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5日，南京，秋季校园招聘会现场。图：视觉中国

全球劳动力市场正在对年轻人关上大门

　　如果说有一组数据能够概括这个时代年轻人共同的焦虑，那一定是失业率的年龄分化曲线。

　　先看全球。国际劳工组织（ILO）2026年8月发布的《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15—24岁青年失业率高达12.4%，失业青年达6700万人。

　　更严重的是，全球"尼特族"（NEET，即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的青年）比例升至20%，涉及超过2.57亿人。当失业率与NEET率同时上升时，ILO的措辞是"拉响警报"。

　　分区域看，2023—2025年间全球11个次区域中8个青年失业率恶化，高收入经济体反而是恶化最明显的：北美从8.3%跳升至9.8%，北欧南欧西欧整体高达15%，阿拉伯国家26.2%、北非22.6%更是触目惊心。

　　再看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8.9%，重回2025年8月的历史高位；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升至7.5%，为有数据以来次高，显示就业压力正在向往届生和高学历群体蔓延；而30—59岁劳动力失业率仅为3.9%。一边是青年失业率逼近19%，一边是中年群体不足4%，年龄之间的落差超过14个百分点，这种裂口在任何成熟经济体中都极为罕见。

　　需求端同样冰冷：前程无忧《2026校园招聘白皮书》显示，较2022年峰值，2025年校招岗位需求收缩约四成，2026年计划扩招的企业不足三成，近四分之一的企业明确缩减校招。

　　大学毕业生规模仍在扩大——2025届高校毕业生达1222万人——而吸纳他们的初级白领岗位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全球就业环境对年轻人的不友好程度，可以说创造了历史纪录。

原因：全球AI吃掉入门岗，中国去房地产抽走白领岗

　　这一轮青年失业潮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它不是单纯的经济周期问题，而是就业结构的根本性重构。

　　第一股力量：AI对知识工作和认知岗位的广泛渗透。

　　过去200年，技术进步消灭的主要是体力岗位，机器替代蓝领；而这一次，生成式AI替代的恰恰是知识劳动——文员、客服、初级会计、基础编程、法律文书、数据整理、内容写作。这些岗位有三个共同特征：简单、重复、可模板化。讽刺的是，这三个特征恰恰是"入门级白领岗位"的定义。年轻人赖以进入职场的阶梯，恰恰是被AI拆得最快的那一级。

　　更深刻的逻辑在于能力的相对稀缺性发生了逆转。过去，雇主愿意雇佣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便宜、可塑、学得快；而经验、人脉、判断力需要时间积累，是中年人的护城河。但在AI时代，这套逻辑被部分颠覆了：知识检索、信息整合、标准文书这类"可编码"的能力，AI做得又快又便宜；而经验、灵感、创意、框架感、目标感——知道该做什么、为什么做、做到什么程度——这些"不可编码"的能力反而因AI放大了杠杆而变得稀缺，而这些能力恰恰集中在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身上。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残酷的就业市场图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而企业反而更青睐"越老越吃香"的岗位结构。ILO的报告印证了这一判断：15—29岁年轻人从事的工作中，6.1%处于AI高暴露职业类别，在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高达14.3%；如果其中仅10%的岗位消失，就意味着560万年轻人失去工作或退出劳动力市场。而行政、文书、销售等中等技能岗位——过去年轻人进入职场的传统入口——正在全面萎缩。

　　第二股力量：中国房地产的深刻转型。

　　如果说AI是全球年轻人共同的敌人，那么中国年轻人还多承受了一层独特的压力。过去20年，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链是中国最大的白领就业蓄水池之一。房地产直接和间接带动了建筑、设计、工程咨询、营销策划、中介、物业、家装、金融、法务、财务等50多个行业，其中大量是吸纳大学毕业生的白领岗位。高峰时期，一个大型房企的总部就能容纳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就业。

　　而当房地产从"高歌猛进"转入"深度调整"，这个蓄水池的水位急剧下降。房企裁员、设计院降薪、中介关店、上下游企业收缩——这不是周期性的回调，而是发展模式的转型，意味着这些岗位的需求中枢系统性下移。

　　AI替代+房地产转型，两股力量在同一时间窗口叠加在中国年轻人身上：一头是增量岗位被AI吞噬，一头是存量岗位被转型抽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16—24岁青年失业率接近19%、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5倍以上的深层原因。

