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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

偏见的新衣——评黄亚生的经济观点

夏春:中国家庭在国民收入中分到的份额是否公平,工资占比该不该提高,这是正当且必要的争论。黄亚生提出这些问题本身有价值,但这不能兑换成错误论述的豁免权。

最近,一个此前在内地读者中名声不显的名字突然走红。黄亚生,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因为他二十多年来看空中国经济的立场,在当下环境里被许多中文读者奉为“先知”。他的观点被做成短视频大量转发,他与袁莉在《不明白播客》的对谈,也在华人听众中广为流传、收获一片叫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他发表观点的英文平台Substack上,评论区却大多以批评为主:英文读者指出他的经济常识错误、统计口径误导、跨国比较不对称等学术硬伤。

同一个学者、同样的论述,中文世界听到的是“敢说真话”,英文世界听到的是“数据有问题”。这种反差本身就值得琢磨。与其说哪一边的读者更懂思辨,不如说:在经济压力和情绪波动之下,中文读者更容易被“敢说”的姿态打动,顾不上去核对“说得对不对”。对一个习惯用制度批评框架解释一切困境的学者,中文市场对共鸣的需求,远远大于对方法论严谨性的需求。

客观地说,黄亚生接受过完整的西方学术训练:1981年他进入哈佛大学本科就读,是恢复高考后最早一批进入哈佛本科的中国大陆学生,此后获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并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长期执教,他的经济观点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早在2008年的专著《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与国家》里,他就系统论证过中国经济增长中家庭收入份额被压低的问题,提醒过消费不足的隐患;2009年四万亿刺激出台时,他是少数公开质疑债务驱动增长模式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民营企业受歧视、国进民退的批评,也具有前瞻性。今天中国经济最受关注的几个关键词,例如消费不足、债务、民企信心,都出现在他十几年前的专著里。

问题在于,一个学者说对了病情的方向,不等于他的每一次诊断都成立。对熟悉他全部学术记录的人来说,黄亚生过去二十多年关于中国的论断里,错误的、落空的、充满偏见的部分,至少与说对的部分一样多。本文就来做一次系统核查,重点针对他最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2026年3月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中国如何忘记了马克思》,一篇是6月发表在Substack上的长文《作为“绝对优势经济体”的中国》。

破产的预言

黄亚生关于中国的所有预言里,知名度最高的是印度经济总量会超越中国。2003年,他与哈佛商学院教授塔伦•康纳(Tarun Khanna)在《外交政策》上合著发表《印度能超越中国吗?》,核心论点是印度有本土企业家精神、更好的金融体系和制度基础,中国的增长依赖外资、压制本土民企,所以印度的模式更健康,超越中国只是时间问题。

后来两国发展的表现众所周知。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5年中国经济总量约19.5万亿美元,印度约3.96万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4.9倍,比2003年的2.7倍还大。按人均GDP比较,2025年中国约为印度的5.1倍,2003年约为2倍。制造业规模的差距更大:202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4.82万亿美元,是印度5329亿美元的9倍。2024年有人重提此文,黄亚生的回应是:当年没有给出时间表,所以预言不能算错。

2012年12月,《外交事务》刊登了黄亚生的文章,标题是一个二选一的判决《不民主化,就灭亡》。文章断言,中国若不进行政治改革,等待它的就是革命。十三年过去了。灭亡没有发生,革命没有发生,中国经济的总量比2013年翻了一倍还多,从9.57万亿美元涨到了19.5万亿美元。黄亚生可以辩解说未来还长,但这样一个斩钉截铁的论断,很难说是建立在严谨的分析框架上的。这和他所有的预言是一个路数:把中国经济的困难直接推导为制度的死刑判决书,中间跳过了所有关于韧性、调整和替代路径的讨论。这种写法更像公共评论,距离严谨的学术预测还有相当的距离。

中国经济转型失败了吗?

