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大西洋月刊，作者Liza Lin是一位专注于科技和美中关系的自由撰稿人。

在中国，人工智能已经无处不在。

在杭州，身穿荧光黄色背心的人形警务机器人在热门旅游景点巡逻，遇到乱穿马路的行人时，还会语气温和地提醒他们。中国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豆包已经成为极受欢迎的医疗咨询来源，以至于一些人开始把它叫作“豆包医生”。

这个威权国家正在调动国家资源，力争打造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并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能源和农业等关键领域落地应用。

中国领导层还呼吁全国集中力量推动人工智能取得突破，使用的措辞带有明显的冷战时代色彩，上一次出现类似语言，还是中国努力研制核武器的时候。

在国家宣传持续不断的鼓励下，中国民众总体上已经开始把人工智能视为又一轮数字技术变革。

和此前的数字化浪潮一样，人们认为人工智能既可以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也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产业。

多项民调显示，在全球各国中，中国民众对人工智能前景的期待程度名列前茅。在中国，很难找到真正的人工智能“末日论者”。

因此，当美国科技行业上周对人工智能的恐慌升到新的高度时，太平洋另一边的中国人工智能圈基本只是耸了耸肩。

甚至那些专门研究人工智能安全的人，反应也相当平静。

我采访的中国工程师和人工智能安全专家表示，他们承认人工智能存在可能威胁人类生存的安全风险，但至少在现阶段，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失控”更像是美国面临的问题。

他们更关心的，是怎样追赶美国的人工智能模型。

尽管DeepSeek、月之暗面等中国企业不断努力，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在综合基准测试中仍然处于领先位置。

中美两国如今正在争夺最尖端技术的领先地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工智能圈不少人认为，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提出主动放慢人工智能开发速度的建议，更多是出于自身利益，而且与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密切相关。

阿莫代的文章加剧了整个硅谷对人工智能的恐慌，也为此前两个多月来一连串网络安全事件画上了句号。

在这些事件中，美国和中国顶尖实验室开发的智能体模型先后卷入网络安全入侵。

这篇文章还罕见地让阿莫代最主要的几名竞争对手站到了同一边，包括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和SpaceXAI创始人马斯克。

随后，人工智能行业高管、国家安全鹰派人士和国会议员之间爆发激烈争论。

特朗普则把这些警告斥为“病态的阴谋”，共和党和民主党也围绕拟议中的人工智能监管方案发生冲突。

在中国，对这场人工智能恐慌发声最响亮的主要是官方媒体和民族主义新闻评论人士。他们把这场争议描述成又一种试图拖慢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手段。

中共旗下国有媒体《环球时报》称，Anthropic高管的警告属于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的一套“冷战剧本”，并特别提到阿莫代主张进一步加强出口管制，阻止先进芯片流入中国。

北京人工智能安全咨询机构Concordia AI分析师吴君仪对我说：

“从中国的角度看，达里奥要求中国‘放慢前沿技术发展步伐’的建议显得很虚伪。中国认为，自己已经在受到阿莫代所支持的那些出口管制的限制。”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告诉记者，中国的人工智能可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面临美国公司担心的那类灾难性安全风险。

这种看法在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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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创业者因为话题敏感，要求匿名接受采访。他告诉我，虽然网络安全始终令人担忧，但中国企业对人工智能模型失控并没有那么紧张。

他说：

“这里竞争太激烈了，所有人都在想办法把自己的产品做得更好。没人有时间天天琢磨这些问题。”

他还说，中国仍然处在追赶阶段。

按照他的说法，如果真有谁会最先失去对人工智能的控制，那也会是美国人。

另一名中国开发者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对人工智能总体上的乐观情绪。

斯坦福大学今年发布的一份行业报告援引民调指出，84%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产品和服务让他们感到兴奋。

全球平均比例为53%，美国则只有38%。

这名开发者告诉我，他身边的许多同行往往都是“技术乐观主义者”，也不认同硅谷对通用人工智能实现时间的判断。

他说，阿莫代关于人工智能目标错位风险的警告，作为业内人士释放的信号确实有价值，但在出现更多实证证据之前，很难让人为此感到恐慌。

中国人工智能圈对这场恐慌反应冷淡，还有一部分原因似乎来自业内对阿莫代普遍存在的不信任。

Anthropic首席执行官多次主张严格限制芯片出口，以拖慢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并游说美国政策制定者，要求打击中国大型人工智能实验室所谓的“未经授权蒸馏”行为。

因此，尽管Claude Code在中国人工智能行业使用得相当普遍，阿莫代本人在中国开发者群体中仍然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

上周，DeepSeek工程师刘盛宇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篇帖子引发大量关注。他呼吁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应当继续保持开放和价格可负担，同时也直接抨击了阿莫代的公司。

刘盛宇认为，如果Anthropic垄断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其严重程度堪比“希特勒在盟军之前获得原子武器”。

刘盛宇后来澄清，这只是他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DeepSeek。

中国反应相对平静，还有一个原因与当地人工智能企业的组织结构有关。

总体而言，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往往规模更精简，资源也比美国同行更加有限。美国大型人工智能公司通常设有专门团队，研究长期对齐和人工智能安全问题。

中国公司即使拥有人工智能安全方面的资源，也更多用于满足监管要求，例如保障数据安全，以及过滤政治敏感内容。

专门研究如何帮助政府应对先进人工智能问题的智库GovAI研究学者钱紫兰对我说：

“美国和中国围绕人工智能安全形成的机制并不一样。在美国，主要是实验室和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安全讨论。在中国，则是政府在制定人工智能安全议程和出台监管规则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然后科技公司按照要求执行。”

这并不是说中国官员完全没有意识到人工智能风险。

最近几个月，多名中国高级官员已经公开发出警告。

上周，中国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陈一新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人工智能可能对政权稳定构成严重威胁，需要加强审查和控制。

今年7月，习近平也曾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并推动各国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开展多边合作。

中国网络监管部门最近发布了年度更新版《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其中用相当大的篇幅讨论自主智能体带来的风险，以及前沿模型能力不断增强可能产生的问题。

美国采取相对放任的监管方式，由此产生了种种问题；中国则展示了另一个方向可能带来的担忧。

中国官员担心虚假信息扩散，也担心失去对公共舆论的控制，因此对这项仍处于早期阶段的技术实行了全球最严格的一些限制。

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使用与中共政治意识形态一致的数据进行训练，以确保模型生成的回答符合中共的世界观。

中国还利用人工智能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的数字警务监控体系。数以百万计的监控摄像头安装在街头，用于扫描人脸或者分析民众的一举一动。

再看美国，特朗普政府以及硅谷一些有影响力的投资者和商界人士都反对制定全面的联邦人工智能法律。

因此，美国各州和不同政府机构只能分别出台规则，填补联邦层面的监管空白。

这些规定涉及深度伪造、数据治理，以及用于决定医疗服务的算法等多个领域。

机器智能研究所负责人马洛·布尔贡对我说，人工智能目标错位和失控现在或许还不是中国最担忧的问题，但六个月到一年之后，情况可能发生变化。

随着中国进一步缩小差距，中国科技行业也可能经历类似的恐慌时刻。

特朗普和习近平于华盛顿会面，人工智能是双方讨论的话题之一。

有人还提出，应当在这两个科技强国之间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

归根结底，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让双方都带着怀疑看待对方。

两国恐怕很难在多少问题上达成一致。

但有一点，他们或许会有相同看法：人工智能的发展不需要放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