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自然环境遭受破坏所带来的隐性成本日渐受到金融界关注，碳市场定价体系应兼顾生态价值，引导金融资本支持环境保护。

近日，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原国际部总裁Paula DiPerna在香港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除此之外，在碳市场体系中我们需要量化评估环境和社会效益，并将其纳入企业现有财务管理体系。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于2003年正式启动交易，是全球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自愿性温室气体减排与交易体系。2010年，受美国未加入《京都议定书》等因素影响，该交易所被洲际交易所（ICE）收购，并于当年底停止原有自愿减排交易。此外，Paula是《给无价之物定价》（“Pricing the Priceless”）一书的作者，该书2023年出版，探讨以金融转型守护地球、应对气候危机。

Paula认为，自然生态系统不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不可或缺的营运性资产。与所有资产一样，它需要持续维护，否则会发生折旧。遏制其贬值的唯一路径是将其视为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保护环境并非单纯的慈善行为，也可以创造经济价值。”Paula表示，在碳市场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各方通过金融创新等手段提升碳交易收益，才能吸引更多资本从资源开发转向环境保护。

碳定价是将金融与环境保护真正结合起来的关键工具。碳定价机制是把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以此激励减排行为的经济性减排工具。根据世界银行现行碳定价数据库（World Bank Carbon Pricing Dashboard），碳定价机制通过碳税或排放交易体系来实现，从而激励排放者减少自身碳足迹。

世界碳市场建设进程加快。根据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ICAP）2026年4月发布的《2026年全球碳排放交易进展报告》，全球碳市场已从小众政策工具升级为全球气候政策核心的主流减排手段。截至报告发布日，全球已有41个碳排放交易体系（ETS）投入运行，2025年全球碳市场收入创下近800亿美元的新纪录。另有16个政府正在考虑或开发碳排放交易体系。世界银行发布的《2026年碳定价现状与趋势》还指出，全球已有87项碳定价政策实施，覆盖约30%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

Paula认为，碳定价的核心在于将大气层纳入考量范围。大气层的温室气体容纳能力有限，但长期被视为免费资源。随着温室气体剩余排放空间越来越少，排放者应当承担相应的经济成本。

她表示，我们正通过政策法规逐步收紧碳排放总量，可以形成碳排放额的稀缺性，进而推动碳价上涨。

作为一种不可逆的独特资产，自然资产的价值评估应当得到重视。她表示，后续行动需将环境创新与金融创新这两大理念整合到碳定价这一核心构想中。

中国的碳定价机制以碳市场为主，碳税仍处于研究制定阶段。其中，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于2021年7月在上海正式上线交易，范围从最初的发电行业扩至如今涵盖钢铁、水泥、铝冶炼、石化和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管控（详情见财新网报道《全国碳市场将再次扩围 石化、化工行业将被纳入》）。2026年9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9.61亿吨，成交额656.99亿元。

碳价方面，根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公布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数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至今，碳价最高达106.02元/吨，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之初的碳价增长约120.88%。

对比来看，相较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国碳价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2026年7月发布的《2026欧盟碳市场报告》，近3年欧盟碳市场现货均价为74欧元/吨（约合人民币553元/吨）。2026年1月，受供应紧张预期等因素影响，碳价达到自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即90欧元/吨（约合人民币673元/吨）。

相比欧盟碳市场采取拍卖与免费分配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电力行业已实现100%有偿分配），中国目前实行以免费分配为主的配额分配机制。欧盟较高的有偿分配比例使企业直接承担碳排放成本，更充分地发挥了碳价的减排激励作用。

此前，中国碳价上涨主要由强制履约驱动，交易呈现明显的“潮汐”特征。2024年碳价猛涨主要源于配额收紧、市场扩容及碳排放管理强化等因素引发的供需预期变化。与此同时，受免费配额分配、市场流动性不足等因素制约，碳价的价格发现功能尚未充分发挥，难以全面体现碳排放造成的生态环境成本。（详情见财新周刊2024年5月13日第19期《中国碳市场扩围在即》）碳定价的意义不仅在于体现碳排放的环境成本，还在于为其他生态效益的价值评估提供参考。