黄亚生在2008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与国家》给出的论点是:1980年代的中国是农村企业家精神的黄金年代,1990年代以后转向城市偏向、国家主导的模式,普通家庭收入受到压制,中国经济从此走上歧途。该书的第二版改名为《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中国改革与逆转的历史》在2026年出版时,我撰文介绍过,书中关于1980年代的描述符合事实,重温这段历史有助于大众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早期阶段。

但这个叙事有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地方,被黄亚生说成"歧途"的1990年代和2000年代,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减贫发生的年代,世界银行的数据是,1981年至2018年中国减少贫困人口约八亿,也是华为(1987年创立)、比亚迪(1995年)、腾讯(1998年)、阿里巴巴(1999年)这批民营企业从作坊长成世界级公司的年代。如果九十年代转向真的系统性地绞杀了民营经济,这批企业是从哪里来的?一本书的理论无法安放自己样本期里最耀眼的反事实。这至少说明,在他的研究框架里,结论是先于证据设定的。

顺带一提,黄亚生在2003年出版的著作《出售中国:改革时代的外国直接投资》里,把中国对FDI的依赖解释为制度失败的证据:因为本土民企受歧视,外资才填补了空白。这个观察当年有见地,但它的推论说中国本土企业无法在歧视中成长,这一点被此后二十年的民企出口狂潮彻底证伪。中国民营部门如今贡献了大部分出口,这恰恰发生在他宣布的制度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2025年黄亚生出版的《中国模式的终点:从科举帝制到数位威权,揭露中国式治理制度的宿命》(英文版2023年出版,书名为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把这套判断推到新高度:他把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概括为“考试、专制、稳定、技术”的循环,论证在专制体制下,中国的技术活力和经济增长注定见顶回落。近两年来,他在各类访谈中反复表示中国经济总量难以超越美国,“见顶”成为他的标志性判断。

见顶论本身可以讨论,中国经济当前的困难也是真实的。人口老龄化、房地产调整、地方债务压力,每一项都是硬伤。但请注意这个判断与他2003年、2013年论断的血缘关系:无论中国经济上行还是下行,他的结论永远是下行;无论证据是外资涌入还是外资流出,他的结论永远是制度失败。一个对所有证据都给出同一答案的框架,不是分析,是立场。

统计口径与基本事实的错误

回到黄亚生在2026年的两篇文章,也是他与袁莉在《不明白播客》对话中重点介绍的新研究。第一篇是发表在《外交事务》的《中国如何忘记了马克思》,黄亚生给出的核心支持性数据是,中国农业、工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劳动报酬占全部经济投入的比重,从1987年的21%降到了2023年的15%。数字看上去触目惊心,但真正的问题出在统计口径的选择与基本经济事实的无视上。

“全部经济投入”包含原材料、零部件等一切中间投入。过去四十年,中国产业链不断拉长、分工不断细化,中间投入占总产出的比重机械上升,劳动报酬的占比就机械下降——哪怕工人实际工资翻了十几倍,这个比率照样往下走。把一个主要由产业组织形态变化驱动的比率,直接读成“榨取加深”,这已经超出了数据本身能够支持的解读范围。这个比率在方法论上的错误,与第二篇Substack文章《作为“绝对优势经济体”的中国》的“工资除以总产值”同病同源,下文详述。这里先指出文章内部的一处矛盾:黄亚生也承认,中国工人的绝对收入和生活水平自1980年代以来大幅提高。相对份额下降与绝对水平提高可以同时成立,但文章却只突出了硬币的一面。

在Substack的文章里,黄亚生的核心论点是:中国同时在高端(与美国竞争飞机、人工智能)和低端(与非洲竞争雨伞、T恤)保持压倒性竞争力,“据我所知,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同时做到这两点”。文章的副标题是:困惑不在于中国为何出口汽车,而在于它为何仍在出口T恤。他把原因简单归结为一点:中国制度性地压低工资。文章里指出中国制造业工资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率异常偏低。由此他推论,中国靠压低工资维持了全产业链的竞争力,进而导致了制造业产能过剩。

