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外交事务，作者刘宗媛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莫里斯·R·格林伯格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全球政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她是《主权基金：中国共产党如何为其全球野心融资》一书的作者。

1971年，国际货币体系濒临崩溃。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对一群忧心忡忡的欧洲国家财政部长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根据1944年签订的布雷顿森林协定，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式储备货币，签署国因此不得不受到美国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

即使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许多国家的货币转为自由浮动，美元仍然保持着主导地位。过去半个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对美元的依赖不断加深，美国的货币权力也持续扩大。

中国尤其如此，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

如今，北京正在为一个潜在威胁寻找解决办法：如果有一天华盛顿决定利用美元给中国制造麻烦，中国该如何应对？

2024年1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了这一目标。他要求省部级高级官员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并指出，强大的货币是金融强国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

2026年，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求是》发表了这篇讲话的全文，习近平心目中“强大货币”的标准也因此更加清晰：一种货币必须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外汇市场中得到普遍使用，并获得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才能称得上真正强大。

习近平提出的目标，只是世界主要大国长期试图摆脱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依赖的最新一例。

1965年，法国财政部长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曾用著名的“过度特权”一词，形容美元主导地位赋予美国的巨大、不成比例的优势。

同年，法国开始大规模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成为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推动因素之一。

1999年，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探讨如何推动日元在国际上得到更多使用。

同年，欧元正式问世，为欧洲带来了后来成为全球第二大国际货币的欧元。欧元增强了欧洲的货币自主权，尽管欧洲中央银行始终谨慎行事，尽量避免给外界留下挑战美元的印象。

习近平的雄心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中国不仅拥有庞大的经济实力，还具备足以与美国地缘政治力量竞争的军事能力和政治意愿。欧洲和日本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自英国统治庞大全球殖民帝国的时代以来，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货币真正具备与美元竞争的现实可能性。

如今，全球金融体系从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美元，转向遵循“党指挥一切”的人民币，已经不能再被简单地视为天方夜谭。

人民币国际化将使中国在美国把美元当作惩罚性武器时，具备一定程度的金融生存能力。

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就曾这样利用美元体系对付俄罗斯。

美国不仅控制着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供应，还掌握着美元流通所依赖的许多关键金融基础设施。

如果华盛顿愿意，完全可以通过大幅提高中国金融机构开展美元业务的成本，严重限制中国获得美元流动性的能力。例如，美国可以起诉或制裁一家中国大型银行。

任何类似措施都会冲击中国金融体系，提高贸易交易成本，并严重削弱中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出口部门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

不过，金融生存能力只是形成可信威慑的前提。

如果北京希望阻止美国动用美元这一武器，就必须建立金融领域的“二次打击能力”，也就是在遭到金融制裁后，仍有能力将全球贸易和金融活动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转移到以人民币为基础的网络中。

这种转移能否持久，取决于全球是否对某种以人民币计价的核心资产存在稳定而强劲的需求。

对中国来说，最有可能产生这种核心资产的领域，就是中国在绿色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习近平未必希望人民币取代美元。

他在2024年的讲话中强调的是货币实力，而不是货币霸权。

如果人民币能够稳居全球第二，甚至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第三大国际货币，就足以打破美元事实上享有的垄断地位，限制美国单方面实施金融制裁的能力。

这样一来，中国也不必承担维持全球货币霸权所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成本。

从北京的角度看，人民币要扮演的角色，是成为美元这瓶可口可乐旁边的百事可乐。

人民币不必成为市场领导者，但在有需要的时候必须能够派上用场，而且要有足够的竞争力，让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元不敢肆意妄为。

第二名反而最理想

美元几乎在全球所有地方都被接受，而中国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从这种局面中获益。

中国经济依赖出口。只要商品以美元定价并通过美元融资，中国制造的产品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轻易找到买家。

出口赚取的利润也几乎可以投向世界各地，并在短时间内转换为流动资金。

这种安排正合北京的心意：中国享受全球美元流动性带来的好处，却不必承担维持这一体系运作的负担。

为了维持全球美元体系，美国必须容忍外国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资产和债权，因为随着各国使用美元开展更多商业活动，对美元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美国金融市场因此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外国投资者也对美国企业拥有一定影响力。

