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中美关系，美国今次中期选举更多聚焦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民生以及伊朗、俄乌战争等问题。

笔者最近访问洛杉矶和华盛顿，明显感受到有关中国议题明显降温。在开会、讲学以及和朋友聚会等场合中，议题都聚焦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民生等问题；伊朗和俄乌则是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讨论中的主要热点；即便是欧洲，热度也显然高于中国。在主流媒体和社媒中，除了《外交事务》近来有讨论中国的专刊，很少有专门针对中国的讨论。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中期选举铺天盖地的选战广告中，完全不见中国的踪影。这与以前每临选战——不论是总统大选还是国会选举——中国及“中国威胁”必然是饱受攻击的“稻草人”现象形成鲜明对照。中国议题在美国朝野遭受如此罕见的“遇冷”，与笔者去年底去美时的感受大相径庭。当时几乎在所有的聚会交流中，中国议题都是“房间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意指难以回避）。中国不再是美国朝野的关注焦点，原因何在？

笔者就此与美国专家学者、民主党和共和党前政要、现任政府官员、商业人士、学生以至出租车司机都有交流。尽管众说纷纭，但仍可厘清一个大致的脉络。一、中美实力相当，美国失去对华博弈有效“抓手”自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用尽各种手段打压中国，但中国却日益强大。在这期间，美国朝野的对华态度和认知经历了典型的“接受挫败”的DABDA过程：否认 （Denial）、愤怒 （Angry）、要价 （Bargaining）、沮丧 （Depression）、接受（Acceptance）。

现在，美国朝野都接受了中国与美国实力对等且继续呈上升势头的现实，进而认识到以“零和博弈”模式和中国全方位对抗非但力有不逮，而将得不偿失。这是特朗普政府同意中美共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根本原因。

然而，美国政界、学界和舆论界除了互相责怪——共和党攻击民主党政府对华起而“接触”、继而大搞华而不实的意识形态对抗，拉帮结派得不偿失，空耗国力；民主党则集中攻击特朗普政府自毁盟友体系、毫无章法且不断TACO——之外，却都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对华政策。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往打压中国的各种政策“抓手”——意识形态妖魔化、军事压制、拉帮结派围堵、科技封锁卡脖子、关税战、单边制裁、在台海、南海搅局以至阻挠人文交流——不仅效果甚微，反而越来越会引发中国的反制而伤及自身。

在这样的情势下，避免中国议题，与其说是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不如说是因无计可施而回避问题，以免引火上身，成为被诘问和攻击的对象。

二、内外压力导致政策失焦中国议题“淡出”的另一原因是美国目前内外交困。在国内，三大问题引发民众剧烈不满，成为美国内政的关键卡点。

首先，通胀常年高居不下。特朗普赢得二次总统大选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拜登任内通胀导致的民怨上升。因此，压制通胀是特朗普国内政策的重点所在。然而，自特朗普第二次就任以来，平均通胀率达5.2%，成为典型的粘性通胀。今年9月份通胀率为3.7%，但美国民众最为敏感的汽油涨价40%，柴油涨幅更是高达70%；民众大宗消费的牛肉、橘汁和咖啡分别涨价20%，23%和28.3%。如何缓解粘性通胀，成为特朗普政府当下难以克服的主要挑战，也是中期大选共和党必败的主要原因。

其次，美债高居不下（41 万亿），而世界上主要美债持有者——日本、中国和欧盟——都在大幅减持美债，当下10年美债收益率已冲破 5%。而当下华尔街市值已高达73兆，几乎是美国GDP（30.77万亿）的240%；其中仅矽谷7大公司的市值就是23兆（欧盟GDP为22万亿）。同时，政府预算赤字却不断增长，特朗普二次就任以来，预算赤字已高达3.2兆美元。

综合来看，在粘性通胀难以克服的环境下，美国靠名义经济增长支撑与日俱增的巨额债务，靠更高的收益率吸引（主要来自国内的）资本购买国债，靠 AI 增长叙事支撑股市泡沫。如果通胀、利率、财政、股市、押注AI中的任何一环不及预期，其连带效应都会瞬间“爆炸”导致经济崩盘——这已成为业界普遍焦虑。但如何维护经济脆弱平衡、走出恶性循环进而防止泡沫破裂，朝野并无共识，遑论解决方案。

而特朗普政府目前纠结于两个卡点：其一，是否加息；其二，克服国债滞销，尤其是吸收国外资本入场。

再次，特朗普政府极端的反移民政策、尤其是今年以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暴力执法不仅激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而且促进了更左倾的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其实质是左翼民粹——力量的崛起。其结果，是美国社会更加分裂，政治更加极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执政效率也愈发低下。

在对外关系上，美国朝野纠结于伊朗和俄乌两场冲突。伊朗冲突不仅推高了油价，使得“汽车轮子上的美国”不堪重负，而且使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成为美国继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之后的又一次滑铁卢。这场“没有必要的战争”是特朗普当下支持率陷入31%——史上最低——的重要原因。

在俄乌冲突上，特朗普急于解决问题，打的却是一箭三雕的如意算盘：一是希求能够终结（国会立法确立的）对俄制裁，使俄罗斯能源（尤其是燃油）能够进入美欧市场，缓解燃油价格高居不下——进而导致“粘性通胀”——的压力；二是以此削弱伊朗用能源“卡脖子”的力量，对伊朗施压；三是通过关系正常化拉近美俄关系，进而使俄罗斯成为有利于美国的“平衡力量”。