这个论证在事实、数据和因果推断三个层面都有严重缺陷。

先看历史事实,几乎每一个制造业霸主都经历过高低通吃的阶段。十九世纪的英国既向全世界出口最便宜的棉布,也出口最先进的蒸汽机、机床和铁路设备。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既是棉花和纺织品大国,也是机械、电气和航空工业的领头羊。战后的日本在1950年代是世界最大的棉纺织品出口国,同一时期,日本的钢铁、造船、晶体管收音机和摩托车正在占领世界市场;1964年新干线通车时,纺织品仍占日本出口的约四分之一。一个处于追赶中后段的大国,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占据产品谱系的高低两端,不是反常,是常态。

历史判断之外,他用来支撑论点的统计数据同样存在系统的口径问题,足以让不熟悉统计口径的读者信以为真。

首先,统计指标里的分母都选错了,这个毛病两篇文章都有份。一篇用劳动报酬除以“全部经济投入”,另一篇用工资除以制造业总产值,分母叫法不同,病根是一个:都拿包含中间投入的总产值做分母。正确衡量劳动收入份额的方法是“雇员报酬除以制造业增加值”(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 / value added),而非“工资除以总产值”(wages / gross output)。总产值包含了原材料、零部件等全部中间投入,它衡量的是生产规模,不是收入分配。中国制造业的中间投入比重极高,供应链分层之细、产业环节之多,在全球制造业大国中罕有其匹,总产值的分母就这样被中间投入层层放大。用一个被产业结构放大的分母去除劳动报酬,得到的比率天然偏低,但这反映的是中国的供应链结构,而非工资被人为压低。黄亚生说,中国制造业产出中付给工人的份额从1992年的6.3%跌到2010年的1.8%,到2024年回升到3.3%左右,大体回到2002年的水平。熟悉国民账户体系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个口径的问题——作为对照,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约为56%(见下文)——但黄亚生反复使用这一口径,使其在中文舆论场广泛流传,由此形成的公众认知存在系统性偏差。

如果要做跨国比较,OECD的"分行业雇员报酬"(employee compensation by activity)数据以增加值为分母,且报酬口径不仅包括工资,还包括雇主的社会保险缴纳和其他劳动力成本。用增加值而非总产值做分母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远没有"工资除以总产值"那么吓人。

其次,统计指标里的分子也错了。中国官方统计中的"工资总额"指的是雇主直接支付给员工的税前报酬,包括员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但在国际劳工组织和国民经济核算的意义上,"雇员报酬"(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是一个更宽的概念,不仅包括工资和薪金,还包括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奖金、实物福利、培训费用和福利服务。如果黄亚生的分子用的是中国的"工资"而非完整的"雇员报酬",他就系统性地低估了中国真实的劳动力成本。这个问题在国际比较中至关重要。如果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巴西用的是"雇员报酬"口径,而中国用的是"工资"口径,那就不是苹果和苹果的比较,是苹果和苹果核的比较。

实际上,更宏观的跨国数据也不支持"中国是一个结构性压低工资的经济体"的判断。宾州大学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的跨国可比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约为56%,接近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水平,远高于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同样如此,这组数据在国际比较中属于基本常识,但黄亚生的两篇文章都没有采用,而是构造了两个缺乏可比性的指标:一个是“实体经济”部门的劳动报酬占全部经济投入的比重,一个是工资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中国的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分到的份额是否公平,仍然可以争论。但"中国是一个宏观层面系统性压低工资的经济体"这一判断,在跨国比较中完全不成立。