作为美元发行机构，美联储还必须承担整个体系的最后支撑责任。

当金融市场承受压力、各国政府和私人企业纷纷囤积美元，以确保自己能够继续偿还债务和购买商品时，美联储就需要扩大资产负债表，为金融体系提供支持。

不过，这种开放性以及对外部风险的暴露，并没有对美国经济构成太大威胁。

原因在于，外国股东通常愿意遵循美国的商业规则开展经营，而不是试图改变这些规则。美国银行也通过纽约和伦敦为全球资本流动提供中介服务，赚取了丰厚利润。

中国领导人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利益交换。

维持一个全球性的人民币体系，将与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产生根本冲突。

如果人民币要复制美元的功能，中国就必须建立大规模、双向开放的金融渠道，让外国人民币持有者能够把资金重新投资到中国经济中。

随之而来的资本流入，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国内金融市场。

北京将很难像现在这样，把外国投资者限制在少数经过批准的资产类别中。

一旦允许外国投资者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就会利用金融抑制和政府主导的资本配置所造成的价格扭曲进行套利。

这种竞争将削弱北京确保中国商界服从政治领导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也就是控制谁能获得资本、以什么条件获得资本，以及资本可以用于什么目的。

对许多富裕的中国人来说，包括共产党内部的部分成员，美元还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风险保险。

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可能导致个人资产被没收，甚至在缺乏充分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遭到监禁。

海外美元存款和境外公司架构，使精英阶层能够把资产分散到不同货币和司法管辖区，以降低风险。

控制一家在海外上市的公司，尤其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给中国富人带来的不只是声望和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机会。

信息披露义务、对股东承担的责任，以及来自国际社会的关注，都超出了共产党能够直接控制的范围。这些因素可以为中国企业高管提供一定的筹码，使他们能够抵御国内官员提出的任意要求。

当然，如果高级官员决意对某个目标采取行动，这些约束并不能彻底阻止干预，但能够提高干预的成本，拖慢执行速度，并创造谈判空间。

对于失去政治地位的中国精英而言，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提供了一处避风港。

而且，没有任何人的政治地位能够永远稳固，因此很少有人愿意看到这个避风港消失。

不用就会失去

中国完全愿意继续生活在一个由美元主导的世界里，但无法容忍美元被武器化。

然而，人民币距离足以抵御这一威胁的强大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希望更多国家和企业使用人民币，中国首先必须建立一套支持人民币使用的全球金融基础设施。

北京已经奠定了初步基础。中国正在推动100多个国家的企业，以及越来越多的大宗商品市场使用人民币结算交易、获得贸易与投资融资，并对冲相关风险。

在这个阶段，覆盖范围远比交易规模重要。

即使每天只有少量人民币交易，也足以维持支付渠道的运作，保留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关系，并确保运行替代性金融体系所需要的法律和行政专业能力不会消失。

北京需要建立金融领域的二次打击能力。

中国的相对经济优势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产品的流通上。2025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品出口的20%。

因此，北京一直集中力量建设支付网络，为中国庞大制造业体系产生的商业交易提供便利。

2005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公开鼓励中国贸易伙伴更多使用本币进行交易。当时，这种做法已经呈现增长趋势。

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启动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

2015年，中国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成为中国国际人民币网络的核心基础设施。

CIPS最初只有195家参与机构，覆盖50个国家。到2026年6月，参与机构已增至1829家，并能够将支付指令传递至191个国家的5200多家银行机构。

不过，与支持美元和欧元交易的成熟大额支付系统相比，CIPS的规模仍然小得多。

2025年，总部位于美国的清算所银行间支付系统（CHIPS）处理的国际支付金额估计是CIPS的19倍，而欧洲名为T2的实时全额结算系统，清算金额约为CIPS的14倍。

但如果只看支付规模，就可能误判一种货币的真正实力。

国际交易远不只是资金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

完整的国际交易实际上需要一整套金融服务，涉及五个相互衔接的环节：定价、融资、风险转移、支付和再投资。

美元之所以能够主导国际贸易和金融，是因为在所有这些环节中，美元都是默认使用的货币，而且每个环节的优势都会进一步巩固美元在其他环节的地位。

如果人民币希望取代美元，就必须在整个交易链条的每个环节具备竞争力，而不能仅仅在支付方面取得进展。

中国领导人明白，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并不只是来自资金转移能力。

这些金融中心的机构还能够创造信贷、确定价格、为货物运输提供保险，以及将储蓄重新投入金融体系。

正因如此，中国国有企业正在推动人民币网络向外扩张。

通过以人民币开具发票、签订合同，以及为海外项目提供融资，国有企业创造了持续性的人民币需求。

中国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便可以围绕这些需求，在中国控制之下发展能够与现有国际金融服务竞争的业务。

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个基础，中国共产党在2025年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要求国有企业与外国供应商和客户开展交易时，优先使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结算。

