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这是一部关于近代早期日本的环境警示录。几个世纪前，数以万计的露脊鲸、灰鲸和座头鲸曾游弋在太平洋广阔的海域；而在今天，这些鲸群却已所剩无几。围绕现代日本的捕鲸争议，美国历史学家雅各比娜·K. 阿奇借助来源广泛的多种资料，以敏锐的历史学眼光，追溯鲸鱼以及商业捕鲸副产品如何融入日本各地的生活，对“几千年捕鲸传统”的修辞提出质疑，指出日本捕鲸从未和谐地“可持续”过。
】几个世纪前，曾有数以万计的露脊鲸、灰鲸和座头鲸游弋于太平洋上的一个面积辽阔的狭长地带里，今天，它们规模庞大的洄游行为仅余下了少量踪迹。对于一个站在日本和歌山县岩石质海岸上的人而言，鲸喷出的粗壮水柱和洄游的鲸群那偶尔惊鸿一瞥的光滑脊背在17世纪初还是冬日里一道司空见惯的风景，而今这风景已经让位于开阔宁静、一望无际的海面。
穿过日本海、往返于九州岛西北海岸的群岛和鄂霍次克海之间的那些庞大鲸群，现在数量已经锐减到哪里能看到一头鲸都能成为新闻的程度。
尽管鲸群的数量锐减，但日本人至今仍在持续地捕鲸。针对这一活动的争议，因多数其他国家都已经遵照一项由国际捕鲸委员会于1982年提出、1986年生效的公约停止了商业捕鲸而变得激烈起来。对国际捕鲸委员会成员国而言，只有两种情况属于公约的豁免事项：首先，委员会允许土著捕鲸者出于基本生活需要的捕鲸活动，例如生活在北极圈内的一些民族，其生活方式和文化整体上都植根于每年规模甚小的鲸获，这些人群不宜与那些对鲸群实施大规模商业化掠夺的国家同等对待。
日本的捕鲸从业者曾尝试辩解称，他们的捕鲸文化与土著居民的捕鲸文化同样受到了这份公约的威胁，但他们并没有被允许援引这条规则得到豁免。作为一种替代方案，他们利用了第二种豁免情形，即允许成员国政府为小规模的科研目的签发捕鲸许可。在那个年代，由于所有关于鲸类的生物学知识都来自跟随捕鲸船出海的科学家，而非致命性的采样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尚未得到推广，因此国际捕鲸委员会保留了这个许可的选项，以确保科学家能够继续收集鲸类的生物学信息。
虽然日本政府持续不断地为每年来自南极海域和北太平洋的鲸获签发所谓的“科学”许可，但日本捕鲸业的批判者表示，这不过是他们继续进行商业捕鲸活动的一个幌子。
联合国国际法院曾在2014年做出判决，确认了这种许可下的捕鲸活动并非出于“真正的”科学目的，但受日本政府资助的“财团法人日本鲸类研究所”（以下简称“鲸研所”）仍然在持续地派遣捕鲸船。利用“作为样本的鲸不应浪费”这项倡议为借口，鲸研所将采集数据后取得的鲸肉全部转让给一家关联企业，并在日本境内销售。
而他们进行科研的目的，则在于找出一个可持续的鲸获数量，以便能够废止禁捕公约。例如，鲸研所的一名所长曾经在2002年召开的传统捕鲸峰会上说：“日本以其有几千年历史的捕鲸传统为傲，并且坚信鲸肉作为一种食物来源是可持续的，这正是我们不会停止签发许可，并且继续大力提倡捕鲸的原因。”峰会的其他成员还强调了捕鲸作为一种文化与传统的观点，认为如果在21世纪商业捕鲸不能继续下去的话，那么食用鲸肉的习惯，以及与其相关的“长年累月形成的宗教祭祀与表演艺术”就会陷入濒临消失的危险之中。
也就是说，尽管日本的捕鲸活动是在科学研究的豁免下进行的，但其支持者所依赖的很大程度上又是与土著居民豁免类似的论据——他们主张，由于他们捕鲸的传统和实践与其文化密不可分，所以日本应该免受国际捕鲸委员会商业捕鲸禁令的管制。
这些主张的问题在于，它们把论点放在了一种泛泛的趋势或概括性的描述，而非具体的历史细节上，人为制造出了一种经过夸大的连续性。换言之，这些支持“传统”捕鲸的案例更多地停留在一种“发明的传统”上，而不是建立在关于捕鲸的历史现实和当前的现实相比较的基础上。要解开那些导致现代人对捕鲸、鲸类和海洋资源的历史作用产生误解的线索，就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检视近代日本。
如果缺乏对那个时代的自然史、捕鲸技术的变革、鲸产品的变迁及其经济作用、新的知识与叙事方法，乃至对鲸这种动物的精神性理解就会很容易忽视从德川时代至今日本人与鲸互动的方式所发生的那种戏剧性的变化。我们并不缺乏关于历史上鲸与日本社会互动的信息，但这些内容大部分散落于多种多样的史料当中，其中包括捕鲸业的业务记录、绘卷、科学史和博物学著作、文学、纪念碑、宗教文本以及与鲸相关的文物等。
