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8日，藤垣裕子被选为东京大学下一任校长。经文部科学大臣任命后，她预定于2027年4月1日就任，任期6年。东京大学将在创校150周年之际迎来历史上首位女性校长，但这次人事决定也在校内外引发争议：藤垣在两轮校内意向投票中均排名第二，却最终获选。与此同时，在她即将执掌的这所大学里，每5名本科生中仍只有约1名女性。
藤垣并不是日本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1997年，丹羽雅子出任奈良女子大学校长，成为日本首位女性国立大学校长；2001年，本田和子成为御茶之水女子大学首位女性校长。男女同校的大学同样早有先例：东京外国语大学于2001年迎来首位女性校长池端雪浦；2025年，喜纳育江成为琉球大学首位女性校长。不过，东京大学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顶尖学府之一，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首次由女性执掌，仍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现年64岁的藤垣是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社会论与科学计量学研究，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她于198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随后进入该校研究生院，1987年完成硕士课程，1990年完成博士课程，获得学术博士学位。
此后，她曾任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助手，1996年转入日本政府科学技术厅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现属文部科学省）任主任研究官，2000年回到东京大学任综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2010年起任该研究科教授。2021年起，她还担任了5年的东京大学理事兼副校长，负责招生以及高中与大学教育的衔接、学生支持、大学评估和研究伦理等事务。
这次人事决定也引发了校内外的争议。首先，藤垣并不是校内意向投票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9月28日，具有投票资格的教职员进行了两轮意向投票，第一轮得票前三名进入第二轮。这一轮投票只是遴选的参考材料，并不直接决定最终人选。第一轮投票中，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系研究科教授染谷隆夫获得818票，占该轮投票总数（2155票，含白票）的38.0%；藤垣裕子获得400票，占18.6%。
第二轮中，染谷获得1107票，占该轮投票总数（2169票，含白票）的51.0%；藤垣获得553票，占25.5%。藤垣在两轮投票中均排名第二，得票都不到染谷的一半这被认为是东大校长选举制度确立以来，首次由意向投票非第一名的候选人获选。
最终负责遴选的是校长遴选与监察会议。该会议由经营协议会和教育研究评议会各选出8名、共16名委员组成，成员既包括校内的研究科长等，也包括具有企业、媒体等领域背景的校外人士。议长国谷裕子现任东京艺术大学理事，曾长期主持NHK时事深度报道节目《现代特写》。会议依据候选人的施政陈述、面试表现和意向投票结果等材料，综合作出决定。
因此，排名第二的候选人最终获选，本身并不违反遴选程序。不过，会议拥有最终决定权，并不能消除校内外对投票结果与最终决定之间落差的疑问。一名候选人获得过半投票支持，会议却选择了另一人，校内成员自然会追问：不同评价标准各占多大分量？候选人在哪些方面的优势，足以使会议作出与校内意向投票结果不同的选择？校内投票这一传统，究竟还有多大意义？
关于遴选理由，校长遴选与监察会议在声明中表示，藤垣通过担任理事、副校长的经历，深刻意识到东大作为学术界象征的地位，并能借助向社会传达科学技术的沟通能力，展现恢复学术信任的强烈意愿。声明还表示，她能够凭借丰富的国际经验，通过推动文理融合、加强校内外沟通，使大学更加开放。
然而，这份声明并未平息围绕遴选过程的质疑。10月13日，由9名教员发起的东大教职员团体向校长遴选与监察会议提交请求书，要求具体说明如何考量意向投票结果、如何比较不同候选人，并尽早公布相关议事摘要。截至当天中午，请求书获得了523名教职员的支持。
会议提到的“恢复信任”，有其现实背景。2025年11月和2026年1月，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的一名副教授和一名教授先后因涉嫌受贿被捕。前者被指在医疗器械选用上为厂商提供便利，通过捐款安排收受约70万日元的贿赂；后者被指多次接受合作方团体在高级俱乐部等场所提供的高额招待。东大校长公开道歉，东大医院院长也引咎辞职。
