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外交政策，作者安德鲁·纳切姆森是一位报道政治、人权和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记者。

今年年初，泰国卫生部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主题颇为沉重：“每一个新生儿都很重要……当无声的倒计时开始。”

官员们表示，2025年泰国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出近14万。如果目前趋势持续下去，未来50年泰国人口可能减少一半。卫生部一名司长警告，人口下降可能冲击泰国经济和税收基础，甚至影响政府稳定。

今年7月，负责公共养老金的国家储蓄基金在一份声明中也发出了类似警告。

基金把出生人口下降称为“警讯”，认为劳动力萎缩将给社会福利体系带来压力，迫使“每个人更多依靠自己”。还有官员表示，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得不承担更大的养老负担，退休年龄也可能因此提高。

泰国出生率急剧下降，通常被归因于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但与全球南方其他地区相比，这场人口危机在尚属中高收入经济体的泰国来得格外早。

目前，泰国总和生育率只有每名女性1.2个孩子，与意大利、新加坡、西班牙和韩国相近，而这些经济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泰国的4至11倍。

韩国的生育率在1984年，首次跌破每名女性2.1个孩子这一通常被视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门槛，当时韩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期。相比之下，泰国正在经历长期经济停滞。

整个东南亚的出生率都在下降，但泰国和新加坡目前处于地区最低水平。在东南亚国家联盟11个成员国中，已经有6个国家的生育率降至2.1以下。

2024年的一项研究比较了泰国各府与东南亚不同国家的人口趋势。研究指出，治理高度技术官僚化的新加坡虽然设法“减缓了出生率下降”，但即使拥有“全地区最高的政府效能”，也“始终未能让出生率恢复到过去水平”。

新加坡采取过多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税收减免、托儿和学前教育补贴、让已婚夫妇优先申请公共住房，以及扩大产假和陪产假。虽然生育率偶尔会回升，但随后往往再次下降，整体仍处于低位。

相比之下，这项研究认为，泰国在政治稳定、腐败控制和政府问责等治理指标上的表现相对较弱，因此令人怀疑，泰国是否有能力通过类似政策扭转出生率下降。

今年2月的发布会上，泰国卫生部官员表示，政府正设法扩大辅助生育治疗的可及性，并降低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具体措施包括为低于一定收入水平的家庭提供部分托儿补贴，在所有公立医院设立生育治疗门诊，在全国所有府提供宫腔内人工授精服务，并在地区医疗中心提供试管婴儿治疗。

泰国之所以比其他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更早遭遇出生率下降，可能也与性别平等程度较高以及社会对避孕的污名较少有关。

2021年，泰国正式将怀孕20周以内的人工流产合法化。不过在此之前，相关服务已经比较容易获得。泰国政府也长期鼓励使用避孕措施。

上世纪90年代，由于担心人口持续增加会造成高失业率，泰国曾被《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誉为“全球计划生育最成功的典范之一”。这一成绩被认为来自政府与民间社会合作、培训非医生人员发放避孕用品，以及泰国社会对新观念具有较强接受能力。

新加坡和越南当时采取的政策甚至更加激进，都曾限制家庭最多生育两个孩子。

法政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劳动力和性别问题的萨西维蒙·瓦伦西里·帕维纳瓦特说：“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医疗条件改善，大幅降低了泰国的出生率。大约50年前，泰国女性平均生育6个孩子。”

在性别平等方面，泰国整体表现通常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教育入学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方面。

柬埔寨等邻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虽然可能与泰国接近，但当地很多女性从事的仍是低薪工厂工作。

帕维纳瓦特说：“泰国女性的教育水平已经提高了很多。现在许多泰国女性从事收入更高的工作，因此也更不愿意为了生孩子而放弃自己的职业。”

她说：“拥有学士或更高学历的女性往往结婚更晚、生育更少，平均每人只有大约0.5个孩子。”