有一组黄亚生两篇文章都绝口不提的数据:工资增速。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2012年的46769元涨到2024年的124110元,十二年名义增长1.65倍,扣除物价后年均实际增速约5%到6%;私营单位同期从28752元涨到69476元,同样翻倍以上(近两年增速明显放缓:2024年非私营单位名义增速降至2.8%,私营单位按可比口径增长4.0%,但这不改变过去十余年的累计格局)。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跨国比较更直接:2008到2019年,中国实际工资翻了一倍多,而同期美国和加拿大的实际工资增速长期在0到1%之间徘徊,意大利、日本、英国甚至出现下降。ILO在测算全球工资分布时特别指出,中国工资的增长是拉动全球工资分布整体上移的主要力量。

当然,增速快是从低基数起步,以名义汇率衡量,中国工薪者的平均月薪至今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但一个劳动者报酬增速连续十几年把发达国家远远甩在身后的经济体,很难被描述成一个"以压低工资为立国之本"的体系。份额下降与增速最快可以同时成立:前者说的是蛋糕怎么分,后者说的是蛋糕做大的速度人人有份。黄亚生只讲了前一半。

黄亚生实质上做的,是用一个生产成本比率(工资/总产值),把它当作收入分配比率来解读。这是一个方法论上的硬伤。“制造业工资/制造业总产值”或许能说明中国制造业体系的工资成本强度低——因为中间投入高、产业链长——但既不能证明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异常偏低,更不能证明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由系统性压低工资造成的。中国产能过剩更直接的成因,是地方政府的重复建设与财税激励,而非劳动成本。要支撑那个因果链条,需要在国际可比口径下证明“制造业雇员报酬/制造业增加值”异常偏低,到目前为止,这个证据黄亚生没有提供。

在Substack的文章里,黄亚生断言"纺织仍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品类"。这一断言与事实不符。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4年中国出口总值25.45万亿元人民币(约3.58万亿美元),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59.4%,是第一大出口品类;纺织服装出口总额3011亿美元,远低于机电产品。一个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在第一大出口品类这样的基本事实上出错,这是令人遗憾的。

黄亚生说,韩国和中国台湾富起来之后退出了纺织业,中国大陆却拒绝退出。这个故事建立在把"纺织品"和"服装"混为一谈之上。生产服装可能算不上高科技,但纺织业并不是黄亚生理解的低端产业。纺纱织布早已是资本和能源密集产业,化纤靠石化装置,织布靠喷气织机,车间里看不到几个人。中国大陆纺织业在全球份额继续攀升(从2015年的37%到2024年的43.3%)的是纱线和面料,那是机器干的活。如果说,过去十年,中国纺织品在全球出口份额一直高于机电产品的份额,那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真正消耗人工的是缝衣服,中国大陆在全球服装出口中的份额2013年见顶39.2%后一路下滑,2024年降到约30%,份额被孟加拉和越南接走。这正是标准的教科书剧本,原因就是"工资上升",比较优势下降。

韩国和中国台湾并没有退出纺织业,韩国2025年纺织品出口仍有约97亿美元;中国台湾2024年纺织品及成衣出口67.4亿美元,其中成衣仅占约5%,布料占71%、纱线占14%,上中游合计近九成。韩台减少的是缝衣服,留下的是织布,这和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情形一模一样。

按照黄亚生的观点,中国经济同时出口汽车和T恤不正常,那怎么解释美国、欧盟、意大利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意大利人均收入约为中国的三倍,至今仍是全球最主要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国之一,拥有数万家纺织企业和数十万就业人口。美国是全球十大纺织品出口国之一,在化工纤维和面料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按WTO口径把欧盟27国加总,2024年其服装出口约1770亿美元(其中约四分之三是欧盟内部贸易),超过了中国约1570亿美元的规模。富国从未从纺织业整体退出,减少的只是缝衣服这一环,留下并持续升级的,是面料、设计与设备。

