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太白了”。
这种感受无关政治，纯粹来自视觉冲击。抵达苏瀑（Sioux Falls）机场，目之所及几乎都是白人，连我这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亚洲人，跟着人群走路时都感到几分局促。
不少人穿着牛仔靴、戴着宽檐牛仔帽，又与我对美国中西部的想象重合起来。此前从洛杉矶、旧金山、丹佛等地入境美国，我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感受。
苏瀑位于美国中西部农业州南达科他州的东南部，是该州最大的城市，人口约21万，也是当地的经济和商业中心。南达科他州是共和党的传统票仓。
2024年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在全州获得约63%的普选票，领先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近30个百分点；在苏瀑所在的明尼哈哈县，他也以约55%的得票率胜出。
临近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红蓝两党的政治分歧再次成为观察美国社会的一扇窗。选举地图上的红色，并不能概括一个地区的全部。我在苏瀑遇到的人们既有坚信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的传统共和党支持者，也有反对总统无限扩权的年轻人。
有人从农民的立场出发，强调市场价格和生计，有人坚持在不同政治立场之间寻找共同语言。这座红蓝交织的“紫色”城市呈现出的或许是一个更复杂的美国。
养猪政治学
知名的百年肉类加工厂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 Foods）位于苏瀑市区，百余年来，肉类加工业一直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史密斯菲尔德在苏瀑雇佣约3200名员工，也是当地重要的雇主之一。
这家企业如今在股权意义上由中国资本控股。2013年，中国双汇国际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后者此后成为万洲国际旗下企业。2025年史密斯菲尔德重新在美国上市，万洲国际持有其大部分股份。
当地农民饲养的生猪经由大型肉类加工企业进入美国及全球市场，中美两国的农业和食品产业链也在这样的地方紧密交织。
南达科他州猪肉生产者协会执行董事蒂娜·埃里克森（Tina Erickson）介绍当地养猪产业时，提到了他们需要帮助当地养猪户应对的各种挑战，包括动物权利活动人士的抗议。被问及除了民间团体，协会是否也需要应对州和联邦层面的立法挑战，她很快提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第12号提案（Prop 12）。
加州的第12号提案在2018年经加州公投通过，要求在加州销售的部分猪肉产品，其来源农场必须遵守针对繁殖母猪的最低活动空间等规定。法案支持者认为，母猪长期被关在狭窄的妊娠限位栏中，无法自由转身、行走，本身就构成动物福利问题。
“如果你想把猪肉卖到加州，就必须按照他们规定的空间标准饲养。这本来也没什么，但当一个州开始决定其他州应该怎么做时，问题就来了。”埃里克森说，“首先，加州自己根本养不了多少猪。可他们却跑来告诉我们这些世代养猪的人，你们应该这样做、那样做，而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养猪。”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指出，加州消费的猪肉超过98%来自州外，其中多数来自美国其他州；2025年提交国会的证词估计，加州约占美国国内猪肉消费的13%。因此，加州拥有庞大消费市场所形成的规则影响力。
埃里克森表示，一些大型养殖企业有能力投入资金改造猪舍，小型养猪户却未必承担得起。更令她担心的是其他州可能会效仿。“如果加州可以这样做，突然之间，其他州也会说：‘我们也要这样，我们也要那样。’”她将这种局面称作拼凑式监管（patchwork），每个州都提出自己的要求，养猪户根本没有办法全部满足。
2026年4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24票对200票通过2026年农业法案（H.R. 7567），其中第12006节包含所谓的《拯救培根法案》条款，意图限制加州第12号提案等州级法律的适用范围。
