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助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意见》（下称“《意见》”），共提出十八项主要任务，要求增强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机会、赋能传统岗位等正面效应，减缓人工智能应用就业替代影响。
“哪些岗位会被替代”“AI淘汰职业名单有哪些”……随着AI技术的发展，关于AI对就业影响的讨论持续升温。在大规模冲击到来之前，政策调整迎来窗口期。
此前2025年《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就业影响评估，减少对就业的冲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与“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亦进一步强调“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提出系统应对新技术变革对就业结构带来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曾撰文表示，人工智能造成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具有持久化乃至不可逆转的性质。目前，人工智能的就业冲击效应看似尚未充分显现，其实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很可能在某个时点上突然显化。需尽快、有效实施升级版的积极就业政策，形成与人工智能时代相适应的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否则人工智能的指数型进步和渗透难免造成指数级的数智鸿沟。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唐代盛分析，《意见》首次将人工智能发展与就业促进纳入同一政策框架统筹部署，实现了从被动应对替代冲击向主动构建就业创造生态的战略转变。
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亦曾撰文分析，与部分国家主要聚焦“限制替代”不同，中国当前政策逻辑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更强调“增强创造效应”。政策目标并不仅仅是延缓AI对既有岗位的冲击，更重要的是通过产业扩张、新业态培育与技能升级，加快形成新的就业需求和收入来源，尽可能使技术进步形成“造血机制”，而非单纯的“替代机制”。
《意见》提出多项风险防范机制：鼓励企业探索建立失业缓冲期制度；对市场准入领域可能造成较大就业冲击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项目，在评审时同步开展就业风险评估，有关部门要统筹做好转型转岗就业支持工作；开展人工智能应用就业影响专项调查，持续跟踪岗位创造替代、技能需求变化；将AI就业风险纳入规模性失业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应对范围等。
当中，将就业影响从事后应对前移至项目评审环节。唐代盛认为，这使社会可行性成为AI项目进入的硬性门槛之一，体现了就业优先导向；机制聚焦高风险场景先行规范，同时明确“对其他领域结合实际开展就业风险评估”，为后续扩围预留了制度接口。
近期部分数据显示，AI冲击已开始显现。上海科技大学教育、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2026年7月发布的《AI时代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分析了2026年1-4月的4001万条线上招聘数据，报告显示26.6%的招聘岗位落入了高暴露低互补替代压力区，意味着国内线上招聘市场每四个岗位，就有一个面临被AI加速的结构性调整。但AI不能完全替代人力，岗位任务被重组为“AI+人力”。同期，市场约2100万个岗位由任务重组形成，占总招聘岗位的18.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6年针对全球14个国家的80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在已经采用AI的企业中，只有11%削减了就业，其中真正归因于AI的只有9%。即在全部采用AI的企业里，仅约1%至2%因AI减员。
但一些预测数据认为，长远来看创造效应或更占据优势。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新创造约1.7亿个岗位、约9200万个岗位被替代，净增约7800万个。
唐代盛分析，《意见》文本中将强化AI就业创造效应置于首位、减缓替代影响排在次位，这一排序传递出清晰信号。中长期而言，AI对就业的影响总体是创造大于替代，未来的政策重心在于做大增量、拓宽渠道，而非被动防御。从国际经验看，主要经济体虽路径各异，却普遍以“做大增量”而非“限制技术”为主线。未来导向并非完全的“机器换人”，而更多体现为“人机协作”。通过技能重塑与职业转换，引导劳动力向高附加值岗位转移。
也有观点认为，AI究竟会减少还是创造就业目前尚难下定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在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上表达了这一观点。她以“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为例解释称，在传统线下服务体系下，由于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有限，一个城市政务服务每天能够受理的诉求大约为1万件；而随着数字化平台建设完善，相关系统日均接听量已达到8万件，其中大量问题能够通过知识库实现快速响应和处理。效率提升并未减少工作量，反而激发出更多此前未被满足的公共服务需求。
《意见》指出，人工智能应优先在劳动力紧缺、环境高危等岗位推广应用，同时稳慎把握人工智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应用的范围、力度、节奏。唐代盛分析，在劳动密集型领域强调“稳慎”，体现了将稳就业置于技术效率之上的民生导向。“AI被定位为补位者与增效器，而非简单的替代者。” 《意见》提出，鼓励企业探索建立失业缓冲期制度，在大规模推广应用人工智能过程中提前告知受影响劳动者、提供转型转岗就业支持。
但对于谁来支付缓冲期成本，政策层面尚未明确。而在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的相关措施中，《意见》包含了一项经济支持措施：加快培育智能原生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金融助企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支持范围。
目前多国已提出相关制度安排。其重点集中在技能培训、企业转型支持和受影响劳动者的过渡安排上，同时明确成本不由企业单独承担。
2025年3月，新加坡政府拨出超过4亿新元用于企业劳动力转型配套（EWTP），企业可获得资金支持，用于重新设计岗位、提升员工技能和采用AI技术解决方案。
英国AI Skills Boost倡议由政府与产业界联合推出，帮助劳动者适应AI工具日益普及的工作场所。政府解释，该计划目标是在2030年前提升1000万名英国劳动者的AI技能，支持重点面向最需要帮助的劳动者群体。
OECD 2026年7月的报告梳理了G7（七国集团）、欧盟和部分拉美国家的AI劳动力市场政策。报告判断，各国在“支持AI采用和技能培训”上做得最成熟，而在“工作场所保障”（隐私、透明度、问责）上仍然停留在原则层面，缺乏可执行的细节。报告还显示：G7七国都有国家AI战略和支持中小企业采用AI的措施，但只有三国为受AI冲击的劳动者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援助，针对弱势群体援助的只有两国。绝大多数再培训项目集中在专业技术技能上，而不是更广泛劳动者需要的通用AI素养。
《意见》还针对“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就业能力”及“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提出多项举措。例如，鼓励地方依托公共实训基地、企业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积极开展人工智能相关技能培训；规范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应用，依法治理因滥用算法等造成的就业歧视、虚假招聘、侵犯隐私权休息权等违法违规行为。提出“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灵活性、包容性”。
蔡昉此前撰文表示，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前所未有挑战，应完善人力资本培养模式，无论是学校学习还是终身培训，支出责任均主要在政府，应该作为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
蔡昉分析，各国纷纷讨论和探索过一些新型劳动力市场制度形式以及普惠性社会福利方式，旨在广泛分享生产率红利和应对就业冲击，其中一些比较流行的制度可作为中国的参照。例如，如何以“全民基本收入”作为参照，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如何推动从最低工资制度向生活工资制度靠拢和过渡；如何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升为非缴费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无条件均等地覆盖全体老年人；如何在第三次分配领域实质性落实智能向善，激励形成企业新型社会责任等。
江小涓也在前述会议演讲中表示，相比继续加大对AI产业的直接投入，政府未来更重要的职责是维护就业和公平。应加快构建适应AI时代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考虑AI替代税、定期发放现金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全民基本收入）和把部分AI企业股份放入全民基金的UBC（Universal Basic Capital，全民基本资产）等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