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11月2日，中国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经济委员会召开《贸易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公听会，讨论扩大对中国大陆特定集成电路、半导体晶圆关键材料、零部件及制造设备等出口管制，并提高违规出口及第三地转运的刑事处罚力度。

公听会即立法前的公开意见座谈会。据中国台湾《贸易法》第13条原有规定，不能向中国大陆出口化学机械等12类半导体晶圆制造设备“高科技战略货品”。此次修正草案拟新增《贸易法》第13条之2，将特定集成电路、半导体晶圆关键材料、零部件及制造设备纳入管制货品之列。

草案同时拟新增第27条之3，即对违反规定者处以最高十年有期徒刑，并可处以500万至1000万元新台币罚款（约合人民币102万至204万元）。而原有规定是最高五年有期徒刑及3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1万元）以下罚款。通过第三地转运、转售等方式，将相关产品最终输往大陆的行为，也将面临相同处罚，并没收犯罪所得。

中国台湾经济委员会发言人介绍，《贸易法》于1993年制定，而在此前，1990年台湾和美国签订了《保护战略性货品及技术贸易谅解备忘录》，其目的在于避免战略性物资流入管制国家，因此贸易法也沿袭了相关规定。

其中，管制地域范围不断变化，中国大陆于2002年被纳入其中，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特别规定，仅限制对大陆出口12类半导体晶圆制造设备，其他战略性高科技货品适用非管制地区规定，而彼时其余战略性物资超过1万项。此后，中国大陆和台湾长期在晶圆组装等方面进行合作。

然而，2025年4月，美国宣布对等关税政策后，台湾开始与美国进行台美对等贸易协定（Agreement on Reciprocal Trade，ART）谈判，于2026年1月达成主要谈判共识，2月12日正式签署。协议承诺，台湾将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在出口管制法规及执法方面的合作，包括采取额外监管措施，防止先进半导体、相关设备及先进计算产品流向中国大陆、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地区，并推动相关出口管制规则与美国保持一致。

该发言人提出，ART新规下，台方需要考虑是否修改现有贸易规定，但究竟通过行政公告实行，还是抬高到法律层面，尚需学者专家讨论。

公听会上，中国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署长刘威廉称，近年来出口商通过多种方式规避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一是利用第三国多层转运网络，将产品出口至非管制地区，再转运至受管制地区；二是在东南亚、中亚、中东等地区设立缺乏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公司，掩盖货物的最终目的地；三是利用海关商品归类的模糊空间，将AI芯片、服务器板卡等高科技产品虚报为普通消费级芯片，或将整套半导体设备拆解为机械零部件，通过不同报关行、不同关区分批出口，再于海外中转站重新组装。

今年8月，基隆地检署起诉了八名涉嫌向大陆出口配备英伟达图形处理单元（GPU）的人士，其中包括英伟达和美国服务器制造商美超微（Supermicro）员工。

刘威廉表示，即使高端芯片受到实体出口限制，受管制地区的企业仍可能通过远程租赁境外云计算服务获取算力，用于大语言模型训练等活动；受管制的技术和数据也可能通过数字文件传输、国际人才交流等方式跨境流动，难以依靠传统海关查验加以阻止，现有管制制度存在漏洞。

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臣认为，美国近年来持续扩大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及AI技术出口管制，芯片仍是制约大陆AI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他指出，受管制企业可能通过第三国转运、设立空壳公司等方式获取高端芯片，相关违规交易涉及金额可达数亿美元甚至数十亿美元，即便是修正草案中新增提出的罚款金额可能仍不足以形成有效威慑。

不过，也有与会专家对此举提出质疑。例如，中华经济与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曾志超指出，修法草案为何仅针对大陆及半导体相关产品，而未将俄罗斯、朝鲜等其他高风险国家以及机床等敏感技术一并纳入。此外，现行《贸易法》第13条已经授权主管机关公告具体管制货品及地区，意味着现行制度并非无法限制相关产品出口到大陆，而是已经赋予行政机关较大的调整空间，不应仅以政治目的立法。

他进一步指出，对于草案中“受大陆地区实质控制”“为其利益从事规避行为”等表述，法律定义不够明确，尤其涉及刑事责任时，可能增加企业的合规风险。

国立台湾大学国际企业学系副教授卢信昌强调，中国台湾作为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经济体，制定出口管制政策时必须兼顾安全与产业利益，不能简单追求更严厉的处罚和更广泛的限制范围。他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受到自身经济、产业及政治利益影响，并会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台湾不应完全照搬美国的做法。

卢信昌指出，半导体供应链涉及晶圆代工、贸易商、二手交易及多次转售，制造商未必能够控制产品的最终流向，如果法律未明确区分各环节的责任，可能使正常经营企业面临难以预见的法律风险。此外，台湾企业已经承担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监管要求，进一步加严管制可能增加经营成本，促使企业调整投资及供应链布局，进而影响台湾的金融、物流及整体产业竞争力。

他还认为，出口管制不仅是安全工具，也涉及国际经贸谈判。如果法律将具体限制规定得过于僵硬，可能削弱行政机关未来调整政策的空间和谈判筹码。

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揭晓前夕，对中国大陆获取先进AI算力的限制也进一步升级据中心合作伙伴减少对中国客户的业务，必须将至少51%的服务出售给非中国公司，而此前并无此类限制。该要求于今年夏季开始实施，影响后续合同，不涉及现有租赁协议。这意味着，AI芯片管制正从实体芯片出口延伸至海外算力服务。财新就此情况询问英伟达，截至发稿未获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