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外交政策，作者阿德里安·卡拉特尼茨基是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米尔米顿集团的创始人，也是《战场乌克兰：从独立到与俄罗斯的战争》一书的作者。

9月中旬，一些网络调查人士仔细查阅了俄罗斯一家鲜为人知的组织“民族团结国际俱乐部”的网站。这个俱乐部聚集了俄罗斯政界人士、国家媒体宣传人员以及安全机构特工，并宣称是“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令”成立的。

俱乐部声称以“尊重、和平、和谐与互助”为原则，支持面向“乌克兰人民以及其他身处困境国家民众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

然而，与这个组织有关联的许多外围人物却公开主张对西方国家首都和乌克兰城市发动核打击。

这个俄罗斯宣传组织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领导层名单中出现了几名美国人的名字。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他一直在传播克里姆林宫否定乌克兰国家合法性的论调，包括声称2014年的乌克兰广场革命是美国支持的政变。

萨克斯近年来从备受尊敬的学者，转变为一个甘愿替独裁政权宣传的人，而这个政权正在发动一场越来越血腥、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战争。

要理解这种转变，就必须考察一种由来已久的现象：政治上的“同路人（fellow travele）”。

“同路人”这个词有着悠久的历史。苏联成立初期，这个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希望获得外部支持，并试图在资本主义世界煽动革命，这个词便在当时出现。如今，“同路人”被用来形容那些同情俄罗斯、俄罗斯领导人及其战争的西方公众人物。

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东部地区后，克里姆林宫的许多西方支持者来自欧洲。如今，这些人却主要来自美国，而且横跨不同政治阵营。

当然，欧洲仍然存在一些坚定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人物，例如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以及目前居住在圣彼得堡的奥地利前外交部长卡琳·克奈斯尔。

两人都曾为俄罗斯能源企业工作。

不过，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许多过去欣赏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欧洲政治人物已经转而批评俄罗斯，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就是其中之一。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欧洲部分右翼人士开始减少对克里姆林宫的支持时，美国人却正在取代他们的位置。

今年6月举行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普京的美国“同路人”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最耀眼的人物是右翼播客主持人坎迪斯·欧文斯。

萨克斯从纽约通过视频参加了论坛。他如今经常出现在俄罗斯电视主持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节目中。

索洛维约夫是俄罗斯最狂热的战争鼓吹者之一，公开主张消灭乌克兰人、轰炸西方城市。

论坛结束后，安德鲁·泰特和弟弟特里斯坦·泰特参观了俄罗斯的一处军事训练场。两人在英国因涉嫌强奸和人口贩运而遭到通缉。他们向遍布世界各地、以年轻男性为主的追随者传播对俄罗斯及其军队的赞美。

此后，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也访问了莫斯科。米尔斯海默认为，西方应当为普京试图摧毁乌克兰的意图负责。

毫不意外，俄罗斯政府利用他的言论为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辩护。

这些并不是唯一受到克里姆林宫及其宣传论调吸引的美国知名人物。其他人还包括福克斯新闻前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纳、右翼意见领袖史蒂夫·班农，以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迈克尔·弗林。

欧文斯访问俄罗斯期间，曾接受另一名“同路人”、CNN前主播里克·桑切斯的采访。

桑切斯如今常驻莫斯科，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RT主持克里姆林宫最重要的英语新闻节目。自2022年以来，RT已在美国和欧洲遭到禁播。

欧文斯和此前的卡尔森一样，称赞莫斯科所谓的整洁与安全，并坚持认为，任何对俄罗斯的不信任都不过是没有必要的“冷战后遗症”。

两人的言论无意间呼应了另一名“同路人”莱昂·福伊希特万格。这位流亡德国的小说家和剧作家曾在20世纪30年代访问苏联。

当时，斯大林刚刚实施了大规模恐怖统治，并制造了造成种族灭绝的饥荒。福伊希特万格却感叹道：“在莫斯科这座伟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和谐、满足，甚至幸福的气氛。”

当然，与过去同情莫斯科的西方文化名人相比，今天的俄罗斯支持者实在相形见绌。

当年的支持者包括毕加索、费尔南·莱热等艺术家，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以及安德烈·纪德、西奥多·德莱塞、约翰·多斯·帕索斯、欧内斯特·海明威、萧伯纳等作家，甚至还包括曾短暂支持苏联的诗人威斯坦·休·奥登。

今天亲近俄罗斯的人物或许缺乏这些前辈在艺术和文学上的成就，但他们拥有庞大的社交媒体受众，对“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当代人物支持一个奉行军国主义、实施政治压迫的社会的动机？