这种策略已经开始在东南亚形成区域性的人民币使用网络。

2024年，涉及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经济体的人民币支付金额增长19%，其中三分之二的交易发生在东盟国家之间。

进入市场的代价

北京已经基本完成人民币战略的第一阶段，在支付领域站稳脚跟。

现在，中国正在向交易链条的前端扩张，争取在定价、融资和风险转移方面获得更大影响力，同时谨慎地向后端的再投资环节推进。

直到最近，北京才开始充分认识到，商品使用什么货币定价，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后续的交易环节。

过去，中国一直满足于让大部分进出口商品以美元定价。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计，2023年，中国出口商品中只有6.5%以人民币开具发票。

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接近30%的货物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

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本质上仍然是披着人民币外衣的美元交易。

中国出口商以美元开具发票，买方获得美元融资，并以美元支付。资金直到即将进入中国内地时，才被兑换成人民币。

中国政府正试图扭转这种局面，推动建立所谓的“中国价格”。

具体而言，就是在中国本土交易所，为中国进口的主要大宗商品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的基准价格。

获得更大的定价自主权，可以让中国企业不必先取得美元，就能够在全球市场购买原材料，并管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这也使中国有关部门能够对实物商品供应合同所依据的参考价格产生更大影响。

这种影响力对中国至关重要，因为原材料的稳定供应，是维持中国庞大制造业体系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

对于关键矿产而言，定价自主权尤其重要。

这些矿产是绿色产业不可或缺的原材料，而习近平认为，绿色产业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未来。

中国生产全球超过80%的电池，同时消耗全球75%以上的锂、70%的钴和约60%的镍。

但中国在这些矿产全球市场中的金融地位，尚未充分反映中国在生产和消费方面的主导优势。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锂市场取得的进展最大。

全球超过90%的碳酸锂期货交易发生在广州期货交易所，而这些合约均以人民币计价。

今年7月，广州期货交易所允许外国交易者直接参与碳酸锂期货交易，并高调宣布已有多家海外“龙头企业”进入市场。

中国如今可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转折点：现代历史上，中国或许将首次成为某种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商品的主要金融交易中心。

相比之下，镍和钴仍然依赖伦敦和芝加哥市场的美元计价基准。

虽然中国是这两种矿产的最大消费国，但中国市场尚未成为全球定价的主要参考依据。

推动建立“中国价格”，正是为了消除这种市场地位与金融影响力不相匹配的局面。

北京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融资货币的努力，也正在加速。

2023年，中国政府要求国内金融机构扩大海外人民币融资业务。

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增加了面向海外贸易和基础设施项目的人民币贷款，商业银行也越来越多地提供人民币贸易融资。

2023年至2026年年中，中国金融机构向海外借款人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3万亿元增至2.9万亿元人民币，约合4280亿美元。

中国人民银行还与32家外国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货币当局，以及欧洲中央银行。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最初几年，这些货币互换安排大多只有象征意义，实际使用规模很小。

但近年来，部分货币互换额度已经开始直接支持商业活动。

2025年，土耳其企业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互换协议支持的一项融资安排，借入40亿元人民币，约合5.57亿美元，用于向中国供应商付款。

这一借款规模比前一年增加了70%。

把人民币发展为国际融资货币的努力，已经开始取得成效。

2026年5月，在全球主要支付指令信息交换平台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贸易融资报文中，人民币所占的金额比重达到7%，高于两年前的5.1%。

人民币因此超过欧元，升至全球第二位。

不过，美元仍然遥遥领先，占比高达82.5%。

北京还采取了一些规模相对有限的措施，提高人民币在保险和再保险市场中的使用程度。

2025年，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与国有财产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旗下相关机构制定了新的货运保险条款，允许以人民币结算保费和保险赔款。

这些条款还将上海列为优先选择的仲裁地点。

这是中国更大范围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减少国际海运保险市场对美元结算和英国商法的传统依赖。长期以来，英国商法一直是国际航运和海上保险合同的标准法律框架。