2026年9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以12票对11票通过农业法案，没有纳入《拯救培根法案》条款。
2026年10月，据美国养猪业媒体报道，国会两院农业委员会领导人已恢复工作层级的谈判，但受到11月3日中期选举及其他农业政策争议影响，尚未达成最终方案。
埃里克森表示，就在9月上旬，她和协会的几位同事还前往华盛顿特区在国会山游说，希望通过联邦立法解决加州第12号提案给养猪业带来的问题。
在蒂娜看来，这项立法的问题还远不止经济成本。“加州人认为这些猪没有得到适当的对待。但如果他们真正去了解一下，就会明白，把母猪放在一起，实际上可能比把它们分开更加有害。”
养猪户尼克解释，母猪之间会发生争斗，因此单独的栏位可以避免相互攻击。他听说，一些改为群养的母猪场仍然保留了独立栏位，而母猪有时反而愿意主动走进去，因为这样就不需要和其他母猪争抢。
南达科他州猪肉生产者协会第二副主席丹·霍维尔（Dan Howell）认为，在不了解养猪业的人看来，把母猪关在栏位里似乎不人道，但分娩后的母猪需要花大量时间躺卧、哺乳。一头母猪可能重达400磅，而刚出生的仔猪十分弱小，如果没有分娩栏加以保护，母猪可能在卧下时将仔猪压死。“这些分娩栏也是为了保护小猪。”他说。
蒂娜一边翻看手机里不久前州博览会的照片，展示工作人员抱着小猪的画面，一边说：“我觉得那这种所谓的动物权利保护认识到处都是。有人说，‘嘿，给你20美元，去抗议一下这个’，就会有人去。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根本没有切身利益，只是想制造点骚动。”
随后，她又把话题转回养猪户。“我们了解这些养猪户，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他们在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关心这些猪。如果他们不关心自己的牲畜，根本不会付出这么多努力。”
在回答关于加州第12号提案影响的问题时，蒂娜再次谈起了加州之外的世界。“俄勒冈、马萨诸塞、缅因，或者其他什么州，都可能想要这样立法。”她说，“那些远离农业社区的人，根本不知道养猪的是一群多么好的人。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猪的画面。”
“抱歉这么说，但这些活动人士真的很会制作宣传材料。他们拍下一些画面，让事情看起来极其可怕。但那不是事情的全貌。事情根本没有那么可怕。他们只是挑选自己想呈现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几天之后，我从一位来自加州的精英知识分子那里听到了几乎完全相反的解释。
美国亚洲协会的美中关系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出生于加州，当我问起加州第12号提案的时候，他非常骄傲地说：“巧了，作为加州人，我们家还真养过猪。”
同样谈到母猪的生存空间问题，他表示，恰恰是长期限制活动，通常会让母猪腿部肌肉无力、身体机能退化，以至于在站起、卧下时难以控制自己的身体，反而增加压死仔猪的风险。而仔猪死亡不仅是动物福利问题，对养猪户来说这是相当大的经济损失。
他还批评了高度集中化的养猪模式，大量牲畜及其排泄物集中在有限空间内，势必带来复杂的环境问题，所谓低成本、高效率的生产，并不意味着成本真的消失了，其中一些只是由周边环境和社区承担。此外，过度集约化会让少量病菌快速散播，经常是一点小病就能够死一大片猪，“最简单、最传统的治疗方法，就是往猪饲料里加盘尼西林这些抗生素，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已经不太管用了。”
经济成本、养猪人的利益、消费者的食品质量……仔细想来，他们的出发点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希望猪能够健康生长，都不愿意看到仔猪无谓死亡，也都关心养猪场的环境和养猪户的经济利益。甚至连举出的例子都是一样的，可沿着各自的逻辑走下去，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
我查询具体的提案案文发现，加州第12号提案针对母猪妊娠期间活动空间的要求，与霍维尔所说的分娩栏并不是同一回事，法案对临近分娩及哺乳期间的圈养也设置了例外。至于长期限制活动，是否会削弱母猪的身体机能而增加仔猪的压死率，还需要更具体的研究验证。
不过双方都声称自己是在保护动物、维护合理的经济利益，却不仅无法就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甚至认为是对方的方案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我当然无法仅凭几场谈话就判断谁掌握了全部事实。母猪在不同饲养条件下的健康状况、仔猪死亡率，以及养殖设施的环境影响，都有可以进一步研究、验证的空间。我也不认为，所有分歧都可以通过多一点善意来消除。