与此同时，东大申请文部科学省的“国际卓越研究大学”认定、争取大学基金支持的进程，自2025年12月起一直处于继续审查阶段，资源分配与治理体制是审查重点。恢复信任、推动改革，也因此成为下一任校长的重要课题。
国谷还在记者会上表示，性别并未成为遴选会议讨论的议题。围绕这次遴选，有必要区分对程序透明度的质疑与对候选人性别的讨论。质疑遴选的透明度，不等于排斥女性领导者；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也不能把这次决定简单归因于“女性优先”。支持女性进入领导层，与要求大学充分说明人事决定，并不矛盾。当然，这类讨论也可能反映出日本公众对女性领导者更为苛刻的要求，因此，这些评价是否存在性别双重标准，同样值得思考。
其次，也有人质疑，藤垣的研究成果不及染谷。例如，日本网络名人西村博之在社交媒体上称，染谷的论文引用量约为藤垣的70倍。染谷是研究柔性电子学的工学研究者，代表成果包括可贴附于皮肤的超薄电子器件。他曾多次获得学术奖项，比如2009年的日本学术振兴会奖、2019年的江崎玲于奈奖和2024年的藤原奖，并多次入选科睿唯安“高被引研究者”名单。
藤垣则主要使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同学科在出版形式、研究规模、使用语言和引用习惯上差异很大，简单比较论文引用总量和获奖数量，难以全面评价两人的学术成就。何况大学校长的职责涵盖教育与研究管理、组织协调、资源分配及公共沟通，学术成就只是遴选的依据之一。
这次遴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背景：即使最高领导职位即将由女性担任，东京大学的学生性别比例仍明显失衡。根据校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026年5月1日，东大共有本科生14098人，其中女生3023人，仅占约21.4%。
从日本全国来看，女性的大学本科升学率已超过50%，但整体升学率掩盖了不同学科和教育阶段中的不平等。根据内阁府《第6次男女共同参画基本计划》，2025年女性与男性的大学本科升学率分别为56.5%和60.7%，相差4.2个百分点；而本科毕业后升入研究生院的比例，女性为6.9%，男性为16.0%，女性尚不足男性的一半。
专业分布的差异同样显著。2026年版《男女共同参画白书》显示，2025年度日本理学专业本科生中女性占29.4%，工学专业为17.9%；在硕士阶段，两者分别为24.0%和15.9%。女性进入高等教育，并不意味着她们在各个学科中获得了同等程度的参与。
进入学术领域后，女性在较高职位上的比例也偏低。2025年度，日本大学与研究生院的专任教师中，女性占28.2%；在包括校长、副校长和教授在内的“教授等”类别中，女性仅占20.1%。根据文部科学省2024年度《学校基本调查》，日本全国86名国立大学校长中，女性仅有4人，占4.7%，远低于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女性校长比例，后两者分别为14.9%和15.1%。
类似的差距也存在于企业管理层。据厚生劳动省统计，2025年，在常雇员工100人以上的企业中，课长级人员的女性比例为16.1%，部长级为9.3%。据帝国数据银行调查，截至2025年10月，日本企业中由女性担任社长的比例仅为8.6%，虽创历史新高，仍不足一成。
政治领域同样如此。虽然高市早苗于2025年10月成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但在2026年9月内阁改组后，19名内阁成员中女性仍只有包括首相在内的3人。截至2026年2月，参议院议员中女性占30.0%，众议院则只有14.6%，即每7名众议员中仅约1名女性。这些差距表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加，尚未充分转化为她们在领导岗位和决策层中的参与。
东京大学迎来首位女性校长，对于日本社会来说具有象征意义，也能让更多年轻女性看到进入领导岗位的可能。不过，从学生的升学选择、不同学科的性别分布，到学术界的招聘与晋升，女性面临的障碍仍贯穿多个阶段。对女学生而言，支持她们继续深造、鼓励她们学习理工科，以及营造让她们愿意表达意见、积极参与讨论的教育环境，关系到她们能否发展自身能力、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对女性研究者而言，职场中的性别歧视、招聘和晋升机制是否公平透明，以及能否兼顾研究工作与照护责任，也影响着她们的职业发展。遴选程序的透明度和人事决定的公开说明，则关系到女性领导者的能力与工作本身能否得到公正评价，而不被“是否因性别当选”的疑问所遮蔽。更多女性能否在学术界、企业和社会生活中参与决策、发挥影响，仍取决于这些具体条件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