然而，随着美欧跨大西洋联盟的破裂以及主张“对俄关系正常化”的欧洲右翼力量的得势，普汀的要价与期盼也随之提高。俄罗斯显然已不仅仅满足于保持已占据的东乌领土以及乌克兰中立化的目标，而是想要通过“终结乌克兰问题”达成俄罗斯与欧洲的双向安全承诺与保障，进而使俄罗斯能够“正当”地参与欧洲事务，成为欧洲政治中的“关键力量”，据此在多极世界的大国博弈中获取其不可或缺的地位。

正因如此，尽管莫斯科对特朗普的“和平方案”持积极态度，但始终坚持和谈必须按俄罗斯的条件展开；同时，看似被逼入墙角的泽连斯基则充分利用美欧之间的矛盾以及美欧建制派明里暗里的支持，左右腾挪，对特朗普阳奉阴违，甚至公开违抗。

内外交困之下，特朗普政府政策失焦，内外政策既无章法，更不专注。其结果，是事关战略大局的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操作中成为能够被“拖延”（put off）的事项，而在野的民主党除了反对，既拿不出具体可行的政策，更害怕引火烧身——毕竟在对华政策上“搞砸了”（screw up）这口锅并不好背。

三、政策制定协调性低下，政出多门特朗普二次执政以来，一个广受关注的现象是其政府内部协调性很差。各部门之间鲜有横向交流，各政府要员都直接向特朗普汇报。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除特朗普专权之外，另一根本原因是特朗普在选拔其内阁成员时强调阁员对其个人的忠诚，但对他们的能力、相互间的关系以及支持他们的利益集团却没有做认真全面的考量。

在当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副总统万斯明哲保身，“躲了起来”，在中期大选中完全没有起到其应有的“攻击犬”作用；自基辛格以来第一位集国务卿和安全顾问于一身的卢比奥，紧跟特朗普，不敢有丝毫逾越；财长贝森特是唯一有“专项职责”——主持对华的经贸谈判——的阁员，这使他成为媒体曝光度最高、也最得特朗普倚重的“权臣”；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则搅局有余，成事不足，他与贝森特的明争暗斗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战争（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迄今未能和军中建制派达成合作默契，如无特朗普加持，其“军令”几乎无人理睬，而他主持任命的一众将官由于缺乏统筹规划，也没有形成听命于他的集成力量；总统办公室主任“操盘手”威尔斯和副主任“狠人”米勒之间表面上各司其职，暗地里却权斗不止。

如此乱象的必然结果是政出多门，各主要阁员各行其是，甚至相互拆台。在对华政策上，特朗普（正确地）认识到处理好对华关系对“让美国再次伟大”至关重要。因此，除了让贝森特独当一面、负责经贸谈判外，包括台湾在内的一切对华事务，决策权都抓在自己手中，不容他人置喙。而特朗普“交易型”（transactional）外交的本质，就是在其认为形势有利之时霸凌跋扈，极限施压，榨取最大利益；当认识到形势不利时则态度友好，但在实际行动上却能拖就拖，能赖就赖，力争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

这正是特朗普二次上任以来对华政策的具体表现：始之霸凌跋扈，发起关税战；碰壁后妥协TACO，态度转为友好甚至曲意逢迎，但在具体问题上则极尽推诿拖延之能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议题在美国降温的背后，未尝不含有被“冷处理”的成分。

四、战略主动，夯实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诚然，中期大选前的不利局面是扰乱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的原因之一。而民主党在获取国会多数席位后，更将以推倒特朗普为压倒一切的政治目的，因此必将充分利用国会的立法权对特朗普的所有政策进行阻击和破坏。但由于美国总统在外交上的绝对权力，加之民主党缺失团结坚强的领导以及内部建制派与迅速崛起的“民主社会主义”派系的争斗，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难以逆转。

在中国议题“降温”、特朗普政府蓄意推诿、以拖待变的形势下，中国应该积极作为，保持战略主动，夯实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基础。

首先，应该积极主动地把握住中美关系的议题设置（agenda setting）。抓牢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纲要，提出中美共同维护跨太平洋和平稳定（trans-Pacific Peace and Stability）的战略合作倡议。这个倡议本身应该、也必须是开放包容的，它不仅隐含了美国要维护西半球和平稳定、中国绝不许战乱进亚太的战略诉求，而且符合环太平洋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诉求；同时也对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太平洋大国以及东盟等国际组织提出了相应的和平担当。

第二，维护跨太平洋和平稳定的历史根基是战后秩序。习近平总书记访美期间，中美两国达成的合作共识中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一条，就是重申“二战期间中美是盟友”这一历史事实。中美二战期间结盟的结果，一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是和当时的苏联一道确立了战后秩序，使其成为当今环太平洋和平稳定的基石。今天，中美俄三方维护战后秩序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三方应该、也有能力在维护战后秩序的基础上进一步合作，维护跨太平洋和平稳定。

第三，以跨太平洋和平稳定为前提，提出并积极推动构建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圈。本着平等互利、公平公正、多边构建的原则，抵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促进环太平洋的经济合作发展，互利共赢。

最后，维护跨太平洋和平稳定、建立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圈与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四个全球倡议并行不悖。它不仅进一步体现出中国的大国担当和战略远见，而且也赋予中国应该担当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