现实越来越复杂，人们越来越需要一个简单的故事来解释现实。为了争取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复杂的问题被不断简化，而许多恰恰可能改变结论的细节，就这样消失了。最终，解释问题变成了寻找一个可以责怪的人。
这不禁触碰到了当下美国民间议政生态中“身份政治”最核心的问题。
如果某种立场越来越紧密地与政治身份联系在一起，人们不仅需要证明自己的方案正确，似乎还必须证明对方是无知的、虚伪的，或者别有用心的。
于是，当所有问题都可以归咎于某一群人时，人们似乎就不再需要真正理解问题了。
掌握“卡脖子”技术的人
从苏瀑市区驶向郊外，道路两旁逐渐被大片农田占据。一望无际的黄色大豆田向远处延伸，低矮的植株整齐排列着，偶尔能看见农舍、高耸的储存仓和大农机。
农场主汤普森（Jeff Thompson）已经在家中等候，金毛犬Josie跑出来迎客，紧接着映入眼帘的是几幢白色房子。
沿着石子路走过房子，便是一辆快两层楼高的绿色联合收割机，收割机旁边还有一辆红色的拖拉机，两辆巨型农机停在谷仓门口。收割机的轮胎就有三米多高，高悬于地面的驾驶室里装有多块电子屏幕，能够显示GPS导航路线、作物含水量和实时产量等数据。发动机启动后，仿佛置身于一台巨大的变形金刚。
汤普森夫人做了曲奇饼干，桌边放着一沓美式乡村风格十足的纸巾，纸巾上印着红色的枫叶、棕色的松果和黄色的小花。
汤普森一家经营约600英亩土地，主要种植玉米、大豆和紫花苜蓿。以南达科他州的标准看，这并不算一个特别大的农场。但他们家已有四代人在这片土地上耕种，他跟着他的家人种地已经有42年，他拥有南达科他州立大学机械化农业的学位。
他骄傲地拍了拍他的收割机，告诉我们，大豆收割一般要等到上午10点半左右才能开始，因为清晨的露水会使豆荚和豆粒吸水变潮，影响脱粒。到了夜间，空气湿度重新升高，大豆又可能吸收水分，运到商业粮仓后甚至会因为含水量超标而被扣价。
他对这些细节非常熟悉。谈起农业机械、土壤、天气和收割时机，他几乎不需要思考。
“我们的大豆就是最好的。”汤普森的邻居、南达科他州大豆协会执行主任斯考特（Kevin Scott）自豪地告诉我们，“我们这儿气候干燥，所有的大豆都可以在地里干了，我们再去收割。而巴西的大豆，巴西没有那么干燥，他们必须花巨大的成本人工进行干燥，所以他们的大豆质量比不上我们，成本还比我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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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普森家的谷仓和约翰迪尔9570 STS型联合收割机，能够收割大豆、玉米、小麦等作物的大型农业机械，常见于美国中西部地区。图：财新 徐路易 <><>
汤普森展示他的大豆收割机，该收割机来自美国品牌John Deere。图：财新 徐路易 <><>
苏瀑市郊外农地附近一处大豆仓储设施，设施旁设有铁路运输线路。美国中西部农业产区的粮食仓储设施常与铁路相连，便于大豆等农产品集中储存后，通过铁路大批量运往加工厂或港口。图：财新 徐路易 <>
但说到农场经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汤普森大学毕业时正值1980年代美国农业危机，农业贷款利率高达15%至18%，许多农场破产倒闭，汤普森的同学中极少有人回到家族农场接班。
“我们经历了一段直接流失了整代人的断层。”他说，现在土地价格又成了年轻人接班从事农业的最大障碍。
1997年，他家附近一块土地的拍卖价不过每英亩1000美元左右；如今同样的土地可能卖到每英亩1.5万至1.8万美元。
十年前，汤普森曾以每英亩7500美元的价格买下家族留下的一块120英亩土地。虽然土地价值已经大幅上涨，但仅靠耕种产生的现金流，至今仍不足以覆盖购地成本。
“农民通常是土地资产丰富，但现金流紧张（Land rich, cash poor）。”斯考特解释道，“钱全都在土地里了，而我们又不会卖掉土地。土地就是我们的养老金。你可能是个百万富翁，但你根本不能像城里的百万富翁那样花钱。”
农业现代化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代际困境。过去，美国农民年纪大了，体力不支便需要把农场交给下一代。如今有了空调、自动驾驶和各种机械设备，一些农民七八十岁仍然能够继续工作。然而农场的土地和收入未必足以同时支撑两代人的家庭生活。年轻人即使愿意回来，也可能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以耕种。
