立某种工作安排，具有建设性；但他尚未看到中美间的任一方有意愿深入讨论两国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国关系处于僵持状态。这好过对抗，但仍然没有达到我所期待的状态。”他说。

在他看来，两国出于各自的考虑，都希望维持关系稳定。困难在于，最高层达成一致，并不意味着下方的沟通和执行机制能够顺畅运转。

佐利克认为，双方缺乏的不只是信任，还缺乏愿意为建立信任而承担一定政治风险的执行层。他说，他还没看到有哪些关键人物，愿意积极尝试突破这一困境。

此外，佐利克坦言，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也不利于合作。他观察到，对华竞争在美国的政治讨论中，经常被延伸为对“中国威胁”的认知。

从关键矿产、供应链到网络安全和军事活动，强调“危险”的叙事不断出现，压缩了探索合作路径的空间。

但他并不认为中美之间的所有领域都在走向脱钩。人工智能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的模型成本较低，美国企业也可能利用中国模型，双方在技术发展中相互借力。与此同时，两国都面临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有理由就防止技术超出人类控制开展合作。

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他同样反对把安全概念无限扩大。他认为，美国应当考虑从低成本的中国太阳能板中受益，也可以让中国电池制造商在美国开展生产。

“美国拥有很强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人工智能能力，也有有利的地理位置。我们有底气主动接触，看看能否达成某种安排，”他说。恢复信任，还需要理解对方的不安全感。

他指出，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强大且具有威胁，却不容易理解，中方领导层同样可能觉得美国具有威胁性。美国的一些做法，被中国理解为意图压制中国的发展，而这又触及了中国对历史屈辱的深层记忆。

“至少尝试去理解彼此的视角，非常重要。”他说。中国领导人和学者们重视政策框架、共识与原则；美国官员则倾向于解决具体问题，双方需要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成功会带来更多成功。”

谈到中美如何恢复信任时，佐利克说，合作需要具体行动，而主动伸出手的一方，有时必须先承担风险。

佐利克是外交官出身，2020年出版了《美国在世界中：美国外交与对外政策史》一书，梳理美国从建国初期以来的外交史与国家战略。

佐利克说，目前旧秩序的断裂主要来自两个因素：美国从国际经济和安全领域的一些承诺中后退，以及中国实力在相对短的历史时期内迅速上升。特朗普的外交方式，对美国外交历史来说是异数。

佐利克将其概括为注重交易、以自我为中心、着眼短期。即使未来的美国领导人决定修复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也无法让一切简单回到过去。

佐利克指出，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已经因美国的行为深感被冒犯，信任的损失不会自动消除。

但他同时强调，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制度基础，并没有随之消失，仍有修复的基础。

例如日本和韩国需要安全保障，欧洲希望美国帮助应对俄罗斯，各国仍重视美国市场和技术。他认为，如果下一任美国领导人尊重伙伴、让各方分享合作收益，美国的国际关系仍可能出现转变。

北约及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安排，仍在发挥作用。佐利克以韩国的核武器讨论为例指出，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地区内的核扩散。如果这种由美国提供的保障被认为正在减弱，韩国可能转而寻求自身拥有核武器，继而又影响日本的选择。这也是他认为美国的部分安全安排符合中国利益的原因。

他同时指出，中国对外部世界如何看待中国自身的力量，仍缺乏充分认识。例如，欧洲对俄罗斯威胁的感受，就是一个例子。他认为，中国低估了欧洲的安全忧虑，而欧洲又将中国视为俄罗斯的“伙伴”。这影响着欧洲对中国的判断。

不过，他不赞同“旧秩序已经消失，必须另起炉灶”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及区域贸易安排，仍然可以成为未来合作的基础。

他尤其提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美国退出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仍让这一安排延续下来。这个例子表明，即使主导大国后退，既有体系仍有可能被保留并加以调整。相比之下，从头创建新的体系困难得多。

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倡导中等强国合作，到东盟和欧洲寻求新伙伴，许多国家都在思考，如何在对美国可靠性存疑、对中国也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维持经济与安全合作。佐利克认为，这些国家有主动作为的空间，但也应看到限度。

在全球体系最重大的问题上，中美两国的体量、技术和军事实力，决定了它们如何参与仍然至关重要。

对于未来，他更愿意用“演化”与“适应”的概念来理解国际体系，而不是把历史划分为一个个界限清晰的秩序。

佐利克正在撰写的新书讨论世界经济，涉及国际货币、贸易、移民、债务、技术与制裁，也试图从实践者的角度解释，政策如何改变、体系如何增强韧性。

佐利克目前最担心的风险是多国快速增加的债务累积。问题未必在于各国没有认识到债务风险，而是政治上难以处理。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2026年2月的基准预测中预计，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将从2026年相当于GDP的101%，升至2036年的120%；同期，联邦净利息支出占GDP的比例将从3.3%升至4.6%。而法国最新公共债务约为3.60万亿欧元，占GDP的119%。

“美国的长期利率也在上升，但我认为，人们仍然觉得，如果美国确实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它是有能力做到的。但看看法国的政府支出等情况，人们就不那么确定，其政治制度是否能够应对这个问题，” 佐利克说。

“在危机中能够借到钱，就是最根本的韧性。”佐利克说。金融危机、疫情和战争都说明，在不确定性上升时，能否融资关系到政府应对冲击的能力。如果平时不断消耗财政空间，下一场危机到来时就更难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