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9月2日，联合应对跨越1.5℃的路径与回归之路》（下称“报告”）。由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进度长期滞后，人类跨越1.5°C关键升温阈值已几乎无可避免；即便各国全面落实并超越其当前及未来的气候行动计划，全球气温仍将在回落前升至约1.8°C。

报告认为，在这一“气温过冲”阶段，与气候相关的灾害将迫使多国把财政、行政与政治资源转向紧急救灾与重建，挤出本应用于清洁能源转型、深度去碳和韧性建设的资金，形成“越应对短期灾难、越难推进长期转型、过冲越被拉长”的循环。

报告提出，为防范生态系统陷入系统性崩溃，并将过冲期间不可逆的环境与社会损害压至最低，人类必须立即走上“过冲、达峰与下降”的路径，同步推进激进减排与适应行动。

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COP21）上，近200个国家承诺力争到2100年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1.5°C以内，并确保远低于2°C。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指出，尽管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高出1.6°C、首次超过这一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长期突破了1.5°C，一年只是单一指标，关键在于长期趋势。未来五年气温将再创历史新高》）气候过冲，是指全球平均气温暂时超越《巴黎协定》1.5°C温控警戒线并达峰后，仍可通过激进减排与大规模碳移除实现净负排放，使气温回落并重新稳定在安全水平之下。不过，即便在这段升温理论上仍可逆的时期内，地球已暴露于极端天气激增、并可能触发不可逆生态与气候临界点的风险。

在各类极端事件中，极端高温与人为气候变化的关联证据最为充分、信号最为清晰。2026年夏季，全球多地遭遇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极端高温，并伴随显著的相关超额死亡。6月下旬，欧洲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初夏热浪。德国科赫研究所估计4月6日至8月16日德国热相关死亡约15800例，并将2026年夏季列为1881年以来第二暖；西班牙监测系统显示自5月中旬以来热相关死亡5232例，为2015年该系统启用以来最高，8月单月约2147例。（详见财新周刊报道《欧洲高温改变了什么？》）亚洲方面，5月份印度多地出现47℃–48℃极端高温，一度占据全球最热城市榜前列，其中部与西北部大范围进入严重热浪；8月印度全国平均气温与夜间最低气温均为1901年以来同期最高。7月，日本报告热射病送医逾4万人，8月初单周超过9000人，老年人占多数，并与7月底熊本地震后车内避难叠加风险。韩国也出现122年来最高温42.5°C，热相关死亡约二三十人，数千人因中暑等就诊，韩国总统李在明明确将此次高温热浪称作“国家灾难”。

中国74个国家气象站在今年夏季日最高气温也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四川、重庆高温日数均为历史同期最多，重庆7月连续高温几乎贯穿整月并刷新纪录；7月2日至8月28日的大范围高温过程持续约58天。中国国家疾控局与中国气象局多次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覆盖东北、华北、黄淮、新疆等地。高温被称为“沉默的杀手”，老年人及基础疾病患者受之影响最重，因此直接诊断为热射病的数字往往远低于超额死亡估计。极端高温天气对老年人危害被严重低估》）科学界一再强调，限制全球升温在1.5°C以内是《巴黎协定》为了维护地球稳定和宜居环境而划定的，不是可以妥协的政治筹码。由于超级厄尔尼诺等自然气候周期叠加，人类在过去可能会经历气温在单年内短期突破这一限制的现象，但多年代温度均值正式越过1.5°C阈值将带来截然不同的严重气候风险。

报告提到，气候系统的响应是非线性的，哪怕仅比1.5℃多出零点几度温升，也会剧烈放大极端气候事件的破坏力，并触发多个不可逆转的气候临界点，例如两极冰盖的解体、北半球多年冻土的急剧融化以及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紊乱。在冰冻圈，升温将导致全球冰川大范围消融。在3℃的升温场景下，全球冰川到2100年将失去超过四分之一的质量，这将导致海平面上升高达9到12.5厘米，并永久性破坏人类的淡水安全。

部分政策制定者和技术理想主义者寄希望于未来通过碳移除技术实现气温下降，这一幻想也已被物理和地质规律无情戳破。报告明确指出，森林、土壤等陆地生态系统自然碳移除的物理上限极低，即便人类在当下不再砍伐森林，并以全球最大可行规模持续造林整整100年，也仅能使全球温度回落约0.1℃。

另外，在温度过冲期间，高温、干旱、山火及病虫害频发将导致这些森林碳库极度脆弱易崩溃，甚至瞬间退化为释放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同时，依赖直接空气捕集封存等人工技术，也受制于全球物理储量有限。全球沉积盆地的安全封存极限在1.5万亿吨二氧化碳以下，如果人类在实现净零排放后仍留有每年100亿吨的难减排化石燃料排放，地质封存容量将在200年内彻底耗尽。

除了探讨物理与技术可行性之外，报告还首次系统性论证了气温过冲所带来的“自我延宕”机制。

由于过冲期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灾害将呈指数级激增，各国政府必须把大量财政资金、行政资源与政治精力投入到紧急抢险、基础设施灾后重建及人道主义救援中。持续响应短期生存危机，在客观上产生了挤出效应，搁置了原本应当用于长期清洁能源转型、深度去碳化与前瞻性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资金。灾灾相扣、疲于奔命的现实，使得人类更没有财力去推进根本性的低碳转型，又拉长了过冲阶段的时间和升温峰值。

这种恶性循环体现在面临最严重气候威胁的发展中国家身上，进一步表现为主权债务与财政能力方面的气候金融风险。

报告在专题论述中揭示了相应金融逻辑。金融市场与信用评级机构仅仅基于一个国家在地理上表现出的高气候脆弱性，就会在其遭受实质性灾害之前，在主权债务市场上对其课以惩罚性的风险溢价。也就是说，这些气候脆弱国家在没有发生任何灾害前，就必须支付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利息来获取基本的发展资金。

2026年式的大规模气候灾难正面冲击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必须又以高利率借债重建，主权债务利息迅速飙升，将榨干其国家预算，剥夺其用于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资金。主权债务的闭环体现为未灾先惩、因灾更穷，这将系统性剥夺最脆弱地区和群体面临过冲危机时的自救能力。

报告最后提到，要破解这一深重的历史不公，全球必须构建一个基于包容性治理与全球公平的即刻政治与资金行动的框架。然而现行的国际资金支持处于系统性失灵状态。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建立的“损失与损害基金”，截至2025年底全球实际认缴的资金仅约为微不足道的8亿美元。科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在2025年实际面临的损失、损害和适应资金需求的量化估算结果显示，其年均实际资金需求高达3950亿美元，需求区间甚至延伸至1280亿至9370亿美元之间。

另外，海洋、冰盖等地球复杂物理系统对气温回落反应极其迟钝，过冲时期的环境基准呈非对称的动态波动。因此减排与适应必须协同行动。报告在各章节均提到各级政府必须开始面对政治与道德挑战的重大抉择，在全球沿海社区面临海平面无法阻挡的长期持续上升时，如何组织有序且公正的战略性撤退？谁来决定哪些基础设施值得重建，而哪些必须被永久放弃？搬迁整代人的巨额社会与文化成本又该由谁来分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