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首个五年计划及其随附的详尽施政报告值得肯定。该计划建立了一个超越年度政策周期的有效框架。正因为这是重要的首次尝试，我们更有必要探讨如何使这一框架更加完善。

一个显著的遗漏是，该五年计划从未明确提及气候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毫无作为。

恰恰相反，该计划和施政报告包含了许多涉及脱碳、适应、韧性和自然保护的措施。但由于气候变化未被强调为核心焦点，这些措施显得较为零散。

以约束性指标为例，其中包括长期推行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削减目标，以及提高零碳能源在电力结构中的比例。该计划还涵盖了清洁能源、电动汽车、绿色船用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源效率、氢能、废物减量和碳交易等内容。

施政报告则补充了更多细节。它承诺香港将增加零碳电力、发展氢能、扩大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并构建可持续航空和船用燃料价值链。报告还提出了关于绿色船用燃料碳排放核算、跨境碳交易以及绿色氢能认证等具有前瞻性的构想。

气候适应工作也受到了高度重视。施政报告提到了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提出改进基础设施设计标准，研究极端降雨、风暴潮、海浪和海平面上升带来的风险，并持续推进排水和海岸保护工程。报告还将适应工作与提升天气预报能力、气候保险以及转型和适应性金融联系了起来。

自然环境也是这一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五年计划涵盖了生态保护、湿地保护、海洋及陆地保护区的建设、生态走廊的建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蓝碳（海洋碳储存）的恢复等工作。政策声明再次重申了香港对《2035年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的承诺。

香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备诸多优势，但令人遗憾的是，缺乏一个明确的整体框架，来说明这些各项措施实际上都是实现战略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点在涉及创新与人才发展的章节中尤为明显：该计划大力推动新能源技术、储能技术、先进材料以及人工智能（AI）的发展，并提出了产学研合作机制以及国际性的科技与人才交流平台。然而，该计划并未将气候变化明确列为需要依靠这些技术来应对的重大挑战。

这种缺乏整体性的问题在关于北部都会区的规划中尤为突出。这些地区是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区域；其实这里本可以成为绿色建筑、清洁交通系统、智能能源技术、基于自然的设计方式以及具有气候适应性的基础设施的试验场。然而，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并未被列为这些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金融领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金融与绿色发展”虽然被纳入了计划内容，但其中缺失的核心理念是：全球亟需从传统的高碳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碳市场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平台，还需要可靠的数据、评估方法、验证机制、法律规范以及可行的投资项目——而这些内容在计划中并未得到充分解释。

同样，建筑物的改造也需要统一的规范、明确的性能标准、可预测的现金流以及合适的融资结构。如果从气候变化的角度出发进行规划，就能将环境目标与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金融和市场基础设施有机地联系起来。

公共卫生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医疗卫生章节涵盖了基层医疗、慢性病、老龄化、监测和系统韧性，却未涉及极端高温、空气污染或气候敏感性疾病的影响。然而，极端高温影响老年人、户外工作者、通风不良的住宅、电力负担能力、城市规划和急救医疗。这是一个跨部门的挑战。

这引出了治理议题。该规划主张采取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整体方法、预防为本的治理、风险预警、部门间协作、基础设施韧性和更清晰的问责制。气候变化是检验这一做法的理想试金石。它跨越了环境、发展、交通、住房、卫生、劳工、福利、金融、教育和安全等领域的界限。

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对比颇具启示性。后者明确要求气候减缓和适应、控制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脆弱行业和地区的风险、加强极端天气应对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气候行动与碳达峰、能源转型、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和国际合作相联系。

香港无需重写规划——下一届政府可将气候变化作为明年施政报告的统一聚焦点。

其可在执行、预算编制和年度报告中应用气候与自然视角。这有助于识别共同使命、分配跨局责任、将研究与公众需求相连接、建立可投资项目管道，并衡量综合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效。

这种视角还能强化香港的国际角色。这座城市能够将内地绿色技术与国际资本、科学、保险、专业服务、标准和市场相连接。其在氢能认证、可持续燃料、碳交易以及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方面的工作，已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香港并不缺乏气候行动。它缺乏的是一个足够清晰可见的气候叙事，以将其众多努力凝聚在一起。

将现有拼图拼凑完整，将有助于政府兑现其首个五年规划所承诺的统筹治理，并展示香港不仅意在应对气候变化，更意在引领解决方案。文／陆恭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