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管什么“特朗普凯旋门”了。这位美国总统或许会因其犯下的重大错误而被人们铭记。

二战后的全球秩序从未像现在这样显得如此混乱。美国对伊朗长达六个月的战争不仅巩固了该伊斯兰政权的地位，还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油价飙升。尽管唐纳德·特朗普曾承诺要在“上任第一天”结束乌克兰冲突，但战火至今仍未平息。与此同时，这位总统不断变换美国的敌友，在拉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时削弱与韩国的关系，威胁要从北约成员国丹麦手中夺取格陵兰岛的控制权，并与美国曾经的北方盟友加拿大挑起贸易战，甚至还因五大湖的命名问题引发了一场荒唐的争执。

特朗普近来最喜欢用来形容自己总统任期的词之一就是“影响深远”。他希望被视为一位重塑世界格局、推动历史板块变动的历史性领导人。在国内，这意味着他热衷于竖立纪念碑，不顾法律和现实层面的强烈反对，执意拆除白宫侧翼以修建宴会厅，并不断以自己或美国的名义为各地命名。在国外，为了预先确立自己的政治遗产，他不仅发动了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等未能按预期时间表奏效的情况下，还动用了军事力量。然而，外国及其领导人并不像美国国会议员那样容易被胁迫。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内追求“影响深远”的企图看起来构思拙劣，至少目前看来，简直是一场灾难。

2025年4月2日，总统的强硬政策进一步升级：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作为回应，中国也对美国商品实施了类似的关税和限制措施，并拒绝向美国出口对航空航天、国防等产业至关重要的稀土资源。与此同时，那些感到被美国抛弃的欧洲国家加强了与南美洲、亚洲和中东国家的合作关系。事实证明，各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低于他们此前所认为的。

然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最终反而伤害了美国自身。美国企业和其客户不得不承担这些关税成本；企业领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日益敌对的国际环境——美国的长期盟友纷纷开始寻找替代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服务，甚至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爱德华·费什曼（Edward Fishman）指出：“如今，全世界都在努力寻找绕过美国金融体系的途径。”这不仅对美国的国际地位构成威胁，也严重影响了美国企业的运营及美国经济的活力。当经济制裁未能产生预期效果时，特朗普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1月份，美国特种部队成功将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及其妻子从加拉加斯救出，并扶植了一位更愿意与美国合作的领导人；这一成功让特朗普及其顾问们产生了在伊朗复制这一策略的念头。他们与以色列合作，刺杀了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严重阻碍了伊朗的核计划发展，并迫使伊朗利用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该海峡是全球约20%石油运输的通道）。

在试图于第二个任期内留下持久的政治印记时，特朗普已经认识到，强迫手段并不总能带来预期的结果。主权国家不会轻易被压垮，施加压力反而可能适得其反——这不仅巩固了即便是不受欢迎的领导人的支持基础，还增强了他们的决心。古巴是特朗普政权更迭愿望清单上的另一个国家，它是一个长达70年的反面教材，展示了那些一心挑战美国霸权的威权国家具有极高的痛苦承受力。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的痛苦阈值通常较低。一旦出现油价上涨、经济放缓，尤其是战争伤亡的迹象，它们往往就会动摇。

十月刊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特朗普的高级外交事务顾问，主要是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将付出什么样的政治代价。作为参议员时，鲁比奥曾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似乎对经济治国方略和军事干预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那些试图制衡他冲动念头的前任们不同，鲁比奥已经收敛了自己的专业见解，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协助执行总统“美国优先”的世界愿景。如果到2028年美国大选时中东局势没有改善，那么任何与这种方针有关的人几乎肯定会遭到反噬。

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对特朗普和鲁比奥来说都可能是有利的。伊朗的经济已经陷入混乱，其新领导人已经数月未公开露面；伊朗在加沙和黎巴嫩的代理人势力也受到了削弱。大西洋理事会斯科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Scowcroft Center for Strategy and Security）的高级研究员、鲁比奥2016年总统竞选团队的顾问马修·克罗尼格（Matthew Kroenig）表示：“如果最终北约因为欧洲各国终于开始承担自身的防务责任而变得更加强大，同时委内瑞拉、古巴和伊朗的政权也发生了变化，那么全球格局将与特朗普上任时截然不同。但我们目前还远未达到这个目标，仍然有很多可能出错的因素。”目前来看，特朗普那场试图让自己成为“历史伟人”的“冒险行动”已经让美国的朋友和敌人都意识到了自己在美国事务中的影响力。这种变化确实产生了影响——只不过这些影响并非他当初所预想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