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新周刊 丁锋“上午去拜访一家科技企业，询问有没有贷款需求；企业说现在正忙着招人，现有场地不太够用了，要赶紧租房子，钱多得用不掉，没时间聊，也不需要银行贷款。”一位大行分行人士向财新感慨，“现在一些好的科技企业，送钱都送不进去。相比之下，对于一些非科技企业，如果不属于‘五篇大文章’，银行就没有那么高的积极性贷款了。” 他的感慨，折射出当前银行信贷人员在贷款“降速提质”的新形势下面临的新偏差。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之后，“五篇大文章”成为各家银行排兵布阵的主战场；2024年5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银行业保险业指导意见，给出落地指引；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指导意见，央行也建立了配套统计制度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求是》的署名文章中表示，近10年来，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新增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占比由60%以上降至10%左右，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的新增贷款占比升至70%以上。信贷资金投向的转变，表明金融资源更多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集聚。这种结构变化不一定体现为贷款增量，但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政策支持下，这些国家重大战略和薄弱环节获得的信贷资源明显增加。央行数据显示，2026年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2.6％、14.5％、7.8％、23.5％、15.1％，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属于“五篇大文章”之首的科技企业更成为各家银行竞逐的对象。“对于一些中小科技企业，单笔1000万元以下的贷款，既算科技，又算普惠，现在只要资质差不多，总有银行会给贷款，而且在利率、期限等方面都大大放宽。”前述大行分行人士表示。
例如，2025年农行安徽省分行向安徽德恒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发放了一笔10年期固定资产贷款，用于合肥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笔贷款授信1亿元，据实际需求放款6900万元。一位知情人士称，10年期贷款确实较少，但按照有关监管规定，银行也是可以批的。一位股份行科技金融部门人士告诉财新，项目贷的期限可以到10年甚至更长，是按照项目的现金回流合理测算的；目前传统行业的投资需求没有那么大，科技企业项目上线、投资的冲动更强，所以对银行来说，科技企业合适的项目会多一些。
普惠贷款过去几年同样高速增长。央行每年公布的普惠小微贷款增速都是两位数；其中，2019年至2023年，普惠业务贷款年平均增速达25%；2024年增速回落至14.6%，2025年进一步降至10.9%。
“目前，普惠小微贷款在商业逻辑上存在一定矛盾：低定价、投放量大与宽准入三者难以兼得，导致这类业务风险偏高、收益偏低，商业可持续性面临挑战。因此，普惠业务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的是政策功能和社会责任，而非纯粹的经济回报。一旦考核要求减弱，股份制银行就会缺乏持续投入的动力；国有大行因承担了更多政策性任务，仍会坚持投放。”一位大行人士向财新指出。
“现在国有银行在科技、普惠小微贷款上的压力还是不小，追着企业放贷，难免会在操作中放松风控标准。同时，普惠业务低利率形成的套利空间，使得部分‘黑灰产’贷款中介时有发生，且其在合规层面往往难以识别，也令银行风控人士深感担忧。”前述大行分行人士指出。
2024年5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提到，银行保险机构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对“五篇大文章”相关业务的组织领导，将“五篇大文章”纳入机构战略规划和年度重点任务，建立健全专项领导协调机制，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加强对相关业务的统筹推动和组织保障；通过加大信贷资源投入、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实施差异化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等措施，加大内部资源倾斜；鼓励符合条件的机构结合自身实际设立专门部门或特色分支机构，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
此后，多家银行自上而下推动“五篇大文章”相关的组织架构调整。在总行层面，多数银行设立领导小组或专项推进委员会，由行领导统筹，相关领域通常由分管副行长牵头负责。总行相应设立科技金融中心、绿色金融部/中心、普惠金融事业部等专门机构，负责政策制定、产品设计、审批模板制定和名单准入等职能，将专业化能力从总行向分行传导。一些银行也在分支机构层面设立科技支行、绿色支行、养老金融特色网点等特色分支机构。
资源倾斜体现在“五篇大文章”相关业务的经济资本占用减免、专项激励，以及对初创科技、小微、绿色贷款给予更高积分等方面。不少银行内部对开展科技金融业务制定了财务激励与考核措施，例如有的国有大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给予几十个基点（BP）的优惠，有的国有大行要求分支机构的支行行长、对公客户经理每周都要“陌拜”科技型中小企业。
在不良率方面也有更大的宽容度。比如，监管部门明确提出“适当提高科技型企业贷款不良容忍度”、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以提高银行放贷的积极性。