研究某些鲸组的日本学者收集了一部分这类史料，地方史学家收集了另外一些，但这类信息只有极少一部分能在英语世界接触到。因此，可能只有极少量的文本可以帮助国际听众来理解日本那些赞成捕鲸的意见中关于传统捕鲸文化重要性的呼吁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自从捕鲸禁令生效以来，对过去的日本捕鲸历史的兴趣和讨论有所增加，但这些讨论通常是在关注现代日本捕鲸问题的著作中，以简短的评论形式出现的。捕鲸的支持者，则生产制造一些与支持捕鲸的政治议程密不可分的内容，特别是前农林水产省官员小松正之的大量著作。此人是助推了当代日本“科研”捕鲸项目的关键人物之一，并且在其大量著作中向大众读者论证捕鲸对于日本文化的重要性，作为他保护现代捕鲸不应被消灭的政治议题的一部分。
他的著作带着相当强烈的偏见，意在强调捕鲸对于当代日本的重要性，因此无疑会倾向于夸大现在与过去的连续性，而不是展示捕鲸实践中的变化、对鲸的态度，以及人们利用鲸的方式的变迁。这种非历史的观点，对德川时代日本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现实颇有损害，现实是，德川时代的日本是一个群岛国家，依赖于其所在的水域栖居的生物而生存，而这些生物移动的足迹遍布了整个太平洋海盆。
确有证据表明，早在史前时代人们就曾经捕猎过，或至少是乘机杀死过搁浅的鲸类，却没理由相信捕鲸的传统在九千年间从未中断。因为日本列岛自有历史记录以来，经历了从采集渔猎社会到定居农耕社会的转变，跨越了许多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而且，事实上，绝大多数赞同捕鲸的观点并不怎么重视史前时代对鲸的利用的问题。
因为由采集渔猎者构成的绳文文化，并不适合作为以定居和稻作为中心的典型的日本文明的最佳模型。对于那些可观测的捕鲸传统，我们拥有的有意义的史料记载的第一个时间点出现在16世纪70年代，伴随着有组织的、装备了捕鲸叉的捕鲸团体（鲸组）在伊势湾和三河湾兴起”——伊势湾和三河湾组合成一个面积广大的海湾区域，位于东京和大阪之间。
这些鲸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600年以后，这类捕鲸活动在日本南侧的沿海地区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普及。日本人——此处指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日本人，而不是有机会享用稀罕的搁浅鲸肉盛宴的少数宫廷精英——围绕鲸肉消费最早的所有传统，都属于这个沿岸的鲸组捕鲸时代（约1570—1900年），这与德川幕府的时代大致重叠。
如果我们把1590年以后奠定了“德川和平”基础的政治稳定期以及明治时代（1868—1912年）的前几十年也包含在“近代早期”的范围之内的话，重叠的部分就更大了。然而，即便把日本捕鲸的传统仅仅限制在这最后的450年里，由于日本在最近的一个半世纪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变革，因此当我们将现代与近代早期的捕鲸活动进行比较时，能发现的也更多是差异，而非连续性。
即便二者偶有相似之处，也未必是今日的捕鲸支持论者所关心的。例如，近代早期的捕鲸活动与现代一样，是一种关注利润而非生存需要的大型商业行为。
诚然，近代早期和当代的日本人都捕鲸，但无论是捕鲸的技术、设备、场所，还是参与捕鲸活动的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这两种做法都称为“日本的捕鲸传统”无疑是一种误导。
在近代早期的日本，鲸组捕鲸的组织结构和技术均与现代捕鲸截然不同。当时的捕鲸者隶属于某个特定的“组”，这些“组”位于沿岸的村庄中，在海滩上拥有用于加工捕捞到的鲸类的场所。这样的“鲸组”由个人经营，通常是一位本地的精英阶层。此人在当地身份等级较高，但向统治者效忠的等级则较低，换言之，他不能是直接隶属于藩主（大名）或其他重臣的人。
每个组至少需要300人来运作，最大的则有接近3000人。他们以海岸上目力可及的水域中的鲸为目标，并且将猎杀的鲸拖回岸上进行处理。鲸组向本地和外地买家出售鲸肉以及鲸的其他部分，例如鲸须和鲸骨粉。尽管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开展活动的鲸组总数难以确定，但到17世纪中叶，伊势湾（大约在东京和大阪的正中间）到南四国的土佐湾，再到九州岛西北岸的群岛地带，都有鲸组的活动踪迹。
只要沿岸海域的鲸群数量仍然充沛，沿岸捕鲸就可以轻松地利用日本渔村中既有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来进行。正如那些因为在陆地附近已经无法捕捞到鲸类才转向远洋捕鲸的欧美同行一样，日本捕鲸也一直瞄准着离自己最近的鲸类种群。与西方捕鲸历史的主要区别在于，沿岸的鲸类洄游路线和日本附近海域的大陆架结构，使日本捕鲸者能进行沿岸捕鲸的时间比其他的商业捕鲸者长得多。