但离开了农场和他的社区，汤普森对“芝加哥的那些人”（笔者注：即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颇有些不满，“如果你要交易大豆，你最好亲自用铲子铲过大豆、种过大豆，或者至少知道大豆是什么，而不是仅仅把它们当成电脑里玩的几个数字。”
在汤普森眼里，大宗商品的金融交易员根本不知道大豆如何生长，却可以通过期货市场影响大豆价格。而真正承担种植风险的农民，无论天气如何、市场如何变化，都必须先完成一整年的生产。
斯考特对此也颇有怨言：“交易员喜欢价格波动。他们不在乎价格上涨还是下跌，(只要有波动)两边都能赚钱。我们农民却不得不应对这些投机行为造成的波动，而且很难控制市场。他们的工作就是从我们身上赚钱，而他们比我们更擅长交易。”对农民来说，大多数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如果有粮仓，可以先把大豆储存起来，然后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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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瀑郊外一处由农民合作社运营的粮食仓储及转运设施。当地农民收获的大豆可集中运至此处储存，再通过铁路运往其他地区。图：财新 徐路易 <>
汤普森拥有机械化农业学位，他的农场利用附近奶牛场产生的液态粪肥，通过软管输送并注入土壤，替代了玉米地的商业化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化肥价格波动带来的压力。
听到这里，我们由此问起既然金融投机影响了农产品价格，是否希望政府加强监管投机活动，或者通过政策给予农民更多保护。
“不，”斯考特坚定的回答让人猝不及防，“就让自由市场发挥作用。我们这里的人都是资本主义者。我们不需要政府的施舍，只希望获得一个合理的价格。”
他的回答颇能体现美国共和党传统中的经济理念──相信自由市场，强调个人责任，警惕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
尤其在面对市场失灵时，共和党的纲领倾向于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自行调整；民主党则更倾向通过监管纠正市场失灵。
这些农民知道市场存在问题，他们埋怨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也清楚农产品价格波动可能让他们承受巨大损失。不过相比市场的不公，他们更加警惕政府权力对市场活动的介入。
斯考特解释道，如果政府开始监管某件事，接着就会开始告诉人们应该怎么种地、可以种什么、能使用多少化肥。“我是家里的第四代农民，我儿子马上会成为第五代农民。我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的农场，了解怎么种地。所以，我们才是专家。”他接着说：“如果你接受了监管，比如说，‘好，请帮我人为维持高价’，那么政府就会要求得到一些东西作为交换。我们不想放弃自己的自由，也不想放弃根据实际需要作出改变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对这里最好。”
对华盛顿的政治人物，斯考特和汤普森也都缺乏信任：“华盛顿的那些立法者又不是农民，让他们坐在那里替我们的土地作决定，根本没有道理。”
“我们不想让外行人来规定什么正确的种地方式，他们根本不懂，他们真的不懂。”
对于外部力量干涉农业生产的反感情绪，也从金融蔓延至环境保护领域。
斯考特尤其不满环保游说团体对美国能源产业的影响。
比起伊朗战争，他更倾向于认为，美国近年来一些炼油设施关闭，削弱了本土燃油供应能力，最终推高了柴油价格，而农业高度依赖柴油驱动大型农业机械。
“比如在加州，他们又在关闭两家炼油厂。这就是一种我们不喜欢的环保做法。”斯考特拿中国作了比较，“中国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应该容忍。中国在能源、煤炭、核能这些方面非常强，我们这里的环保游说团体却总是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自2004年以来一直存在公路柴油价格比汽油价格高的现象，但价差始终维持在一定范围内。2025年伊朗战争前，柴油的全美平均零售价每加仑比汽油贵约0.69美元；到了2026年10月下旬，价差则扩大至约2.06美元，接近此前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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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路柴油价格与汽油价格严重倒挂。图：财新 徐路易 <>
