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座城市被红褐色或灰白色烟霾笼罩，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烟味。白天行车需要开灯，学校停课，体育中心关闭，航班取消或备降。

这是东南亚多个城市数月以来的常态，当地正遭遇十余年来最严峻的跨境烟霾危机。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城市频频登上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榜单，甚至一度包揽前三。

10月14日，印尼中加里曼丹省帕朗卡拉亚市卡哈扬河畔，人们穿行在红褐色的烟霾中。（图源：路透社）

10月20日下午，瑞士IQAir平台数据显示，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位居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榜首，新加坡排名第四。另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通报，该国空气质量连续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天数已超过2015年。为此，东盟专业气象中心（ASMC）近期启动区域南部烟霾三级警报，这是该预警体系中的最高等级。

本轮烟霾主要源于印尼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的森林和泥炭地野火，火灾自8月起持续蔓延。截至9月底，印尼全国累计过火面积达192万公顷，较8月底翻倍。截至10月20日，全国火灾热点数量达到115万个。监测数据还显示，印尼火灾排放量连续一个月位居全球首位，曾在七天内接近全球火灾排放总量的一半。

烟霾还随风扩散至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甚至菲律宾等周边邻国，严重扰乱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烟霾中含有甲醛、氰化氢等有害物质及PM2.5，可诱发呼吸道疾病、加重哮喘，甚至增加过早死亡的风险。

9月8日，印尼南苏门答腊省巨港市，一名消防员用树枝试图扑灭山火。（图源：路透社）

“自8月印尼野火加剧以来，烟霾持续笼罩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近两个月几乎没有实质性中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助理教授、气象与气候学专家王靖宇指出，本轮东南亚烟霾危机的突出特征是持续时间长、污染强度高，且几乎没有间歇期。“从最高污染指数和过火面积看，本轮烟霾仅次于2015年那场史上最严重的烟霾危机，但污染持续时间的连续性更为极端。”

致命烟霾来袭

作为此次野火的主要发生地，近几个月，印尼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两地约有4000万人暴露于烟霾之中。不少区域终日被红褐色烟霾笼罩。中加里曼丹省部分区域空气质量指数（AQI）更是一度逼近1600，该指数超过101即属于污染。

印尼卫生部10月18日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已有超过30万人感染与火灾相关的呼吸道疾病，其中超过一半是10岁以下的儿童。另外，8月11日至10月19日，该国有2604个国内航班受到影响，并迫使14个国际航班被取消。

9月14日，54岁的苏里亚娜在西加里曼丹省的家中通过鼻导管吸氧。（图源：路透社）

自8月以来，家住南加里曼丹省巴里托库拉县（Barito Kuala）的阿卜杜拉赫曼（Abdurrahman）天天受到烟霾的侵扰。他说，当地往年少有火灾，且基本不受烟霾影响，今年情况反常，烟霾烈度甚至超过2015年以及过去二十年里任何一次。

南加里曼丹省是此次印尼野火的核心区，无论昼夜，在家还是办公室，阿卜杜拉赫曼总能闻到刺鼻的焦煳味。27岁的他经营着家族企业，主要为客户提供纯净水灌装服务，还曾加入过当地环保组织“印尼环境论坛”（Walhi）。

阿卜杜拉赫曼日常骑摩托车出行，为了避免发生事故，他不得不将车速降至约30公里/小时。他正在上学的侄女则抱怨，即便佩戴口罩，也时常鼻塞流涕。

新加坡的形势同样严峻，经常霸榜“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地医院近期调研显示，1001名受访者里，53.4%的人鼻炎症状因烟霾加重。

9月2日，印尼中加里曼丹省东卡普阿斯区郊外，消防员正在山林里灭火。（摄影：阿卜杜拉赫曼）

在新加坡陪读三年的中国人昕木近期鼻炎剧烈发作，头昏、喷嚏不断，呼吸道不适让她尽量闭门不出，外出必戴口罩。

昕木表示，当地空气净化器早已断货，她只能从国内网购转运至新加坡。她提到，本轮烟霾在新加坡已持续快一个月，城市终日灰蒙蒙的，往年雨水充足，今年干旱少雨，烟霾明显更重。10月19日，难以忍受的昕木趁着孩子放秋假，立刻逃回国内。

在新加坡生活了十余年的中国人阿粟对烟味十分敏感。以往只要连续一周无雨，她便能隐约闻到空气中的焦煳味。但此次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远超以往。起初，她以为这又是惯常的烧芭现象，直到看到相关报道，才得知烟霾是由印尼山火引发的。