无论日本还是其他国家，现代的工厂船捕鲸都是一种由多家企业共同运营的工厂船在远洋地区主要是南极海域处理鲸类的商业行为。19世纪40年代，太平洋的鲸类种群在美国捕鲸者的捕捞压力下逐渐崩溃，日本的捕鲸者逐渐意识到，他们必须采用全球捕鲸产业最新研发的技术来捕捞速度更快的远洋鲸类。到20世纪20年代捕鲸工厂船发明时，日本的捕鲸公司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放弃沿岸捕鲸了，它们早已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使用更大的远洋捕鲸船以便将鲸获拖曳回岸上的加工厂，因为近海的鲸类数量早已过少，无法支撑商业捕鲸所需的经济效益。
各国的工厂船捕鲸队均使用约20—60米长、有引擎驱动的捕捞艇进行作业，速度远非沿岸捕鲸用的敞篷划艇可比。用安装在艇艏的捕鲸炮捕获的鲸，被拖曳到一艘更大的工厂船上，工厂船负责处理船队捕获的所有鲸获。与活着的鲸类打交道的，只有各家公司雇用的那几百名捕捞艇队上的船员，其他人能接触到的只有鲸油，以及——在雇主是日本或挪威人的情况下——鲸肉。
使用捕捞艇和工厂船的新技术，让20世纪的捕鲸者屠杀鲸类的效率远高于以往。1938年，捕鲸观察家、美国海岸警卫队上尉昆汀·沃尔什指出：“一艘现代化的工厂船，在一个捕捞季中的鲸获，比1846年全美国700条以上的捕鲸船队捕到的总数加起来还要多。” 不加批判地把过去的捕鲸活动与现代化的工厂船捕鲸联系在一起，仿佛现代的捕鲸活动仅仅反映出一种自然而然的技术进步，其文化内涵却与过去的捕鲸并无不同；而近代早期捕鲸的实际情况，则被简化成寥寥几个脱离了背景的画面与话题，聚焦在同样是猎杀鲸类这一共性上。
即便在日本，没有经过专门语言训练的人也无法阅读20世纪以前的历史文本，因此，公众容易接触到的关于德川时代捕鲸状况以及人们对鲸类的态度的信息，大多来自关于捕鲸历史的二手文献，而这些文献中很多显然是对过去与当代捕鲸的连续性持支持立场的。对那些无法阅读此类日语学术著作，只能依靠已出版的关于日本过去的捕鲸活动的少量英文文献的人而言，这种信息获取方面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承认现代捕鲸与近代早期的捕鲸之间存在差异的作者，往往会认为以前的捕鲸比20世纪的捕鲸更具可持续性，因为后者明显导致了南极海域鲸类数量的迅速减少。就连在著作中明确驳斥了基于文化与传统来主张日本当代捕鲸与过去的连续性论点的森川纯都说，德川时代的捕鲸是可持续的。像他这样认为“传统”捕鲸是可持续的人，往往将近代早期的捕鲸形式定性为小规模、地方性的，对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部分影响有限。
例如，西胁正弘曾经毫无根据地声称，17世纪日本全国每年捕获的鲸只有60头（而在他写作时，每年捕获的鲸数以万计，引发了环保主义者对拯救鲸类运动的关注)，这显然是一种低估。由于一些鲸组的档案已经散佚，全日本的总捕获量无从统计，但仍可以看到，至少两个组曾经在17世纪的一年内就捕获了超过80头鲸。
17到19世纪初，距离鲸组在日本出现已经超过150年，约有90多个组同时作业。假设每个组平均每年的鲸获量为20头（在鲸获量极少的年份和非常成功的年份之间取平均值），考虑到1600—1800年间捕鲸产业规模的扩张，平均每年作业中的组按约50个算的话，那么早在西方捕鲸者对太平洋产生任何影响之前的两个世纪里，日本的鲸组就已经捕获了超过20万头各种鲸类。
这种“影响有限”的假设，固然是因为缺乏关于历史上的捕鲸活动的详细史料所致，但部分也是因为两个时代鲸类种群数量的巨大差异而起，而造成这种差异的责任则完全在于人类。如今，我们仍然缺乏关于那些曾经在日本沿海大量出现的鲸类的迁徙行为和生命周期的重要信息。不过，我们仍可以通过捕鲸档案，以及描绘鲸的绘卷等史料，来重现鲸在日本沿海海洋环境中的地位。
过去日本捕鲸活动的具体影响，很大程度上被近代以来鲸群数量巨大的损失所掩盖，仅在19世纪40年代，单是美国的捕鲸船从太平洋捕捞的露脊鲸就达到约3万头（作为对比，现今太平洋露脊鲸种群的总数约为500头）。进入20世纪，由于世界其他海洋中大部分可供捕捞的鲸类都已被捕杀殆尽，而现代工业化的捕鲸（包括日本的远洋捕鲸）又使南极海域的鲸群数量进一步减少，以至于人们开始对它们的灭绝产生了迫切的担心。
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两次浩劫之前的海洋是什么样子的，但在19世纪中期之前，大量的洄游鲸群构成了日本沿海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今天是完全看不到的。