斯考特已经常年不看有线电视新闻，他像埃里克森一样认为，自由派价值观当道的加州，对许多负面问题负很大责任。
而这种身份化的指责并不是单向的，美国媒体也长期被批评精英化式地分布在美国东西海岸，与美国中西部社区之间存在明显的社会和文化距离。有人批评，主流媒体缺乏对美国东西两岸大都市带以外地区生活的持续关注，又习惯于从沿海自由派的视角审视内陆地区，将他们简化为“保守、落后或难以理解”的政治群体。
不过，如果简单把豆农们理解为他们反对环保又是不准确的。
许多像汤普森一样的资深农民，其实并不闭塞。汤普森的农场利用液态牛粪替代商业化肥，当地农民们也积极使用GPS、自动驾驶和精准施肥等技术，减少重复作业和资源浪费。
斯考特谈到南达科他州的二氧化碳封存项目，他对当地反对者阻碍项目的推进感到遗憾。对于在肉类加工厂附近的居民因为加工厂的噪声和气味问题提出异议，斯考特的解决方案是：“直接把他们(抗议居民)的房子买下来，让他们搬到别的地方去。”
斯考特眼中，许多问题原本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技术手段解决，却因为争议、监管和反对声浪变得更难了。
不过，他们的这种立场也体现出另一种矛盾。一方面，他们十分重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自主权；但当其他人的居住环境、土地权益或生活方式与产业发展发生冲突时，他们又可能倾向于优先考虑发展的需要。
汤普森有多次接待中国、泰国等亚洲考察团来农场的经历。斯考特则有多次访华经历。说起中国，他印象最深刻的也依然是土地上的东西。他在中国第一次见到大片农作物直接种在水里，感到十分震撼（笔者注：即水稻种植），“第一次农耕可以用这么多水，这在我们这儿不可能发生。”
斯考特提到，中国一直是美国大豆的重要买家，而且中国在大豆产业链中拥有自己的加工和消费体系，所以与部分直接购买豆粕的国家不同，中国更倾向于进口完整的大豆，自行加工成豆油和豆粕。
谈到外国资本在美国农业领域的投资，他们也并非一概反对。
对于位于军事设施附近的所谓“敏感农地”，他们认为需要考虑国家安全；但对于种子技术研发、肉类加工等能够带来技术和就业的实体产业外来投资，则持欢迎态度。
汤普森更愿意谈论跨国的农民之间如何建立信任。他曾参加国际大豆行业活动，看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农业从业人员通过培训获得证书、改善职业发展机会，这让他非常高兴，“如果我们能让农民亲自站在土地上讲自己的故事，这样的交流就能真正穿透隔阂，并带来很大的回报。”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挨饿的人，是愤怒的人（Hungry people are angry people）’。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喂饱这个世界。我们深知粮食的价值。”
从他们的理念来看，身份政治这个概念更像是过于“后现代”的东西。如无必要，他们希望尽量用多渠道赚钱，并且远离政治。但在现代农业中，要真正远离政治也不太可能。
农产品价格受全球金融市场影响，化肥和燃油依赖国际供应链，大豆出口又与中美关系密切相关，而各种环境、能源和土地政策又直接影响农场经营。
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大豆协会开始组织代表团访问中国。1982年，美国大豆协会就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早了近20年。斯考特说，办事处虽然上世纪80年代初就设立了，但美国大豆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是设立办公室20年之后的事情。（注：实际上，美国大豆协会1982年在中国开设了办事处，1995年第一批美国大豆进入中国市场，历时约13年）
那么，中间这段时期，大豆协会在做什么呢？
“了解市场，建立关系。”斯考特挑了挑眉，如同一个久经商战的企业家，“这才是最重要的。像我们农民种地，遇到天气不合适，就要有耐心。”
我访问的这几天，苏瀑一直在下雨，土地过于湿润，斯考特和汤普森反复说着这样的天气不适合收割大豆，不过汤普森还是带我们来到了他的豆田。