在政策支持下，相关企业的获贷率持续提高，过去中小型科技型企业“贷款难”的情况得到明显改善。央行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
“现在的感觉是信贷资源分化得厉害，明显向科技等行业迅速集中。”一位国有大行人士指出，部分科技企业资金过于充裕，甚至出现大量闲置、难以有效消化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这可能会让企业形成粗放用款的惯性，忽视抗风险能力的建设”。
相比之下，对“五篇大文章”之外领域的贷款需求，银行的投放热情打了折扣。“现在在信贷需求整体偏弱的情况下，有贷款业务也会做，但主要是在贷款标识认定环节上，一笔业务若不属于‘五篇大文章’范畴，可获得的政策支持力度往往明显减弱。哪怕是一些经营规模较大、业务质量良好的物流企业，因为既不符合绿色金融的条件，也不属于科技或战略性新兴产业，银行对于这类企业的投放积极性就会弱一些，因为在考核得分、业务审批权限等方面，会有较大差异。”前述国有大行人士说道。
多位银行业人士均提到对科技贷款质量的关注。一位城商行相关业务负责人告诉财新，前两年带有科技“标签”的贷款投放增长较为迅猛，可能有一些隐患，后续在规模和增速的基础上要更加重视质量。
“科技贷款与绿色贷款在风险特征上还是存在一些明显差异。目前银行投放的绿色贷款，可能60%、70%投向了新能源或绿色基础设施领域。而像污染治理、矿山修复等经济效益比较差的项目，银行目前做得还不多。”前述城商行相关业务负责人指出，因此绿色贷款在客户范围上与普通企业贷款相近，但客户层级更高、资质更优，可以理解为全量贷款中的优质部分，其风险表现大概率优于普通贷款。
但科技贷款不同，其客户覆盖面相对较窄，且相当一部分企业处于初创期或早期阶段，整体风险水平自然更高。
一位股份行分行人士也向财新指出：“目前科技企业良莠不齐，银行在实操中对科技企业的认定主要依赖地方政府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名单，但门槛总体并不高。” 据财新了解，近期央行正在牵头研究编制科技企业产业案例汇编，拟对科技企业的认定作出更清晰的解释；并考虑出台“负面清单”，明确一些不属于科技贷款的具体情况。过去七八年间，普惠小微贷款是很多银行全力冲刺的另一大方向。
据财新此前报道，在一些国有大行总行对分支行的经营管理考核中，普惠金融这一项的考核都在10分以上（100分制）。相比之下，其他类别信贷业务的考核指标一般在2分、3分左右。“单项占10分以上，相当于一个指标定乾坤了。”一位大行人士向财新指出，“只要这项关键指标拿到高分，就基本锁定了排名位置。因此，四大行基本都在全力冲刺这个指标。”
（参见本刊2025年第29期《普惠金融高增长背后》）目前央行口径的普惠小微贷款主要包括单户授信小于1000万元的小微企业贷款、单户授信小于1000万元的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2018年末余额8万亿元的普惠小微贷款，在2026年二季度末达到38.52万亿元，较2018年末增长近380%。
2026年5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取消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的考核指标，而更加注重“提质”。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存量优质客户的需求已被充分挖掘，叠加新增有效信贷需求不足，普惠小微信贷规模增长难度加大。若继续维持“量增”目标，各类型银行之间的价格“内卷”将更加凸显；同时，普惠贷款不良率持续攀升，已敲响风控警钟；而部分机构层层加码设置目标，导致基层执行动作变形走样，在授信过程中依赖中介机构，也潜藏了风险。
2026年以来，各家银行的普惠贷款任务减轻了吗？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财新，考虑到不良率持续攀升的压力，一些股份制银行开始主动收缩普惠金融业务规模，但对国有大行来说，规模增长的压力还是不小。
“总行对普惠金融业务的考核比较重视，基本属于‘一票否决’。如果普惠金融完成情况不理想、未达成目标，银行分支机构就不能参与系统内的评优评先，所以任务压力很大。”前述国有大行分行人士指出。
多位业内人士也指出，虽然金融监管部门不再强调普惠贷款增速，但财政部作为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仍然要从“股东”和“国家战略”的角度去衡量国有银行的综合表现，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这里面就包括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两增”（增增速、增户数）、“两控”（控资产质量、控综合成本）的完成情况。
前述国有大行人士告诉财新，在财政部2026年的考核中，仍保留了对普惠贷款增速的要求，同时风险管控相关指标的权重也有所提升。
但普惠贷款的不良率暴露仍有压力。“银行业有个说法叫‘三新不良’，指的是给新客户的新发放贷款当年即形成不良。这类不良贷款性质较为严重，相当于银行在投放环节被骗了。过去像房贷、消费贷这类零售信贷，通常不会出现‘三新’，但现在连房贷、消费贷都有‘三新’冒头了，这也说明部分借款人的杠杆可能已经到极限了。”前述大行分行人士指出。
另有国有大行人士向财新指出，由于部分银行普惠贷款任务较重，使得一些企业原本在一家银行贷款3000万元即可满足需求，现在却拆分到多家银行，比如每家贷800万、1000万元。“这对银行风控提出了更高挑战。由一家银行独立授信时，银行可以掌握企业整体经营和流水全貌，也有条件要求担保或办理抵质押。但现在企业在单家银行贷款金额可能降至1000万元以下，而且更多使用线上的信用贷款产品，单家银行很难再掌握企业完整的经营情况和资金流水。”
贷款中介领域的“黑灰产”也在困扰着银行。贷款中介本是一个正常行业，由于各家银行的贷款产品种类繁多，利率、额度、年限、审批条件各有不同，而小微企业主往往缺乏主动了解银行产品的意识和渠道，因此贷款中介机构可根据个人或企业的贷款需求，帮助其匹配不同的银行信贷服务。
但近两年，非法贷款中介教唆借款人伪造材料骗取银行贷款的案例屡见不鲜。一位大行内控合规人士向财新指出，在近两年的员工异常行为查处过程中，发现有不少员工涉及跟非法贷款中介勾结。