这两个种群崩溃的时间点，在因捕鲸导致鲸类种群锐减，从而不得不更换目标物种或寻找新捕鲸场所的全球历史上，只是最晚近的两次。除了北极圈及其附近北大西洋沿岸的土著居民可能从事的自给自足的捕鲸活动，各种形式的本地捕鲸活动能持续多久，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捕鲸的“文化”，而是取决于其规模。近代早期日本的捕鲸活动也不例外，特别是因为对鲸组来说，赚钱与获取食物同样重要。
尽管直到19世纪末之前，他们都没有向远洋扩张，但在捕捞压力导致了露脊鲸数量锐减之后，日本的鲸组还是被迫将捕捞的主要目标从露脊鲸转向了灰鲸和座头鲸上来。到了19世纪，美国捕鲸船开始在洄游日本的鲸到达海岸之前就将其捕获，此后，近海的日本捕鲸者要么转向海豚或领航鲸等更小的目标，要么完全放弃作业。
多数情况下，这类鲸组选择停业了事，成员们则四散另谋生计。明治维新后的各项现代化，在远离村庄的工厂和城市里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机会。远洋捕鲸企业雇用了一些以前的沿岸捕鲸业者，但同时也在鲇川等与以前的捕鲸传统毫无关系的地区建立了全新的基地。
所以说，为了适应鲸类种群数量的变化，日本捕鲸业在历史上的进程和作用也在随之变化，只不过其中有些变化更为显著。尽管今天的捕鲸支持者总强调日本“自古以来”的捕鲸传统，但实际上，捕鲸业向现代工业化的飞跃，是与明治维新后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带来的日本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剧变同步发生的。随着捕鲸船远走太平洋，最终走向南极海域，捕鲸与绝大多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所以，尽管从前的沿岸捕鲸与现代日本捕鲸之间必然存在某些联系，但本书所讨论的鲸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限于近代早期的日本。
在近代早期的日本，有机会直接或近距离地间接接触渔业及船上作业的人比21世纪要多得多；与之正相反的是，相比于近代早期，现代日本是一个更加融入全球贸易和国际渔业的社会。然而，与工业化的现代世界的其他领域一样，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人保留了与海洋及其产品之间的切身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机械化大幅降低了在港口、大型船舶或渔船上工作的人口比例，早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摧毁日本东北沿岸的主要渔村之前，这些社区就和全国各地的其他同类社区一样，已经日渐走向衰落。
据日本统计局统计，2015年，日本全国的渔业从业人员仅有17.3万人，占总人口的0.14%，远低于1953年的0.91%作为对比，189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有330万人（总人口的8.3%）与渔业相关。尽管我们无法获取再之前两个半世纪的详细数字，但考虑到德川时代捕鲸及捕捞鲣鱼、鲱鱼、沙丁鱼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各种专门渔业的兴盛，可以合理地推断，这一比例应该不会低于1891年。
曾经数以万计的直接参与猎杀和加工鲸的人，到今天已经减少到只有几百名，这些人在鲸研所的指导下，从事着所谓“非商业”的捕鲸活动。个人在水上的经验今非昔比，这意味着即使是那些与德川时代的鲸组捕鲸有关联的做法，其存在的状况也与过去截然不同。在沿岸海域能看到的鲸类数量与过去相比已是天壤之别，即使在更遥远的海域，与鲸有过任何接触的人也要少得多。
被日本捕鲸者带上岸的鲸，通常已经被分割完毕。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太平洋中鲸类数量和栖息方式产生的巨大变化，正是日本列岛居民与当地海洋环境互动方式剧变的写照。■作者为历史学家、海洋环境史学者，哈佛大学历史学和东亚语言学博士，惠特曼学院历史系教授，长期关注近代早期日本的海洋空间及其资源利用。财新网经版权方授权，摘选自《吞鲸者》序言。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