“我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汤普森笑着折下一根大豆拿给我们看，“我接待过世界各地来访问的考察团，跟我大谈特谈大豆供需、大豆的社会地位。但你们全都没有见过地里生长的大豆。”
红与蓝之间的颜色
人们对美国政治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共和党的红色与民主党的蓝色。
两党政治的极化，不断强化着人们的政治身份和立场，但当人们真正生活在一起，组成一座城市、一个社区时，红与蓝的界限又未必那么分明。政治可以是两极的，社会却往往是“紫色的”。
最新一次的地方选举也体现出了苏瀑当地政治光谱的复杂性。
具有共和党背景的克里斯蒂娜·埃里克森（Christine Erickson）与民主党籍州参议员杰米·史密斯（Jamie Smith）展开激烈竞争。与美国多数市镇一样，苏瀑市长选举实行无党派制度，候选人的政党身份不会出现在选票上，不过这并未阻止两党介入选战，共和党亦公开为埃里克森背书。2026年6月，经过重新计票，埃里克森最终仅以四票的微弱优势胜出。
苏瀑（Sioux Falls）就在这片深红色的土地上呈现出几分紫色。这里既承载着传统农业经济和保守主义文化，也有不断扩张的城市经济、年轻人口和大学校园。
20万人的城市里有三所大学，分别是奥古斯塔纳大学、苏瀑大学和南达科他大学苏瀑校区。
翻开奥古斯塔纳大学年册的第一页，便是学生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画面，其中出现了反对特朗普的“No Kings”标志。
在这场以反对“不受约束的总统权力”为主题的抗议中，年轻人积极走出校园，公开表达对国家政治走向的看法。他们所追求的或许不是某个党派的身份或主张，而更接近美国宪政传统中对个人权利、权力制衡和良好治理的坚持。
走出校园，苏瀑又呈现出另一番面貌。
街头穿梭的人群仍以白人为主，城市的日常生活仍然带有美国中西部小城鲜明的文化特征。市中心的地中海风味餐厅Sanaa’s是一个特别的存在，餐厅里熙熙攘攘。这里或许也是苏瀑市区除了多文化中心以外最多元的地方。
餐厅创办者萨娜（Sanaa Abourezk）来自叙利亚，年逾古稀的她是南达科他州前联邦参议员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的遗孀。
詹姆斯是南达科他州民主党人，他的政治生涯本身就是理解这片土地的另一条线索。
1970年，詹姆斯当选南达科他州联邦众议员；两年后，他击败时任参议员卡尔·蒙特（Karl Mundt），以57%的得票率赢得参议院席位，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阿拉伯裔联邦参议员。在参议院任职期间，他关注在政治舞台上，长期缺少政治代言人的群体，包括小农、普通消费者和美洲原住民。
萨娜亲切地称丈夫为吉姆（笔者注：Jim，James的昵称），二人在上世纪90年代搬回了南达科他州。她不无骄傲地说起当初在这里开餐厅时，已经远离政治中心的吉姆依然热衷政治，便把他常坐的位置和桌子，变成政治讨论会。“有几次他们讨论得实在过于热烈，我认为他们打扰了我的客人。吉姆就说，那他买下这张桌子（的使用权）了。”
从1968年起，南达科他州在连续15届美国总统选举中都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被问及当年吉姆作为一个民主党人在这里召开政治讨论会不会冷清时，萨娜却摇了摇头：“不会。吉姆欢迎所有人和他一起讨论，无论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无党派人士，或者是游客、学生。”
“不过他有两个原则。首先你的观点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你不能只是过来大喊你的观点，或者只是宣泄情绪。”萨娜表示，至于证据扎实与否，才是讨论的重点，“其次，只要你提高嗓门，你就输掉了争论。（Once you raise your voice, you lose the argument.）”
当年吉姆爱坐的桌子，就是离甜品台最近的圆桌，有时候讨论过于热闹，吉姆还要把旁边的长桌和另一边的圆桌全部拉过来。谁违反了规则，吉姆就会请他离开桌子，有时候就算是吉姆观点的赞成者违反了讨论规则，吉姆一样会请他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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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风味餐厅Sanaa's里“吉姆的桌子”，美国历史上首位阿拉裔参议员詹姆斯·阿布雷兹克曾常在这里与客人们一起讨论政治。图：财新 徐路易 <>