阿粟表示，很多民众在公共场所会自觉佩戴口罩，但她时常忘记，家人开始持续咳嗽，她同样咽喉干痛。阿粟希望印尼能尽快扑灭山火，在她看来，“大片森林被毁不仅是印尼的损失，同样也在损耗全球的森林资源”。

10月12日，新加坡，一名戴着口罩的行人走在滨海湾的林荫道上，背景中的建筑被烟霾笼罩。（图源：法新社）

马来西亚霾危机亦在恶化。该国卫生部近期披露，通过全国78家指定医疗机构对烟霾相关疾病的统计数据显示，呼吸道感染病例上涨了10.43%，结膜炎病例上涨了26.47%。烟霾恶化还导致多地学校停课，仅柔佛州10月就有近1200所学校停学，61万余名学生受影响。

马来西亚评级机构“MARC Ratings”首席经济学家乔伊（Ray Choy）研判，持续的烟霾危机或给该国每月带来约2.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距离火源800多公里的菲律宾也未能幸免，宿务地区曾因空气污染暂停线下授课，马尼拉及吕宋岛部分地区同样受到波及。

香港城市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地球科学讲席教授本杰明（Benjamin P. Horton）提到，烟霾的长期隐患在于常态化：一旦政府与社会将有毒空气视作季节性常态现象，就会用口罩、避霾场所、停课这类公共卫生应急措施来替代源头治理。“这无法解决污染根源，而且在一个正常地区，民众不应该无休止地适应不宜呼吸的空气环境。”本杰明说。

印尼野火难灭

印尼常年爆发不同程度的野火，致使东南亚民众长期遭受跨境烟霾困扰。当地野火由农业陋习、气候异常、商业开垦、泥炭地生态破坏等多重因素共同引发，其中烧芭现象被认为是罪魁祸首。

9月2日，印尼东爪哇省阿朱那山遭遇山林大火。（图源：国际环境网站“Mongabay”）

烧芭最初指焚烧芭蕉树，后泛指雨林农户为低成本清理土地，焚烧植被、秸秆与林木残株，利用草木灰作为天然肥料开展耕作的方式。自20世纪90年代起，该行为演变为低成本商业开发手段，主要服务于油棕榈和造纸林种植。烧芭开垦每公顷仅需5美元，远低于机械开垦的200美元。尽管印尼1999年已出台烧芭禁令，警方会查处违规人员、重罚涉事企业，但受经济利益与执法困难的限制，烧芭行为屡禁不止。

烧芭之所以容易引发大规模野火，与印尼丰富的泥炭地资源密切相关。泥炭地由长期堆积、未完全分解的有机质构成，多分布在湿润区域，储碳能力是普通森林的两倍。

印尼坐拥全球三分之一的热带泥炭地。健康的泥炭地既是红毛猩猩、苏门答腊虎等濒危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还具备防洪、固碳的生态价值。但长期人工排水、开沟开垦与土地开发，会使泥炭地干涸退化，转化为极易燃烧的“地下燃料”。

王靖宇指出，此次火势爆发后，由于缺乏充足的降水来扑灭，泥炭地火灾会转入地下焖烧，即便地表明火扑灭后，地下火情仍可持续数周、重新复燃，消防力量难以彻底遏制。

据印尼环保组织“泥炭地监视”（Pantau Gambut）统计，受棕榈油、造纸林人工排水工程影响，印尼约2420万公顷泥炭地中，超过1600万公顷已经出现干涸退化。

为了生产棕榈油，挖掘机正在破坏泥炭地。（图源：绿色和平组织）

相关研究发现，泥炭燃烧的碳排放量是普通森林火灾的10倍，泥炭地火灾虽然占印尼野火总数不到三分之一，却是烟霾的主要来源。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指出，8 月 8日至10月1日监测到共计6811处烟霾起火点，其中3557处分布在印尼141个泥炭地水文单元，970处落在120家持有森林经营许可企业的特许区块内，980处位于233个棕榈油特许经营区。截至10月6日，印尼今年野火累计的碳排放量约占同期全球的13%，创下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王靖宇看来，烟霾加剧的直接原因是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干旱。“今年旱季提前且持续时间长，植被和泥炭地中的水分被不断蒸发，变得极为干燥。一旦起火，火势便可能迅速蔓延至地下泥炭层，蔓延速度远超往年。”