“目前，碳定价与其他生态效益间的联系尚未得到充分的建立。”Paula表示，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经济估值，但生态效益往往具有滞后性。如果在水源涵养等生态效益之外考虑碳封存功能，那么这一部分效益即可通过碳市场获得相应的经济价值。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在2026年3月发布的最新研究，全球超过一半的GDP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环境，但资本却仍然流向那些有害于自然环境的活动。这不仅会带来潜在的系统性风险，还会导致许多有价值的商业机会被忽视。

“我们需要通过科学研究、公共政策与金融资本的相互配合，才能更有效地推动环境保护。”她认为，科学研究成果应当成为监管依据，并引导投资者认识环境退化带来的经济风险，从而推动资本从传统资源开发转向生态保护与修复，并创造经济价值。

Paula表示，如今与自然环境相关的金融议题日益增多，生物多样性信用、水资源信用等新兴环境信用工具也逐渐受到她认为，这些新兴机制不应完全从零开始，而应借鉴碳定价机制的设计经验和运行模式，同时考虑碳信用价值在更广泛的生态环境价值体系中的定位。如果不将环境价值纳入碳定价体系和社会成本，我们将持续透支自然资源。

近年来，中国持续探索通过市场机制推动生态价值实现。2024年1月，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交易标的为“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它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强制碳市场主要是抓住中国排放最大的高耗能行业中的重点排放企业，覆盖碳排放占比七至八成；而CCER市场面向的是全社会各行业。

CCER供全国碳市场控排企业用于配额清缴履约抵销，抵销比例不得超过应清缴碳配额的5%。目前，生态环境部已发布18项方法学，覆盖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等气体回收与利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节能增效等重点领域。

《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指出，截至2026年8月底，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累计登记自愿减排项目41个、核证自愿减排量2423.35万吨，核证自愿减排量累计成交量2170.68万吨、成交额17.37亿元，核证自愿减排量成交均价86.51元/吨。

现阶段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市场化价值实现主要集中于碳汇领域，但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维系等领域的市场化仍处于起步阶段，部分项目还面临开发成本较高、市场需求不足、收益不稳定等问题。

如何完善生态价值评估和金融支持机制，使自然保护形成持续的经济回报，仍是当下有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全球碳市场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市场之间缺乏有意义的联动机制。”Paula说，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市场，如何将自身融入其他不同发展阶段的碳市场体系之中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区域碳市场不是一种缺陷，但各区域市场显然还有进一步协调统一、实现市场互联的空间，”她说。

中国正在推进跨境碳交易制度建设，与国际碳市场的联通仍有待深化。今年9月中旬，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张昕表示，在生态环境部指导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正在编制《跨境碳交易管理办法》，目前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详见财新网《碳信用供给不足 中国加快跨境碳交易制度建设》）2026年1月，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俗称“碳关税”）正式实施。

被纳入范围的产品在出口欧盟时，须补足与欧盟内部生产相同的碳成本，缴纳相应的CBAM证书费用。

加强国内外碳市场合作与互联互通日渐重要。尽管大多数行业企业尚未被欧盟“碳关税”直接覆盖，但围绕“碳”的合规压力与不确定性，已在外贸行业蔓延。当下，中国正就CBAM规则与欧盟开展沟通，部分企业也在推进低碳产品国际标准互认，以争取减排成果获得国际认可。（详见《财新周刊》2026年第4期《欧盟“碳关税”来了 中国企业作何准备？》）Paula表示中国应在国际谈判中发挥更大作用，在这一方面展现出更加积极、明确的领导力。

她特别提到，凭借成熟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可以率先探索不同碳市场之间的互联互通，并为中国内地参与国际碳市场提供重要窗口。

2026年10月14日，香港交易所旗下Core Climate平台完成两项跨境试点。其中，香港交易所与深圳绿色交易所合作，为三家境外机构提供深圳碳排放配额交易结算服务，实现了境内外碳交易所的首次跨境结算。

Paula指出，推动碳市场互联互通，还需要建立透明、可信且流动性充足的交易体系，将碳交易发展成具备成熟金融工具和交易机制的市场，为不同碳市场之间的合作与衔接奠定基础。

“各国仍可保留自身碳市场的独特性。”她指出，但从长远来看，碳市场最终需在国际层面形成共同的监管规则，并建立相应的跨国市场运行机制。

当前，随着极端天气频发和地缘政治局势日趋动荡，全球碳市场的建设发展难以成为政策优先考虑的事项。她认为，香港此时可积极探索不同碳市场之间的互联互通路径，并抢占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