黄亚生的论证错误还不止于此。他为"绝对优势"提供的最主要的量化证据,是逐行业比较中国同类产品的出口与进口之比:鞋的出口对鞋的进口,飞机的出口对飞机的进口。他发现,在98个行业里,这个比率从2000年代中期到2023年几乎全面上升,飞机上升约七倍,汽车约三倍半,针织面料也上升了约七倍。他把这个结果读作中国在所有要素密集度上都变得更有竞争力。

问题在于,出口对进口的比率上升有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出口变强,或者进口变弱。前者是竞争力的故事,后者是内需的故事,这个指标本身分不出谁是谁。中国过去十年的贸易数据里,两条路径都存在,而且内需这条的分量不小:以美元计价,中国进口额从2022年的约2.7万亿美元回落到2024年的约2.6万亿美元,原地踏步、不升反降。分母停在原地甚至缩小,比率自然处处上升。这不需要98个行业各自发生一次竞争力飞跃,只需要内需疲软这一个宏观事实就够了。

而造成进口疲软的,恰恰是黄亚生说的中国家庭消费不足:消费者买不起,进口自然少,出口进口之比自然升高。他用自己诊断出的病因(消费被压制)制造的症状(进口疲弱),来证明另一个命题(中国在所有行业竞争力超常)成立,这样的论证在逻辑上构成了循环论证。

检验竞争力有干净的指标,就是中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用这个指标看,故事就变了:中国的服装份额2013年见顶后持续下降,上升的只是资本密集的面料和设备,他观察到的全谱系上升,很大程度上是算术假象。他举的例子也经不起细看:飞机"竞争力上升七倍",主要不是中国飞机拿下了多少国际市场,而是波音对华交付在贸易摩擦和安全审查中大幅萎缩,国产飞机开始替代部分进口,进口少了,比率就上去了。

正确的解释是什么?

至此我们拆解了黄亚生的统计错误和逻辑错误。但如果就此打住,文章只做了一半的活:驳倒一个错误的解释,不等于回答了它试图解释的现象。黄亚生观察到的现象本身是真实的:中国确实同时在高端和低端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他错在两处:一是宣称这在经济史上“绝无仅有”——如前文所述,制造业霸主的高低通吃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中国真正的特殊之处在于体量与持续时间;二是把这个现象错误归结为“制度性压低工资”。那正确的解释是什么?

答案藏在中国内部的劳动力结构里。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农村常住人口超过四亿的国家:2025年末乡村常住人口约4.51亿,占总人口约32%。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首次突破3亿,达3.01亿人,大致相当于一个印度尼西亚的人口,比两个墨西哥还多。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12年的2.88持续缩小到2024年的2.34,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不到城镇的一半。

也就是说,中国仍然有一支庞大的劳动力队伍,正在从收入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农村地区涌入城镇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些工人不是从德国或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中走出来的,他们的保留工资,也就是让他们愿意离开家乡、进入工厂的最低报酬,是由农村和低收入地区的收入水平塑造的,这个水平更接近中低收入经济体,而非发达经济体。

但他们进入的不是一套薄弱的工业系统。他们踏入的是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密集的供应商网络、成熟的物流体系、完整的产业集群、日益自动化的工厂。他们带着强烈的工作纪律、快速学习能力和对高强度生产节奏的适应力,这些东西不是"低工资"三个字能概括的。

这种组合极为罕见。一个工资水平接近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劳动力池,嵌入在附加值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制造体系里,这就是中国能同时和美国竞争飞机、和非洲竞争雨伞的原因。不是工资被"压低"了,而是中国内部存在着多个发展阶段,叠加在一个国民经济体内。

中国不是一个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大陆尺度的劳动系统。在顶端,它有工程师、技术员、管理者和企业家,在先进经济体的水平上运转。在底端,它仍然有大量供给的工人,其保留工资由农村和低收入地区的条件决定。两端之间,是全球最全的产业配套。这个结构当然有它的代价,城乡差距、农民工权益、社会分层,但它是解释中国全产业链竞争力的起点。