本轮厄尔尼诺被认为是近几十年来较为强烈的一次。叠加印度洋气候异常，印尼部分地区旱季显著延长、降雨减少，约六成区域的雨季较往年推迟一至两个月。

10月20日，印尼南加里曼丹省，一群学生走在烟霾缭绕的道路上。（图源：法新社）

“不过，厄尔尼诺并不会制造火源。绝大多数火情与人类烧荒开垦、毁林等活动有关。泥炭地排水也会使土壤变得更加干燥易燃。此外，当前的厄尔尼诺发生在全球气温整体偏高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剧了灾害的严重程度。”本杰明如此解释。

马来亚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系政治生态学副教授海伦娜·瓦克基（Helena Varkkey）指出，1997年和2015年的强厄尔尼诺均伴随着严重烟霾，如今这一模式似乎正在重演。

阿卜杜拉赫曼则认为，印尼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此前低估了厄尔尼诺的影响，导致应对准备不足，不得不依赖当地消防人员扑救火情。然而，这些人员不仅工作超负荷，还面临装备匮乏、资金短缺等困境，而且主力还是由志愿者组成。

据印尼媒体报道，已有超过6万人投入森林和土地火灾的扑救工作。然而，持续的高温、浓烟和复杂地形使灭火工作充满危险。10月中旬，东爪哇布罗莫腾格尔塞梅鲁国家公园发生火灾，4名参与灭火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殉职。据当地媒体报道，截至10月中旬，印尼今年已有至少8人在野火扑救行动中死亡。

邻国不满加剧

因灭火治霾不力，印尼面临来自国内民众、环保组织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邻国的强烈谴责与法律诉讼。

10月初，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原住民族组织向当地法院提起集体诉讼，指控国家正副总统及多名地方官员应对野火与烟霾灾害严重失职，要求政府宣布国家灾难状态，以便展开全面救灾与重建。与此同时，印尼多地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治理不力。

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中，一名孩童在昏暗的橙黄色烟霾天气中，举牌向政府求助，牌子上写着：拯救我们的肺。“印尼环境论坛”成员西亚吉安（Uli Artha Siagian）指责，政府无视专家此前针对厄尔尼诺灾害风险的预警。

雅加达警方最近拘留了六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他们此前在市中心一座纪念碑上悬挂了抗议标语。（图源：法新社）

长期反复发生的跨境烟霾，也让邻国的忍耐逐渐接近极限。东南亚各国外长计划在11月举行的东盟会议上，集中讨论跨境烟霾治理问题。

马来西亚国会议员赛沙迪（Syed Saddiq）态度强硬，主张将印尼视作区域内的“弃儿”，并呼吁成员国向印尼提出抗议，谴责其灭火不力、放任烟霾扩散的行为。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亦公开表态称，该国已着手调查涉印尼野火的相关企业，必要时将依据2014年出台的《跨境烟霾污染法》发起法律追责，同时寻求多国联合处置途径。该法案初衷本是惩治跨国企业烧芭行为，但因印尼抵触，导致收效甚微。

王靖宇分析了跨境追责困难的核心症结：所有证据全在印尼境内，若无其配合，外界无法获取合法有效的司法证据。此外，尽管卫星遥感被广泛应用于火点追踪，但赤道地区常年多云，卫星监测存在大量盲区，这将进一步加大取证的难度。

王靖宇坦言，虽然东盟早在2002年就签署了《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议》，但协议未设置直接起诉机制，国际法院管辖也需双方同意，叠加东盟不干涉内政原则，让外交施压与法律追责均难以落地。

海伦娜则认为，执法不力并非因为缺乏相关法律，而是与裙带关系和腐败等问题密切相关。“东南亚并不缺乏环境法律和东盟合作机制，但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式、执法不力，以及政治经济利益凌驾于环境保护之上，导致烟霾危机持续存在。”

10月15日，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名男子骑着自行车，背景是被烟霾笼罩的城市天际线。（图源：路透社）

印尼政府应对野火的态度也加剧了邻国的不满。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哈桑（Hassan Abdul Karim）曾说，东盟各国均乐意伸出援手，前提是印尼放下民族自尊、正视问题。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自上台以来，就展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并高度强调“自力更生”。此前，印尼政府坚持认为有能力自行应对野火，印尼政府传播机构负责人沙甘达（Syahganda Nainggolan）甚至辩称，野火属于自然现象，并表示印尼森林不仅会带来烟霾，在没有烟霾时，也会为邻国输送氧气。