他介绍，这些非法贷款中介的手段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包装式骗贷”，为不符合资质的企业伪造材料，通过收取高额服务费的方式帮助其获取贷款。第二种性质更为恶劣，利用空壳企业实施诈骗；这些中介会注册一些企业“养壳”，通过按时纳税、维持基本账户流水等制造假象，但背后并不存在真实的融资需求。
关于非法贷款中介，近两年监管部门开展多轮专项整治。2026年4月2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稽查局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开展新一轮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工作，其中AB贷、伪造资料、包装流水、注册壳公司骗取经营贷被列为重点排查对象。
如潘功胜所述，贷款“降速提质”成为银行业面临的新常态。一方面，这与过去信贷高速扩张高度依赖房地产和基建，而科技等新动能领域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明显低于传统重资产行业，以及居民端信贷持续负增长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优质企业正在用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替代银行贷款。
宏观数据反映了这一趋势性变化。央行数据显示，2026年7月，企（事）业部门人民币贷款减少1300亿元，而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达4640亿元；8月，企业债券和股票直接融资规模3351亿元，也超过当月企（事）业部门人民币贷款新增规模2600亿元。2026年前八个月，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占比为14%，较上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这一占比已连续五个月超过两位数。
“当前信贷增速中枢下移，除了缘于传统融资需求偏弱，也可能包含融资方式逐步转换的因素。”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静静撰文指出，从国际经验看，随着利率市场化不断深化、资本市场逐步成熟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融资体系往往会由较为依赖银行信贷，逐步向银行贷款、债券和股权融资更加多元、均衡的格局演进，直接融资占比通常也随之提高。
目前中国的低利率环境，为企业通过直接发行债券融资提供了土壤。财新整理截至9月初的公开数据发现，2026年非金融企业债券发行量2.71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多发近2100亿元；新发企业债券的平均票面利率为2.1%，AAA级实体企业5年期债券的发行利率降至1.8%左右，分别较上年低约40BP和60BP。
微观层面已经观察到不少企业通过发债置换贷款的案例。例如，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在2026年1月和7月各发行2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期限3个月，票面利率分别为1.5%、1.39%，全部用于偿还存量银行有息债务和补充运营资金。
此外多位银行人士也向财新指出，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对贷款利率下限的约束，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银行贷款对优质企业的吸引力。
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是由央行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组成的行业自律组织，主要目的是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通过行业自律维护存贷款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防止恶性价格战，同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为约束“高息揽储”和“非理性低价放贷”，成员银行共同承诺遵守的行业自律标准，在存款端体现为利率上限约束，在贷款端体现为利率下限约束。
一位大行东部分行人士表示，当前银行对优质对公资产的竞争非常激烈。由于自律机制对贷款利率下限的约束，央/国企与普通企业在贷款端的信用利差被明显压缩，高等级主体无法按自身信用拿到足够便宜的信贷资金，利率最低也还在2%以上。同时，在债券市场上，高等级主体的债券发行利率大致落在1.5%—1.7%的水平，发债比贷款便宜不少，因此具备公开市场融资能力的央/国企自然转向发债。
银行资金难以转化为合意信贷，于是转向更多配置债券。中邮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末，上市银行生息资产同比增长7.67%，较一季度末回落1.48个百分点；贷款及垫款同比增长6.61%，较一季度末回落0.48个百分点；债券投资同比增长14.50%，占生息资产比重升至29.76%，较一季度末提高0.64个百分点，银行资产配置进一步向债券投资倾斜。
但多位银行业人士也指出，作为高等级信用债，央/国企的债券收益率大致落在1.5%至1.8%区间，该水平的收益率对银行的吸引力有限，也很难对尚未企稳的净息差形成有效支撑。
在整个社会融资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商业银行也在更多参与绿色债券、科创债券等的发行承销。比如，农业银行在2026年半年报中披露，上半年主承销科创债37只、发行规模超1200亿元。
不过，业内人士向财新指出，银行参与债券承销的费用现在相当低，仅在万分之几的水平，与前些年千分之三左右的费用已不可同日而语。“万分之几的费率水平，很难覆盖人力、差旅、合规等成本，这类业务账面往往是不赚钱的，更多是考虑到维护客户、带动存款等其他业务的综合收益。”■张宇哲、王石玉、范浅蝉对此文亦有贡献注：本文刊发于《财新周刊》2026年第38期，原题为：财新周刊｜信贷分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