泰国生活成本最高的是曼谷及周边地区，全国大约四分之一人口生活在那里。

目前，超过60%的泰国人口生活在城市，而1990年这一比例只有19%。

玛希隆大学人口与社会研究所负责研究工作的副所长宗吉特·里蒂隆说，养孩子“成本很高，所以很多伴侣会等到收入足以负担相关开销以后再生”。

但她说，等到那个时候，往往“已经太晚了”。

泰国虽然提供包括冻卵在内的辅助生殖技术，但目前并不由公共资金承担费用。一次治疗的价格从1000美元到接近6000美元不等，最高已经超过泰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

不过，泰国生育医疗服务市场仍在迅速增长。一些预测认为，到2030年，这个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可能达到9.3%。

由于泰国也是重要的医疗旅游目的地，泰国本国消费者目前只占这个市场总价值的大约55%。

泰国女性可以享受120天产假，但工资只能领取50%。配偶可以享受15天假期，这项制度直到去年12月才开始实行。

新加坡和韩国的带薪产假长度与泰国大致相近，分别为12至16周和90天。

但即使在更加富裕的国家，更慷慨的休假制度也没有明显扭转出生率下降。

泰国政府还会一次性提供1.5万泰铢、约450美元的生育医疗费用补助，并为每个孩子提供每月最高1600泰铢、约48美元的补贴，一直发放到6岁。

相比之下，联合国人口基金委托进行的一项2017年分析发现，在泰国养育一个孩子每年大约需要10.5万泰铢，是政府年度补贴总额的5倍以上。

去年9月，一批泰国学者提出，人们不愿生孩子，并不只是因为生活成本上涨，还与对生活方式的期待有关，而社交媒体可能进一步强化这种期待。

他们援引“相对收入假说”，认为“年轻人在决定是否生孩子时，并不是只看绝对收入，而是会比较自己目前的生活水平与自己预期应该达到的生活水平”。

45岁的萨里拉·查塔库尔猜住在清迈，去年刚刚结婚。她说，自己倾向于不要孩子，其中一个原因是对泰国教育体系和政治局势感到担忧。

她说：“泰国公立学校体系让我觉得已经落伍，与今天的全球标准并不接轨。”

她还说，自己曾经在澳大利亚留学，这段经历也影响了她对教育问题的看法。

泰国的公立教育和公共医疗通常免费，但顶级国际学校和私人医疗的费用可能非常高。

清迈收费最高的国际高中，每年学费约2.5万美元，大约相当于泰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

查塔库尔猜还担忧泰国长期存在的政治不稳定。

过去25年，泰国已经更换过10名总理，其中两人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

她说：“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长期政策的连续性，包括教育改革和经济发展。”

泰国在人口问题上可能拥有的一项优势，是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多族群社会，对国家身份的理解也比许多邻国更开放。

移民可以减缓人口危机，但无法完全抵消每年15万人口减少的趋势。

2024年底，泰国批准了一项计划，准备让大约50万名没有正式身份的长期居民取得国籍。其中很多人是长期移民和难民的后代。这项政策几乎没有引发公众反对。

当时，泰国登记在册的外籍劳工约有400万人，主要来自柬埔寨和缅甸，此外可能还有接近200万人没有登记。

但社会对移民的态度也可能迅速改变。

去年泰国与柬埔寨发生边境冲突后，两国政府都鼓励大约90万名柬埔寨劳工返回本国。泰国当局甚至驱逐了一些贫困劳工，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

出生率下降目前还没有成为泰国政治中的重大议题。大多数民众更关心眼前的经济问题，例如生活成本不断上涨。

少数提到人口危机的政党，提出的主要办法仍然是发放现金补贴。这也反映出几十年来一直主导泰国政治的经济民粹主义。

谈到这些经济激励措施时，帕维纳瓦特提出疑问：“这些经济支持真的足够吗？这些政策真的能够有效鼓励女性多生孩子吗？”

她还说：“另一个值得考虑的政策，是普及相关知识并改变社会观念，不过这种政策能否真正落实，目前仍不确定。”

现任政府的应对方式似乎同样主要停留在口号层面。今年2月发布会上提出的方案听起来颇为响亮，但真正投入的资金和推动政策的政治意愿都显得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