直到10月15日，在火情持续恶化的情况下，印尼政府才表示愿意接受外国援助，相关协调工作由国家灾害管理局负责。10月21日，普拉博沃在内阁会议上抨击一些国家借林火“羞辱印尼”，他还说，“至于某些喜欢侮辱印尼的国家，待时机成熟时，我们将揭露涉事企业。”

海伦娜总结，印尼与邻国在烟霾治理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四个层面：数据共享、援助机制、国家安全与民族尊严。在东盟框架下，相关谈判往往受到外交博弈和面子考量的影响，未能始终以科学证据为依据。

“东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缺乏惩戒条款和独立监督机制，以及援助必须获得受灾国明确邀请等制度局限，使区域治理难以有效落实。”海伦娜进一步指出，“此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均有企业参与印尼泥炭地开发，若采取强硬措施追究责任，也可能牵连本国企业。这使两国在与印尼交涉时始终有所顾虑，难以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跨境治霾之难

在国内外压力下，印尼政府于10月13日宣布，将灭火列为优先事项，力争在一个月内扑灭全国野火，并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涵盖灭火行动、执法行动和外交协调。

印尼政府已派出6万名联合救援人员参与地面灭火，动员350家私营企业加入，并出动61架飞机和直升机，开展空中灭火、火情巡查及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此外，印尼还尝试新的烟霾治理手段，在重灾区南苏门答腊省上空使用飞机喷洒1.5吨干冰，试图促使低空烟霾扩散、减轻局部污染。印尼方面表示，若试验取得成效，将考虑进一步推广。

印尼西加里曼丹省，民众在清真寺内举行集体祈祷，祈求降雨。（图源：路透社）

普拉博沃也试图通过打击腐败、调整机构人事来提高灭火效率。10月15日，他撤换国家灾害管理局负责人苏哈扬托，任命陆军中将克里斯托梅·西亚图里接任。同日，普拉博沃任命林业部官员萨蒂亚万出任新成立的国家泥炭地和红树林管理局负责人，责成其修复泥炭地生态系统，防止野火再次发生。

此次人事调整正值印尼肃贪委员会调查国家灾害管理局涉嫌腐败之际。此前，苏哈扬托的弟弟等5人已被捕。与此同时，印尼当局也在加大对违法烧芭行为的打击力度，已有223名个人和9家公司面临纵火相关指控或处罚。

为了从源头上杜绝野火，印尼环境部计划修订《环境保护与管理法》，取消农户依据传统习俗每户烧芭清理不超过两公顷土地的豁免权，并收紧特许经营土地监管：凡特许经营区内的土地在商业种植前遭焚烧，将禁止重新种植油棕等经济作物，以遏制业者蓄意烧芭。

在本杰明看来，东南亚跨境治霾成效不佳，根源在于治理重心错位。当前，区域协作主要集中于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却忽视了火情频发背后的利益结构与制度性原因，长期陷入“事后补救、事前缺位”的困境。

他主张转向源头治理，以长效机制取代单纯的应急应对，并提出五项举措：一是建立可核验的区域溯源体系，依托公开数据厘清火情责任，推动追责落实；二是将防火责任前置，明确土地经营主体的责任，规范泥炭地养护和火情防控；三是加强跨境供应链监管，推动各国协同执法，督促企业履行责任，防止其逃避追责；四是将生态修复与民生改善相结合，推广无焚烧耕作模式，提供替代生计，减少烧荒垦地；五是设定火情与污染程度的量化阈值，建立自动触发的联合处置机制，尽可能减少政治博弈对行动的干扰。

印尼南苏门答腊省奥甘伊利尔，一名消防员正在喷水灭火。（图：路透社）

谈及跨境治霾的难点，海伦娜认为，症结不在于缺少合作框架，而在于执行不力。她主张，东盟决策应以科学为依据，避免受到国别政治因素干扰：应根据污染程度和科学评估启动应急援助，而非完全取决于受灾国的意愿。

“东盟已有相关机制，可以快速应对海啸、地震等灾害，却对烟霾响应迟缓。原因在于，烟霾尚未被视为具有同等紧迫性的灾害，而且与纯粹的自然灾害相比，它具有更强的政治属性。”海伦娜说，“建立权威的科学研判机制，意味着成员国需要让渡部分自主处置权，这既是难点，也是破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