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原油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2026财年上半年（4月至9月）日本贸易逆差达2.82万亿日元，同比扩大98.8%。其中，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21.2%，以日元计价的进口单价却暴涨60.3%。原油进口量减、支出反增的鲜明反差，折射出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正面临国际能源价格上涨与日元疲软交织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企业经营成本与居民生活负担持续加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脆弱愈发凸显。
就在一周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日本名义GDP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双双超越，全球排名由目前的第四位滑落至第六位。而在今年4月的预测中，IMF还认为英国将在2029年才超过日本。短短半年时间，这一节点便被提前了整整两年。
从2012年以美元计价的GDP历史高点算起，至2025年，日本名义GDP累计缩水约30%。然而，若换用日元计价，情况却呈现另一番景象：2021年至2025年日本名义GDP连续增长。美元与日元计价GDP走势的明显分化，表明汇率因素正在放大日本经济总量的账面缩水，加速其全球GDP排名下滑。
然而，汇率因素并不能掩盖日本经济长期增长乏力的深层问题。根据日本总务省10月9日公布的数据，2026年8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劳动者家庭的户均月收入为61.67万日元，名义上同比增长1.3%，扣除物价因素后却下降0.9%。与居民购买力承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日本股市自去年年底以来总体走高，日经平均指数今年6月创下历史新高，此后仍在历史高位区间震荡。
一边是股市高歌猛进，一边是家庭购买力持续承压，资本市场与普通民众的经济体感之间，呈现出一幅“冰火两重天”的吊诡图景。而这种反差背后，更折射出日本经济长期面临的深层矛盾：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复调整与金融表现的阶段性改善，始终未能充分转化为国内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步提升。
9月18日，日本央行再次宣布加息，将政策利率由1.0%上调至1.25%。这是继今年6月加息后，日本央行时隔3个月再次上调利率，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自2024年3月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政策以来，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逐渐加快。2025年初至今年10月21日，日本央行已累计加息4次，尤其是今年6月、9月接连加息，标志着长期处于超低利率环境的日本正在加速告别持续多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由此前的4%左右大幅下降，此后长期徘徊在1%左右。90年代后半期，不良债权问题引发银行业危机，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持续疲弱，日本经济进一步陷入通货紧缩。为刺激经济，日本央行自1991年起连续降息，在传统降息空间逐渐耗尽后，日本央行于1999年推出零利率政策，2001年进一步实施量化宽松，试图通过扩大流动性、维持低利率提振投资与消费。
2013年，安倍晋三政府推动“安倍经济学”，日本央行推出大规模量化与质化宽松政策，将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确立为物价稳定目标，希望通过提高通胀预期、降低融资成本，形成工资与物价温和上涨的良性循环。
因此，2024年3月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提高至0%—0.1%，主要依据正是观察到工资与物价上涨的良性循环初步形成，认为持续实现2%通胀目标的前景已有改善。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随着日元贬值程度超出预期，日本央行对日元持续走弱的态度便出现了明显转变。2024年7月，日元兑美元汇率一度跌至约162比1，创近38年来新低。日本央行前审议委员木内登英在7月31日的分析中指出，日元贬值引发的物价上涨已对居民消费造成负面影响，日本央行此前相对宽容的汇率立场也因此受到挑战。
持续疲软的日元推高能源、食品及原材料进口价格，增加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也使普通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受到侵蚀。曾经被寄望于打破长期通缩的物价上涨，如今却因输入型通胀不断侵蚀居民购买力，迫使日本央行接连加息。如何在遏制物价上涨的同时避免进一步压制本就疲弱的内需，成为日本货币政策难以回避的新困局。
这一矛盾在2026年进一步凸显。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原油价格攀升，日本面临的输入型通胀压力愈发突出。虽然政府接连加息，但主要通过抑制需求缓解通胀的传统加息政策，对国际原油涨价等外部因素推动的物价上涨直接抑制效果有限。正如木内登英今年9月指出的，加息能否有效遏制当前通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推动日元升值、缓解进口成本压力。