如今，餐厅里的客人络绎不绝，回头望去，2023年过世的吉姆曾坐的桌子空空的。不过这天上午，我刚刚围观了两个人像萨娜说的这样进行政治讨论，尽管他们不是在吉姆的桌边。
夏伟如今已经80多岁，严格来说他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登记为民主党或共和党选民，但他是一位成长于西海岸，有鲜明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
夏伟此前曾多次随同美国总统进行访华，对中美关系的变化相当熟悉。
他认为，美国中西部的农业正被卷入越来越复杂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对美国大豆的采购，越来越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即便双方达成采购协议，也不代表着美国农民从此可以放心。他提醒美国听众道，中国正在设法减少对进口大豆的依赖，而美国农业不能把短期的采购承诺当作长期保障。“你们不能只看自己的市场份额，不能只看到自己买卖的东西，因为它们都镶嵌在一个还有十种其他因素起作用的地缘政治矩阵里。”
夏伟谈到了中国在稀土加工、电池、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技术发展和产业优势。
他认为，美国曾经“过于相信”自由贸易带来的效率，以为只要商品足够便宜，那么在哪里生产、由什么样的政府生产，都不那么重要。他承认，美国在追求低成本的过程中，让大量制造业流向海外，如今发现自己在一些关键产业上缺乏生产能力。 “我们过去太天真、太幼稚了。”夏伟说，“我们不能只是大开大门说，‘哦，你们造得更好、更便宜，运来得更快，我们也不必维持任何库存。我们就把苏瀑这里的工厂关掉，让中国人来做吧。’”
和夏伟出身环境、所处行业截然不同的斯考特坐在夏伟对面，双手托着下巴一直在听夏伟的叙述。夏伟言毕，斯考特带着认可和欣赏点了点头，说：“我认为你的观点非常对。过去十年，我们在大豆方面吸取了教训。我们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了中国这一个篮子里。”
“我们正在为出口多元化加倍努力。我们不想依赖中国，我们知道他们随时可以切断采购。”
根据美国大豆协会的数据，在2024—2025年度美国整粒大豆出口额最高的九个目的地中，中国位居第一，且贸易额相当于后八个目的地的总和。
听起来，位于美国政治光谱两翼的两人，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无论是从美国的安全角度出发，还是从农民的生计考虑，美国都不能过度依赖某一个海外市场，这似乎成了沿海高知识分子和美国中西部农场主的短暂共识。
不过，当话题转向特朗普时，分歧就出现了。
夏伟称，如今的特朗普对中国太“讨好”了，而他认为特朗普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物供应链上，掌握了美国难以替代的筹码。
讲到这里时，本来侧耳倾听的斯考特直起身子，双手抱臂，展现出防御的姿态，耐心听完夏伟的话后他马上说：“你说我们的总统是(对华)鸽派，这我没太看出来。我觉得他很机智狡黠，他必须做他正在做的事。”
斯考特认为特朗普对中国不是在“示弱”，而是在必要的时候展示尊重，通过外交礼仪和谈判争取美国的利益。
这位农场主认为，特朗普在其他地区的行动足以说明他并不软弱，“如果你是伊朗，你会认为他是鹰派；如果你是委内瑞拉，你也会这么想；古巴和格陵兰也是这么想的。”
“好吧，”夏伟并不否认对中国拿出友好姿态的价值，但又追问：“那特朗普争取到了什么？”
斯考特说，“很难说。我知道中国昨天买了一些大豆。好吧，但他们一直在买，他们承诺过要买的。”
夏伟认为，特朗普有时展现强硬姿态，有时又突然示好，这种对华的反复姿态，让贸易市场充满不确定性，“这一分钟还在微笑，下一分钟你就在敲别人的脑袋。”
斯考特也承认特朗普有时阴晴不定，并且完全可能采取极端的关税措施。但对农民而言，这只是市场风险的一部分。
他们对特朗普行为的描述未必相反，更像是一种互相补充。两人其实都知道特朗普可能难以预测，也都见识过关税对农业市场的影响。但在夏伟眼里，这种不可预测性意味着危险；在斯考特那里，它则是总统谈判能力的一部分。
尽管两人对特朗普的评价相去甚远，但在美国需要加强自身产业能力这一点上，他们又没有太大的分歧。
夏伟表示，美国不仅流失了工厂，也流失了与制造业相伴的技术教育和产业经验。如果要吸引芯片、电池等高科技产业回流，仅有投资和厂房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拥有能够实际操作设备的技术工人。
“制造业不仅仅是制造东西，而是学习如何做得更好，是通过在制造过程中看到的东西来学习如何改进产品。”
