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詹姆斯·洛夫勒教授是《特殊仇恨：现代美国的反犹主义与言论自由之争》一书的作者。

上个月，就特朗普政府试图驱逐因批评以色列而遭针对的学生签证持有者，加州一名联邦法官作出了一份措辞明确的判决。

法官认定，特朗普政府以打击反犹主义为名，践踏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

再结合近期政府在相关诉讼中的接连败诉，以及举报人提出的指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以执行民权法之名，侵蚀民权法本身。

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反犹主义？

特朗普政府对许多其他少数群体遭受的歧视漠不关心，却对反犹主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警觉。

当然，这种警觉主要针对左翼的反犹主义。对于右翼的反犹主义，政府仍然选择视而不见。

为什么是这种仇恨形式，成为特朗普政府格外热衷干预的问题？

答案存在于美国社会一道长期被低估的裂缝之中。20世纪60年代建立起来的民权秩序，正在人口结构变化和政治阵营重组的双重压力下松动。

特朗普政府则试图利用反犹主义，加速完成这个过程：一方面以保护某个少数群体的名义占据道德高地，另一方面却拆除保护其他群体的制度框架。

自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以来，美国保护弱势少数群体免受歧视的制度一直在演变。这个过程从来不完美，也从来没有停止争议，但一个基本原则长期没有动摇：标准必须清晰、一致，而且适用于所有人。

只有这样，整个民权制度才有可能赢得公众信任。

现在，这个基本原则正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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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把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2023年在“学生公平录取组织”案中的判决，不仅解读为对平权行动政策的否定，还进一步解释成：大学不得实施任何哪怕只是承认种族差异存在的项目。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最高法院判决本身的范围。

与此同时，政府提高了认定非法歧视的门槛，放弃沿用数十年的标准；不仅把多元、公平与包容政策描述成自由派教条，还把它定义为针对白人的“反向种族歧视”；扣留了数十亿美元高等教育资金；驳回了大约90%与教育有关的民权投诉；还实施拘留和驱逐政策，连最基本的正当程序都被抛在一边。

除移民政策之外，政府为其他这些政策提出的共同理由，都是要消除对种族或族裔差异的任何考虑。

然而，对犹太人，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却是另一套逻辑。

联邦政府要求大学进行强制性的反犹主义敏感度培训，要求学校采取专门措施，营造更具包容性的校园环境。换句话说，政府一边全面攻击多元、公平与包容政策，一边又要求高校为犹太人建立一套事实上类似多元、公平与包容政策的制度。

而当学校被指控歧视犹太人时，政府甚至不再满足于正常调查，而是直接施加远远超出指控本身尺度的惩罚，包括削减数亿美元医学和科学研究经费。

不会有人假装这样做会让犹太人变得更加安全。

削弱大多数少数群体获得的反歧视保护，却同时极度强化针对犹太人的保护，当然是一种明显的双重标准。

但这种双重标准恰恰不是偶然失误，而是整个政治逻辑的一部分。

民权法由此不再是一套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而被改造成一种政治保护机制：谁受到保护、谁受到惩罚，不再主要取决于一致的原则，而取决于政治需要。

民权法也就成了攻击大学和其他被政府视为敌对力量的工具。

加沙战争期间，一些抗议活动确实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极端行为。但这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犹太人会被赋予如此特殊的受保护地位。

共和党与以色列右翼政府之间的联盟，也不足以解释这一点。

还有一种经常出现的说法，把原因归结为犹太捐助者拥有格外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但这种解释本身就很容易落入反犹主义的窠臼。

更简单的答案是，这场行动符合特朗普政府冷酷而现实的政治需要。

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反犹主义打击行动，同时也成为对反犹主义最严重的一次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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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权制度每到关键转折点，都会重新面对同一个问题：究竟哪些人值得受到保护？

最初，是不是只有非洲裔美国人，也就是民权运动最初关注的主要对象？

其他种族和宗教群体是否也应该得到同样保护？

民权法是否适用于女性？是否适用于性少数和性别少数群体？

所谓“反向歧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

而最根本的问题是：政府的目标，究竟应该只是消除那些错误地把公民彼此区分开来的法律壁垒，还是还应该进一步保护弱势群体，使他们免受现实伤害，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直到不久以前，就连美国保守派建制力量，包括尼克松、里根以及两位布什总统领导的政府，至少在原则上通常仍然承认，反歧视法律是一种正当的治理工具。

至于实践是否始终符合这一原则，则是另一回事。

但美国今天继承的民权制度，是为另一个时代设计的。

那是一个白人基督徒占绝对多数的美国。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斗争后，这个多数群体终于在法律上为不同的少数群体让出空间，使他们能够成为真正平等的公民。

现在，支撑这套制度的人口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如果目前趋势持续下去，不到20年，美国就将进入非白人人口占多数的时代。

未来半个世纪，美国也很可能成为一个非基督徒占多数的国家。

白人民粹主义者对此产生的恐慌已经清晰可见。

在一个本身就是由移民塑造的国家里禁止使用“多元化”这个词，本质上不过是试图逆转历史的最后努力。

当“多数”和“少数”这些传统分类开始移动、交错、模糊，美国人又一次近乎执迷地把注意力集中到犹太人身上。

原因之一就在于，犹太人从来很难被塞进美国传统的种族二元框架。

犹太人的身份模糊了宗教与族裔之间的界线。他们通常不被视为有色人种，但在白人至上主义者眼中，他们的“白人身份”又始终值得怀疑。

与此同时，作为散居民族，犹太人又与一个高度政治化、极具争议的民族国家保持历史和文化联系。

这种复杂身份也制造了不同阵营各自的盲区。

中间派自由主义者很晚才意识到，反犹主义在美国社会中依然是一个严重问题。

他们同样低估了反犹主义作为政治武器，对民粹右翼具有多大的动员力，也低估了巴勒斯坦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爆炸性。

进步派则一直没有真正面对自身阵营内部存在的反犹主义。

而现在，一个试图拆解现有民权法律体系的保守派政府，正在利用这种长期存在的模糊与矛盾，为自己服务。

美国的民权革命从来没有真正完成。

如今，那些始终没有解决的矛盾又重新浮出水面，而且比过去更加尖锐。

这些矛盾不会随着反犹主义争议的结束而消失，因为有关犹太人的争论，从来就不只是关于犹太人。

这些争论更像一台社会地震仪，记录着美国社会更深层的震动：它如何面对差异，如何理解国家身份，又如何决定谁属于这个国家、谁值得受到平等保护。

美国当然可以建立一套新的法律框架。

它不必沦为一种惩罚政治敌人的工具，也完全可以比过去的制度更加成熟。

这套制度应该足够宽广，能够保护所有少数群体；应该足够有原则，能够赢得社会信任；也应该足够坚韧，不至于轻易沦为政治操纵的工具。

但做到这一点有一个前提。

美国必须停止把民权当成攻击对手的棍棒，重新把民权理解为一份所有人共同接受的社会契约。

契约不是继承下来之后就能自动延续的东西。

它必须一代又一代地重新确认。

今天需要重新确认的这份契约，不是为了那个已经过去的美国，而是为了美国正在成为的那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