整个交易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再投资。

这一环节完成了商品和价值在全球经济中循环流动的全过程。

收到付款的人或企业必须决定如何处理收入：把资金存入短期账户，投资于期限更长的资产，还是兑换成另一种货币。

只有当收款方愿意持续持有一种货币，并将资金重新投入相关资产，而不是习惯性地兑换成其他货币时，这种货币的生态体系才能在大规模使用的情况下持续运转。

过去十年，北京为外国人民币持有者提供了更多再投资渠道。

股票互联互通和债券通机制分别在2014年和2017年开始形成，此后不断扩大，允许更多类型的境外投资者使用人民币购买部分中国内地股票和债券。

在这些机制建立之前，外国投资者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受到许可证和额度限制。

2013年，只有约228家大型机构投资者获得相关投资额度。如今，拥有这类资格的投资者约有1000家。

2025年，通过股票互联互通机制进行的境外交易，日均金额达到2120亿元人民币，约合295亿美元；债券通的日均交易金额达到390亿元人民币，约合54亿美元。

投资者管理相关风险的工具也在增加。

2023年推出的互换通，允许境外投资者对冲中国境内人民币利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如今，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已经不再是外国投资者面临的最大障碍。

更令他们担忧的是，北京不可预测的资本管制政策可能在某一天把资金困在中国，无法撤出。

2023年，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与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约三分之二的中国境外保险公司首席投资官，把中国资本进出限制列为投资中国市场时最担忧的问题之一。

尽管外国投资者如今拥有比以往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他们仍不愿意大规模持有中国资产。

截至2026年3月，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债券仅为3.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4480亿美元，占中国债券市场的1.6%。

相比之下，外国投资者持有约15.5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占美国债券市场的2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记录的全球外汇储备数据，显示出更加悬殊的差距。

2026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不到2%，而美元占比达到57%。

如果中国不能建立一个规模大得多、允许外国投资者自由买卖的人民币资产市场，人民币就不可能接近取代美元的地位。

绿色本位

如果中国希望人民币拥有接近美元的货币权力，就必须让人民币主导某种商品的国际贸易。这种商品必须由中国控制，而且世界其他国家难以找到替代品。

在美元体系中，全球石油贸易长期扮演着这一角色，“石油美元”的概念也由此产生。

在人民币影响力不断上升的金融体系中，可能承担类似角色的，是绿色能源技术所依赖的关键矿产、清洁能源设备和电力基础设施。

如果中国能够巩固对整个产业体系的控制，利用规模和成本优势阻止竞争对手追赶，就可能获得足够的议价能力，要求这些不可或缺、又难以替代的出口商品以人民币定价。

这将为一种“绿色人民币”体系奠定基础，最终甚至可能取代石油美元。

过去几十年，中国有条不紊地建立起一整套供应链，成为全球绿色能源技术和设备的主要生产国。

如今，北京正接近在一系列世界各国已经认定不可或缺的产品市场中取得压倒性优势。

中国的战略基础，是对几乎整个清洁能源供应链进行纵向整合。

在国际能源署追踪的20种与能源有关的战略矿产中，中国是其中19种矿产最大的精炼生产国，平均市场份额达到70%。

中国还拥有全球约85%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产能，供应了全球已安装风力发电机组装机容量的78%。

2025年，全球约70%的电动汽车产自中国。

在牢牢占据先发优势后，北京正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中国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以更低的价格压制潜在竞争对手，同时推动以中国企业掌握的技术为基础制定行业技术标准。

与绿色能源经济试图取代的化石燃料体系相比，绿色能源的生产和供应更加分散，因此也更难由单一国家控制。

不过，中国已经开始将市场份额上的领先优势，转化为可能阻挡竞争对手进入、并长期巩固自身主导地位的结构性优势。

直到最近，北京仍然更关注如何扩大绿色能源产业的领先地位，而不是如何把这种产业优势转化为金融权力。

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开始遵循碳中和投资要求，无意间催生了一个几乎为中国量身打造的绿色金融行业。

2022年，北京发布《中国绿色债券原则》，要求绿色债券发行人将募集资金的100%用于符合条件的绿色项目。

截至2025年底，全球专门从事可持续投资的基金资产规模达到4.13万亿美元。

按照预测，到2030年，依据可持续发展标准管理的资产规模将达到40万亿美元。

而中国各类机构发行或提供的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未偿余额已经达到47.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6.7万亿美元。

中国的绿色信贷规模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但这些金融资产大部分仍局限于中国国内的人民币体系。

2024年，外国机构仅持有32亿元人民币的中国绿色债券，约合4.45亿美元。

相比之下，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总规模达到2.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060亿美元。

