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出生率下降及人口萎缩，多个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发挥出无限创意，企图多管齐下，然而，在投入数十亿元力挽狂澜后，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至今都没能成功增加生育。

除了生育津贴、大额补贴体外受精、以及对年轻家庭的优惠住房贷款外，一些亚洲国家政府甚至超前准备在情侣形成前，就介入其中。

例如在日本，东京都政府推出了一款相亲应用程序希望打击少子化。市政当局还为冻卵提供资助。

另一方面，中国则向孕妇报销医疗费用，公职人员还会对孕妇进行跟踪随访。想买避孕套，甚至还得付专项税。

在新加坡，政府承诺为每名儿童从出生到17岁提供总计高达7万新加坡元（约合7.6万加元）的资助。

韩国方面则通过优惠利率贷款，鼓励刚结婚的新婚夫妇购房。首尔在16年内投资了相当于3200多亿加元的资金，希望刺激生育率。触目惊心的数据许多地方的下降出生率，都令人担忧不已。

2025年，新加坡的生育率降至每名女性0.87个孩子，韩国则降至0.80。

在日本，自2009年以来人口每年都在减少，生育率停留在1.14，而人口世代更替所需值为2.1。该国十多年来成人尿裤的销量早已超过婴儿尿布，这甚至迫使部分企业转型调整生产。

在魁北克，生育率是各竞选政党关注的焦点，2025年的生育率在前一年达到1.35的历史低点后，已微幅回升至1.36。

错以为是问题原因尽管投入大量资金，上述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能够长期接近世代更替水平。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教授吉特尔-巴斯滕（Stuart Gietel-Basten）认为，当政府将低生育率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时，他们已犯下错误。

政治家们试图为他们眼中的人口问题寻找简单的解决方案。低生育率是结构性和系统性问题的症状，而不是它们的原因。公民并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养育自己想要的孩子数量。

吉特尔-巴斯滕相信，仅靠生育津贴就足以刺激出生率的想法，纯属错觉。

尤其在亚洲，除了仍然非常不平等的家务分配外，房价、职业不稳定、工时长和教育成本高等打击生育的因素叠加在一起。

照顾家人和做家务的负担，大多仍落在女性身上，而她们同时还必须工作。

正如休巴（Jennifer D. Sciubba）、泰特尔鲍姆（Michael S. Teitelbaum）和温特（Jay Winter）在他们的著作《Toxic Demography : Ide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Population》中所写的那样，价值观外变，也促进大众更希望建立小家庭。

应着手降低组建家庭的风险吉特尔-巴斯滕提出，亚洲经验的主要启示是，政府不应试图达到人口目标，而应努力降低组建家庭的风险。

人们并没有放弃要孩子的想法。他们想要一个家庭、一份有尊严的工作、一份体面的薪水和平衡的生活。因为他们不婚不肓而谴责他们可能是最糟糕的做法。

然而，吉特尔-巴斯滕亦未有直指亚洲多地的措施属于失败。他认为即使亚洲各政府的措施没有提高生育率，它们还是有减轻夫妇的财务压力、改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并在这些仍然非常父权制的社会中促进更公平地分担责任。

如果一项政策让人们的生活变得好一点，并让他们能够好好兼顾工作和家庭，那么即使生育率变化甚微，它可能也已经成功了。

Philippe Leblanc de Radio-Canada, adaptation en chinois par Donna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