一个切入点是考察克里姆林宫最早的一批西方支持者。为此，我最近深入阅读了戴维·考特1973年出版的《同路人》。这本书全面梳理了苏联时期的这一现象。

考特在书中解释，最早一批“同路人”的主要动力，来自他们对社会进步的信念，以及相信社会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划和改造得到改善。

考特还指出，这些人之所以赞赏苏联的政治实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国家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深感失望。

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担忧本国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兴起，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成为抗衡法西斯主义的力量。

因此，这些“同路人”经常忽视苏联政权犯下的骇人罪行，甚至为之辩护。其中包括斯大林政权在20世纪30年代初通过制造饥荒，在乌克兰实施的种族灭绝。

在被称为“大恐怖”的政治和文化镇压达到顶峰时，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仍然自豪地站在斯大林统治的苏联一边。

例如，1937年，伦敦举行了一场以“与苏联的和平与友谊”为主题的会议。坎特伯雷座堂主任牧师休利特·约翰逊、出版商维克托·戈兰茨、英国贵族阶层成员以及工党议员都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具有影响力的西方记者在其中发挥了尤其恶劣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是《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他成为斯大林的热情支持者，并为苏联政权的罪行粉饰辩护。

今天，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与当年如出一辙，都是利用西方社会的不满和焦虑来争取支持者。

面对西方文化右翼，克里姆林宫强调俄罗斯所谓的传统价值观。

面对那些希望避免与核大国发生冲突的国际和平倡导者，克里姆林宫则把乌克兰投降描绘成实现和平必须付出的代价。

考特在书中记述，苏联当年主要通过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开展对外宣传。这个协会与西方共产党合作。此外，苏联还成立了各种友好协会，专门争取非共产主义者的支持。

1991年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的对外影响力网络随之瓦解。普京上台后，这些网络获得新的资源，逐渐得到重建。

2014年俄罗斯首次入侵乌克兰时，克里姆林宫利用这些影响力网络传播一种说法，声称俄罗斯的入侵实际上是乌克兰内部的内战。俄罗斯还借助这些网络扶植批评乌克兰的声音，贬低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

作为克里姆林宫面向全球播出的多语种电视网络，RT在这场宣传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T在西方遭到禁播后，俄罗斯把影响舆论的行动转向社交媒体。

克里姆林宫开始扶持那些反对所谓“觉醒主义议程”的知名人物。这些议题涉及性少数群体权利、世俗主义和移民政策。

俄罗斯也把目标对准了那些希望避免与俄罗斯发生更大规模冲突的人，因为这些人同样容易受到莫斯科宣传论调的影响。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克里姆林宫投入大量资源，支持各种组织和活动，其中就包括民族团结国际俱乐部。

为了争取西方文化右翼的支持，普京于2022年11月签署了第809号总统令。

这份文件名为《关于批准保护和加强俄罗斯传统精神与道德价值观国家政策基础的总统令》，全面抨击西方社会的堕落和自由主义，并把俄罗斯塑造成一个坚守传统、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父权制社会。

这份总统令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立场高度一致。

二战期间，斯大林对东正教会实施清洗并加以渗透。残存的教会组织后来成为苏联战争宣传的重要工具。自那时以来，俄罗斯东正教会一直受到克里姆林宫的控制。

另一个推动俄罗斯扩大宣传行动的机构，是“海外同胞权利支持与保护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秘密向主要位于欧洲的组织和个人拨款，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

克里姆林宫在影响美国右翼方面投入了充足资金。

俄罗斯已经向美国的意见领袖和播客主持人投入数百万美元。除此之外，一个庞大的俄罗斯网络机器人系统还帮助亲俄人士提高了社交媒体上的曝光率。

作为回报，美国盟友为俄罗斯宣传人物提供了传播观点的媒体平台。

其中包括俄罗斯极右翼民族主义者亚历山大·杜金。长期以来，俄罗斯情报机构一直让杜金负责拉拢西方右翼思想人物。

邀请杜金在自己的媒体平台发声的美国意见领袖包括塔克·卡尔森和亚历克斯·琼斯。

借助这些平台，他们传播一种观点：对于那些认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在摧毁西方社会的人而言，俄罗斯是一处安全的避风港。

原本享有良好声誉的西方意见领袖与残暴的独裁者结盟，甚至对他们大加颂扬，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现象在左翼和右翼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20世纪30年代，已经退位的英国国王、后来的温莎公爵，以及工业家亨利·福特、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IBM首席执行官托马斯·沃森和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都曾赞扬希特勒及纳粹政权。