后果：一代人的沉沦，与一个国家最不能承受的代价

　　年轻人就业问题最担忧之处不在于失业本身，而在于它的不可逆性。

　　首先是人力资本的永久性损耗。经济学有一个共识：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前五年是其人力资本积累的黄金期，技能、习惯、职业网络都在这一时期定型。年轻时失业一年所损失的，不只是这一年的收入，而是此后整个职业生涯的收入曲线整体下移。

　　日本"失去的30年"中最惨痛的教训就在于此——"就业冰河期"一代人错过了进入大企业的窗口，此后30年，无论经济如何波动，他们的收入、晋升、婚育率都被永久压低，成为"平成废柴"的一代。今天超过2.57亿尼特族的存在，意味着全球正在批量制造这样的人力资本折旧。

　　其次是社会结构的深层撕裂。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无处安放的青春，从来不会安静地消逝。美国大萧条造就了"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整整一代青年的幻灭感塑造了其后数十年的美国文化与社会心理；日本泡沫破灭后诞生了"失去的一代"和蛰居的"平成废柴"，社会婚育率崩塌、消费长期低迷。

　　再看更沉重的历史——二战前的日本和德国，青年失业与经济危机相互放大，愤怒而绝望的年轻人口成为极端主义最肥沃的土壤。回望20世纪，几乎每一场战争和革命的背后，直接或间接都能看到年轻人高失业率的影子。青年失业不是单纯的经济指标，还是社会稳定的温度计。

　　今天的特殊性还在于，这一代年轻人是数字原住民，是社交媒体的原住民。失业的挫败感不再是个体的、沉默的，而是被算法放大为群体的、情绪化的共振。当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契约失效，当考公考编的上岸率成为极少数人的幸运，那种弥漫性的幻灭感对社会凝聚力的侵蚀，远比GDP增速放缓更值得警惕。

对策：把青年就业当作头号经济问题来抓

　　就业是民生之本，而青年就业是本中之本。当务之急，需要一整套系统性的政策转向。

　　第一，借鉴菲利普斯曲线，以适度的物价温和回升换取就业改善。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含义在于，通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短期权衡。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通胀，而是总需求不足、物价持续低迷所形成的实际利率高企。货币政策应当更加积极有为，通过降息降准、引导名义利率下行、容忍并培育温和通胀预期，实质性降低实体经济的债务负担与融资成本，让总需求先热起来。需求不足的时候谈就业，无异于缘木求鱼。

　　第二，稳住房地产，尽快让其重回正常状态。不必再幻想重回黄金时代，但必须阻止其失速下滑。房地产仍是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最大构成、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上下游五六十个行业的需求之锚。通过收储去库存、化解房企流动性危机、推动市场出清与新模式构建并行，让房地产在均衡水平上企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房地产不稳，青年的白领就业基本盘就难以修复。

　　第三，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善待和信任民营企业家。中国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由民营企业吸纳，青年就业的解决最终要靠千千万万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需要的是稳定的预期、法治的保障、一视同仁的待遇和真诚的信任。政策话语的呵护之外，更要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上给出可置信的承诺，让企业家敢于投资、敢于扩员、敢于给年轻人发offer。

　　第四，放松社会的压抑氛围。一个处处求稳、人人自危、创新动辄得咎的社会，不可能有活力，也不可能有就业。青年就业本质上是企业家"冒险"的结果——雇一个人，就是一次对未来的投票。要允许试错、宽容失败、保护创业冲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让社会氛围重新宽松起来。

　　第五，塑造一个有活力的资本市场。一个健康的股权融资环境是创新型企业的孵化器，是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退出通道，更是年轻人创业梦想的放大器。要稳定资本市场预期，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创投"募投管退"循环畅通，让愿意创业的年轻人融得到钱、看得到退出。

　　第六，真金白银支持年轻人创业就业。扩大见习岗位和职业培训补贴，对吸纳青年的中小企业给予税收和社保减免，鼓励高校改革与AI时代接轨的人才培养模式，让教育供给跟上就业结构的剧变。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都在同一个方向：一个不能安置年轻人青春的社会，最终会付出几代人难以承受的代价。AI时代或许正在重写就业的规则，但规则可以重写，青春不能重来。稳住房地产、激活民营经济、松绑社会、繁荣资本市场——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必答题，更是面向未来的救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