如果黄亚生想理解中国低端制造业的韧性,起点不应是一个有缺陷的"工资除以总产值"比率,而应该是中国内部的发展梯度。

劳动生产率的两把尺子

黄亚生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每小时产出排在全球一百二十名开外,一个生产率平庸的国家,凭什么在贸易上通吃高低两端?他的答案是,中国赢的不是效率,是价格,是低工资。可惜的是,这个论证又是站不住脚的。

生产率有两把尺子。一把量实物:一个工人一小时织几码布,炼几吨钢,装几部手机。另一把量产值:一个工人一小时创造多少美元。讽刺的是,黄亚生引用的李嘉图,当年用的正是第一把尺子:酿一桶酒,葡萄牙需要八十人劳动一年,英格兰需要一百二十人;织一匹布,葡萄牙需要九十人,英格兰需要一百人。比较优势理论的原始语言,是单位实物背后的劳动投入,不是美元。

用实物这把尺子量,中国制造业的效率一点都不平庸。纺纱行业的万锭用工,从2000年的约300人降到如今的30人以下,一个工人看管的设备是上一代工人的十倍。全球一半以上的钢铁和造船完工量、约八成的光伏组件、六成的动力电池、最大规模的纱线和面料,出自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均产出持续攀升的中国工厂,靠的是机器和组织,不是人海战术。

那为什么按产值算,中国的每小时产出排在一百名开外?因为产值等于实物乘以价格。中国制造的出厂价格低,同样的实物折成美元,效率就输了。同样一匹布,中国工厂织得更快、用工更少,但卖得便宜,按美元计价就输给了意大利。更何况那个排名用的是整个经济的每小时GDP,中国至今仍有两成以上的就业在生产率偏低的农业,结构性拉低了全国均值,这和制造业车间的效率是两回事。

当然,实物效率高,不等于价格低全是好事。出厂价格低,一部分来自效率,也有一部分来自产能过剩和利润微薄,这是中国制造业真实存在的问题。但这恰恰说明,低价格是高效率和过度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黄亚生断言的效率平庸、只靠压工资。

结语:少一些偏见,多一些事实

中国家庭在国民收入中分到的份额是否公平,工资占比该不该提高,这是正当而且必要的争论。黄亚生提出这些问题本身有价值,但这不能兑换成错误论述的豁免权。二十三年里,他预言印度超越中国,落空了;预言中国不改革就灭亡,落空了;宣布九十年代是歧途,被九十年代长出来的世界级企业证伪了;最新的两篇文章,一篇用“工资除以总产值”冒充收入分配比率,犯了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另一篇则把第一大出口品类、全球纺织贸易的基本格局都弄错了。一个学者可以一再犯错,但如果他所有的错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不是误差,而是偏见。套用黄亚生Substack文章的副标题,真正让人困惑的,不是中国为什么还在出口T恤,而是黄亚生为什么始终在输出统计错误和事实错误。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有成就也有挑战,但只要有肯定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或论著出现,黄亚生几乎总是第一时间撰文批评:李世默在《外交事务》上阐述中国治理模式,他公开反驳;金刻羽出版《中国新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解释中国的治理模式的利弊,他发表长文对“有利”部分逐条批驳。

所以,也请容许本文对黄亚生经济观点提出批评。本文并没有回避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消费不足、民企困难和分配问题。我是一个习惯先核查数据、再下判断的经济学者,既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也从来不回避它的困境;我努力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法,努力尽到一个学者的本分。正因如此,我更难理解:一位名校教授的文章,何以出现如此密集的事实错误和口径问题。我指出这些错误和方法论问题,不是立场之争,是证据之争。也希望黄亚生借这个机会,冷静地回头检视自己二十多年的研究:是不是立场偏见多了一点,事实核查少了一点。

(作者夏春是智汇集团创始人,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国际家族投资协会首席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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