与莫斯科类似，柏林当时也建立了名为“海外组织”的国际网络，通过各种宣传活动争取西方公众的支持。

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崇拜者中，则有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巴特勒·默里和诗人埃兹拉·庞德。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北越的独裁政权也拥有不少西方同情者，包括玛丽·麦卡锡、伯特兰·罗素、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

诺姆·乔姆斯基和简·方达都曾访问北越，并公开支持他们所认为的北越反帝国主义事业。

后来，乔姆斯基甚至对20世纪最残暴的杀人者之一、柬埔寨领导人波尔布特犯下的罪行提出质疑。

贯穿这些“同路人”行为的一条共同线索是，他们似乎被本国政治和思想领域的仇恨所吞噬，包括对政治对手的蔑视，以及对自己所生活社会某些方面的憎恶。

这种仇恨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愿意拥抱最残暴、实施种族灭绝的外国政权。

他们遵循的逻辑是：国内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正如考特在书中解释的，最早一批“同路人”中，有些人在1939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署后开始对莫斯科感到幻灭。

这份条约使纳粹德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两年结成联盟，并为两国联合入侵波兰创造了条件。

另一些人直到战争结束后，目睹中欧沦入共产主义专制统治，才承认自己对苏联已经失望。

1949年，包括纪德、斯蒂芬·斯彭德和阿瑟·库斯勒在内的几名前苏联同情者，共同参与编写了一部文集《失败的神》。

在这本书中，他们反思了当初支持苏联统治的原因，描述自己逐渐失去信仰的过程，并承认曾经犯下的道德错误。

斯大林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又有更多“同路人”与苏联决裂。

还有一些人是在苏联坦克镇压1956年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才最终放弃了对莫斯科的支持。

今天这一代“同路人”，未来是否也会经历类似的反思？

恐怕没有多少理由期待他们改变立场。

过去几代“同路人”之所以能够反思，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的大规模罪行大多发生在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随着真相逐渐曝光，许多人最终抛弃了斯大林。

今天的普京支持者却不同。他们生活在一个普京政权的本质几乎已经完全暴露的时代。

大量数字记录和目击者证词证明，俄罗斯在乌克兰系统性地实施战争罪行，其中包括俄军在占领区犯下的难以言表的暴行。

然而，当代“同路人”要么无视这些证据充分的事实，要么认为这些事实无关紧要。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他们对普京建立的审查和政治镇压制度漠不关心。

这个制度扼杀自由讨论，并将任何不赞成普京所谓“特别军事行动”的言论定为犯罪。

美国一些播客主持人和政治评论人士不断谴责美国所谓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并把自己塑造成严谨的真相追寻者。

但他们对于普京在俄罗斯如何对待言论自由，却毫无兴趣。

斯大林犯下的罪行，其规模比普京迄今犯下的罪行大出一个数量级。

但今天这一批“同路人”比上个世纪的前辈更加应受谴责，也更加危险。

过去那些西方知名人士支持斯大林，固然涉及严重的道德问题，但在实际层面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因为当时根本不存在切实可行的办法来阻止斯大林，或者避免他犯下那些罪行。

今天的情况却截然不同。西方拥有有效抵抗普京侵略的能力。

如今，那些替普京开脱辩护的人通过煽动争议、扭曲公共讨论，能够拖延、放缓甚至切断乌克兰急需的援助。

他们实际上正在积极协助普京发动战争。

历史对这些人的评价，很可能比对那些误入歧途的前辈严厉得多。

不过，最有可能受到历史严厉审判的，是普京“同路人”阵营中最新加入的成员：特朗普。

多年来，特朗普一直美化普京，公开表达对他的欣赏，却经常对乌克兰民选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现出轻蔑。

但最近几天，特朗普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同情普京的程度，跨越了地缘政治上的一道重大界线。

特朗普最初把美国从乌克兰的坚定盟友转变为中立调停者，如今又进一步削弱了乌克兰的自卫能力。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解除能源制裁，为克里姆林宫提供了资金，而这些资金将被用于对付乌克兰。

更可耻的是，特朗普选择这样做的时候，俄罗斯正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试图让乌克兰主要城市变得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几乎一致谴责特朗普与普京结盟，再加上共和党内部及共和党选民中仍有相当多人支持乌克兰，这些压力或许最终能够迫使特朗普改变方向。

但特朗普最近这些行为所表现出的冷酷算计和道德沦丧，必将在他本就充满争议、造成巨大破坏且令人不齿的总统任期中，留下永久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