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份额只有微不足道的0.15%。

不过，这种外国投资者参与程度极低的局面，很可能发生改变。

中国有关部门正在努力将国内庞大的绿色债务资产转化为可交易证券。

所谓绿色债务，是指为具有积极环境效益的项目提供融资而发行的贷款和债券。

中国的绿色债务市场最初主要面向国内投资者。现在，北京希望让更多资产符合国际可持续投资标准，使外国投资者也能够持有。

中国的目标，是建立种类丰富、以人民币计价、与绿色项目相关的金融资产，让这些资产能够进入国际投资市场，并与人民币定价、结算以及其他金融服务体系相互衔接。

目前，中国绿色债券市场中约17%的债券，已经按照与欧洲绿色金融框架相一致的技术标准完成评估。

这样一来，外国投资者和指数编制机构就更容易识别这些债券，并将它们纳入投资组合。

中国财政部也开始在海外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绿色债券。

2025年4月，中国首次在伦敦发行人民币主权绿色债券，募集资金60亿元人民币，约合8.34亿美元。

今年5月，中国又在香港发行了第二批60亿元人民币的主权绿色债券，认购金额达到发行规模的10倍。

与中国庞大的国内绿色金融市场相比，这些发行规模仍然很小。

但它们建立了人民币绿色债券的定价参考基准，使其他机构未来发行人民币绿色债务工具变得更加容易。

今年5月，巴基斯坦发行了17.5亿元人民币的绿色熊猫债券，约合2.58亿美元。

熊猫债券是指外国借款人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这次发行让人们得以窥见一种可能的未来：外国借款人可以经常性地在中国市场筹集人民币，为本国的绿色发展项目融资。

产业主导地位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转化为金融权力。

中国政府并没有正式宣布建立“绿色人民币”体系的计划，但支撑这种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已经开始形成。

绿色人民币的核心资产，并不是绿色技术本身，而是一系列规模不断扩大、与绿色经济相关的人民币债权资产。

绿色债券将成为这个体系中可以交易的核心资产，把中国的产业优势与全球不断增长的可持续资产投资需求连接起来。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定了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最后期限，而如果没有中国的绿色能源产业，这些目标就无法实现。

即使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减弱，对进口能源的依赖仍然会让许多国家面临地缘政治风险。

这种脆弱性很可能继续支撑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因为几乎所有国家都可以通过部署可再生能源设施，增加本国能源产量。

对于希望进入绿色经济的国家和企业来说，接受人民币融资和中国技术标准，最终可能成为参与这个市场时必须付出的正常代价。

由此可能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体系，将绿色商品与绿色金融紧密连接起来，而其中很大一部分交易和融资都将以人民币计价。

对华盛顿而言，绿色人民币的前景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即将取代美元，因此没有必要对此立即拉响警报。

美国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石油美元是否已经不再适应未来的需要？未来究竟应该由哪一类资产、哪一种技术，或者哪一套工业体系，来支撑美元的货币权力？

美元的地位远不只是建立在美国保障全球能源运输的能力，以及美国与主要产油国的关系之上。

但如果美国决策者认为美元的霸主地位可以永远维持下去，那将是一个严重错误。

守住王座

北京并没有策划推翻美元的统治地位。

而且，中国共产党几乎肯定也不愿意接受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金融开放程度。

无论绿色人民币未来能否成为现实，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民币国际化最直接的价值，是可能阻止华盛顿的对华强硬派利用中国目前对美元的依赖实施金融打击。

随着人民币金融体系不断壮大，北京抵御美国潜在金融制裁冲击的能力也会增强。

相应地，华盛顿以金融制裁相威胁的威力将有所减弱。

这种经济权力关系的变化，很可能使北京更愿意试探华盛顿的威胁究竟有多少实际分量。

事实上，中国可能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今年5月，中国首次发布阻断令，要求在华企业不得遵守美国针对五家中国炼油企业实施的制裁。

这些炼油企业被指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

如果美元有一天失去全球货币之王的地位，原因很可能不是中国夺走了王座，而是美国自己放弃了王座。

华盛顿必须认识到，支撑下一代国际货币秩序的战略资产，可能不再是一桶石油，而是一整套工业体系。

真正的危险在于，金融市场可能不会在这种转变开始时发出多少预警。

市场可能长期忽视越来越多的变化迹象，直到某个触发事件出现，才突然迫使市场模型调整，导致资产价格急剧上涨或下跌。

例如，美国国会围绕提高联邦债务上限陷入政治僵局，就可能成为这样的触发事件。

美国官员一直不愿意为美元主导地位衰退的可能性制定计划，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向金融市场释放一种信号，让投资者认为美元衰落已经不可避免。

然而，美国官员又急于把市场价格走势图当作美元依然坚挺的证据。

这种做法反而令人怀疑，美国是否已经忘记了上一次金融危机留下的教训。

美国必须在美元的“过度特权”出现明显破损、市场开始清楚表现出规避美元风险的倾向之前，就制定好应急计划。

如果等到这些迹象已经显现才采取行动，损失可能已经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