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人工智能（AI）可以推动生产率增长。我和同事估算，在10年间，仅考虑AI在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的自动化，就能使生产率（Productivity）每年增长0.68个百分点；如果进一步考虑AI在创意和知识生产上的作用，至少能额外带来每年0.4个百分点的提升。”9月10日，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兰西公学院院士菲利普·马里奥·阿吉翁在2026外滩大会开幕式上表示，只要有合适的制度安排，就不用对AI感到恐惧。
不过，阿吉翁提醒，市场竞争不足可能制约人工智能增长潜力的释放。这与信息技术革命时的情况类似，当时美国竞争政策未能约束超级企业无限扩张，也未要求其共享数据。云计算市场仍然由亚马逊、谷歌、微软等超级企业主导，GPU市场由英伟达主导等。因此，在寻求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前，全球政府必须先解决竞争问题。
2025年，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因共同发表的《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相关理论获得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阿吉翁介绍，“创造性破坏”这一概念最早由20世纪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是指新技术、新发明、新生产方式等对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变革。这个概念没能引起广泛研究，直到1992年，阿吉翁与豪伊特通过数学模型论证了“创造性破坏”可以驱动持续增长，所以该模型又被称为“熊彼特模型”。
首先，长期经济增长由不断累积的创新过程驱动，每个创新都建立在此前创新的基础上；其次，创新来自于企业家投资、研发活动以及类似投入，而这些投入受到创新回报（Innovation rents）预期的激励，一旦创新实现，就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获得其回报，直到被新的创新取代；第三就是创造性破坏，即新的创新会取代旧技术。增长的世界是这样的》）而这一范式存在核心矛盾。一方面，社会需要创新，而激励企业进行创新投资原因在于，在取得创新成果后，创新者会获得垄断性回报。但另一方面，昨日的创新者有可能利用这些优势和市场力量阻止后续创新，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成为创造性破坏的对象。增长经济学的研究落点，以及对市场经济进行监管的重点，主要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一矛盾。
另一重要影响因素是竞争。当企业面对更激烈的竞争时，会通过增加创新来保持领先地位；而对于那些远远落后于技术前沿的企业而言，更激烈的竞争反而可能产生抑制作用。
阿吉翁在演讲中提出，这一范式可以解释“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典型经济困扰。以美国为例，1996年至2005年期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明显提升，但随后出现大幅下降。
阿吉翁指出，这十年增长与信息技术革命有关，但这一增长伴随着市场集中度的加速上升，也就是说，谷歌等美国最大的四家企业因为更善于利用信息技术的力量，所占销售额份额和就业份额不断提高。而且，这些公司通过并购等方式迅速扩张，其扩张过快、过多，最终抑制新企业进入市场。从2000年前后，各种规模企业市场进入率都开始下降。
另外，这一范式也解释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苏联、韩国、日本和欧洲都曾出现人均GDP极高速增长，随后大幅下降的情况。1945年至1985年，欧洲人均GDP不断追赶美国，但随后又重新大幅落后于美国。
阿吉翁称，这些案例背后诱因一致。一种是模仿技术前沿，另一种是前沿创新。韩国此前主要通过追赶式模仿实现经济增长，在这一过程中，韩国发展出了大量大型企业集团，即所谓的“财阀”（chaebols），这些财阀不仅抑制了非财阀企业进入市场，也阻碍韩国实施竞争政策等有利于前沿创新的政策。而事实上，产品竞争对于产生前沿创新非常重要。
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现象，1945年至1990年是日本经济的追赶阶段，同时出现了大型企业集团，即所谓的“企业集团”（keiretsu），不仅抑制创新企业进入市场，还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使其不愿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产品市场竞争。
阿吉翁称，从全球高新技术专利分布来看，中国在前沿创新方面表现良好，已超过欧洲，但仍落后于美国。
阿吉翁进一步指出，他研究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法国企业就业的影响，整体影响略微偏正面，但存在差异性，例如对于行政管理等相关岗位就产生了负面影响。
他认为，人工智能将创造新的就业。一方面，采用AI的企业会变得更加高效和具备竞争力，随着其全球市场需求增加，会带来更多人员招聘。另外，AI能够促进新思想和新创意的发现，这同样意味着新的就业机会。
他表示，要更好地应对这一变化，需要“让人们学会学习”的良好教育体系——中国在这一方面具备较好基础；同时也需要类似丹麦的灵活保障制度（flexicurity）。在丹麦，符合条件的失业者最高可以获得失业前工资90%的救济金；同时，政府会对失业者进行再培训，帮助他们寻找新的工作。
“在合适的政策制度下，AI等创造性破坏能带来持续且包容（sustain and inclusive ）的经济增长。”阿吉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