输入型通胀与内需疲弱相互交织，也使高位运行的股市与持续承压的居民消费形成鲜明反差，折射出金融市场表现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深层失衡。
早在数年前，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前审议委员木内登英等经济学家便已对长期依赖货币刺激的政策路径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反复依赖货币宽松这一权宜之计，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停滞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如今，日本央行从刺激需求转向抑制通胀，进一步暴露出这一局限：当劳动供给、产业组织与生产率增长无法同步改善时，宽松货币政策难以持续释放增长潜力，而紧缩政策又可能进一步压制本就疲弱的内需。无论宽松还是紧缩，货币政策都难以替代日本经济亟待推进的结构性调整。
长期以来，日本经济学家一直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泡沫破裂带来的金融与需求冲击，最终演变为产业转型滞后和增长潜力持续下降的“失去的三十年”？尽管学界解释不尽相同，但人口结构变迁与产业组织的路径依赖，始终是理解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重要视角。
日本总务省9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达到3624万人，老龄化率升至29.6%，创历史新高。自1995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以来，日本15—64岁人口进入长期下降阶段。与高龄者就业增加并行的，是人均劳动时间的持续缩短。据2026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日本就业者年均实际劳动时间从1995年的1884小时降至2024年的1617小时，降幅约14%。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与人均工时缩短相互叠加，制约了劳动投入增长，也使日本经济愈发依赖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全球产业分工深化，曾经缔造“日本奇迹”的传统制造业增长模式，如今却逐渐成为产业转型的制约。信息技术革命兴起后，过去行之有效的以大型企业、垂直一体化生产和紧密供应链协作为特征的增长模式逐渐显露局限。日本内阁府数据显示，拥有海外子公司的制造业企业，其海外销售额占比从1995年的29%升至2023年的56%。
然而，海外经营规模的扩大并未充分带动国内设备投资与技术创新同步增长，部分中小企业依托大企业供应链实现技术升级的机会也随之减少，进一步制约了国内产业结构调整。
面对人口收缩、内需疲弱和产业转型滞后的多重困境，高市政府试图以“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扩大官民投资，提高潜在增长率，进而通过GDP与税收增长改善财政状况。2026年7月通过的《日本增长战略》将AI、半导体、量子技术、先进医疗等17个领域列为战略投资重点，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然而，日本经济长期面临的并非单纯的资金短缺，而是资金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不足、企业投资动力和创新能力相对薄弱的问题。
如果传统企业的经营模式和资源配置机制难以改变，增加战略产业投资，也未必能够带动整体生产率同步提升。
与此同时，高市政府还试图从扩大劳动供给与提振居民消费两方面寻求突破。2026年9月1日起，日本调整加班劳动监察制度，在不改变法定加班上限的前提下提高劳动时间安排的灵活性。并且，高市政府于10月9日向国会提交减税法案，计划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率由8%降至1%，为期两年；同时拟于2027年6月起先行实施面向中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挂钩补贴，以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希望推动工资与消费增长的良性循环。
然而，延长工时难以扭转劳动年龄人口收缩的现实；偏向减税与补贴的政策虽能缓解家庭负担，却难以取代持续的实际工资增长。
更为严峻的是，日本如今的财政环境已不同于长期零利率时期。过去多年，超低利率使日本政府得以在较低的利息负担下维持巨额债务，却也使财政运作日益依赖低成本融资。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福田慎一指出，巨额政府债务已成为日本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隐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仍约为207%，净债务比重约为137%。随着日本央行逐步加息，长期积累的债务负担也可能进一步转化为现实的财政压力。
财政投入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增长能力同步提升。如果新增投入无法突破传统产业结构与资源配置机制的制约，未能有效转化为生产率提升和持续的税收增长，财政扩张的成本便可能先于增长红利显现。当债务利息支出不断挤压财政空间、通胀又侵蚀居民购买力时，高市政府所追求的经济增长“良性循环”，反而可能演变为依靠举债刺激增长、又被债务负担不断侵蚀增长空间的新的恶性循环。■作者为宁波财经学院RCEP成员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