受过高等教育并长期参与政策工作的斯考特认同夏伟的观点。
他介绍说，南达科他州立大学正在发展精准农业专业，当地也有利用发酵技术提高大豆蛋白质含量的企业。他认为，这些技术能够帮助当地农业创造更多附加值。
谈到数据中心等新兴产业，斯考特对于本地居民反对项目建设的现象颇为不满，甚至怀疑这些反对在美国本土建设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的声音，可能受到外国资金的推波助澜。
他们又谈起最容易引起冲突的移民问题。夏伟对苏瀑当地的多文化中心印象很好，夏伟的观念里，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人口活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长期以来吸纳移民的态度和能力。“这难道不是美国过去两个世纪一直在做的事情的核心和灵魂吗？”他向斯考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南达科他州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更加欢迎移民的地方，“如果你们成为一个低调地、在不冒犯总统的前提下，更加公开欢迎移民的州，会怎么样？”
斯考特沉默了一会儿，并没有马上表达反对，实际上，前一天斯考特和汤普森在农场时也都提到特别缺工人。
“我们不想让那些只想从南达科他州或美国‘拿走东西’的人来这里。我们希望有能作出贡献的人。”比起夏伟，斯考特在移民问题上更谨慎。
他强调，重要的是这些人能够为社区和经济作出贡献，他们欢迎受过教育、能够为当地创造经济价值的人，并且认可移民已经成为美国许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重要支撑。“上一次有非移民在做建筑、猪肉加工厂或者庭院劳作，是什么时候？史密斯菲尔德的厂子里，可以听到63种不同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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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文化中心里，一幅标注着移民学员出生地的世界地图，记录着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图：财新 徐路易 <><>
多文化中心的一间教室里，张贴着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的演讲名句“在你们的时代，不仅有机会走向富裕的社会和强大的社会，更有机会向上迈进，去构建一个伟大的社会。图：财新 徐路易 <>
在针锋相对的互联网上，以移民问题为首的各种问题撕裂了整个美国政治。
局外人也都试图从社交媒体上充满对立的争论，从农民对自由市场、政府监管和环保政策的态度中，理解他们为什么更接近共和党的立场。
然而，再多的二手素材，都不如坐下来看一位自由主义老知识分子与一位政治观念明显偏保守的资深农民，真正坐到一起聊聊天。
在桌边，他们认真听完对方的话，也愿意沿着对方提出的问题继续讨论。
我听出了许多针尖对麦芒，也在聊天结束、他们握手的那一刻感到心情复杂。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大量内容，都通过“猜你喜欢”“千人千面”的算法推送到人们面前时，这样的辩论，已经很少看到了。
斯考特和夏伟明知道对方与自己的观念相悖，却因为共同的关切而聆听彼此。
他们都担忧美国的制造业衰落，都认同需要减少依赖单一海外市场，也都认为苏瀑当地需要新的产业与人才。即便两人对特朗普的评价截然不同，他们也并非完全无法理解对方所真正关注的。
当然，共同点并不能消除分歧，谁应当为眼前的困境承担责任、什么样的政策能够解决问题，以及什么样的领导人值得信任，他们仍然存在很大差异。
下午快三点，餐厅的人又多了起来，收银台前大排长龙，萨娜需要回去工作了。
我想，如果吉姆还在世，他或许会把夏伟和斯考特请到自己桌边，点两份萨娜的特制甜点，叫上今日例汤，让他们继续这场酣畅淋漓的“吉姆式讨论”。
2023年2月，吉姆在其92岁生日当天去世。萨娜告诉我们，在那之后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吉姆的桌边举行讨论，再后面也就慢慢没有了。“现在人好像已经很少愿意坐下来面对面聊聊天了，一进来就坐下开始看手机。”
一直到我们离开餐厅，吉姆的那张桌子依然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