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导读】11月8日，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承认了对妻子不忠并致歉；同日，英伟达董事会宣布就“国家安全疑虑”启动独立调查，由独立董事组成专门委员会并聘请外部律师。英伟达股价随后跌超3%。表面看，这是一起再典型不过的科技巨头掌门人桃色风波，但真正需注意的却是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对AI产业进行的再度整治。隔日，中期选举换党后的美国第119届国会复会，围绕科研经费、AI监管与算力政策的政治战场面临洗牌。美国的科技权力正处在一次交接与争夺之中。
本文从美国白宫于7月发布的科学政策报告出发，将其与1945年的老科学报告进行了对比。本文指出，这份报告从面子到里子集合了至少五种主义与立场：保护主义、创新的非线性观、民粹主义、发展主义和加速主义。二战后绝大多数时期，这五种立场或是为大局所不容的“逆流”，或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后手”；而新科学报告将它们堂而皇之地摆上桌面，实现了“逆流”的大联合。
文章分析了这一转变背后的美国政治格局：2008年金融危机与中美战略竞争削弱市场原教旨主义号召力；2024年大选促成MAGA与科技右翼合流；特朗普以“去管制”回报科技右翼与硅谷建制派；科技右翼通过“旋转门”占据关键岗位；国防采购领域正在成形由科技右翼牵头的科工复合体。同时，文章也指出“逆流”的大联合的本质是对国家创新体系的重新设计，因此涉及诸多重大政策转向。这使得新科学报告“十个指头摁跳蚤”、顾此失彼、前后矛盾的风险，尤其是对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重标准。
最后，文章提炼出对我国创新政策设计的三方面启示：强化产业部委的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理直气壮做大中国的任务导向型科研体系；改革科研项目管理体制，撬动利益格局，推动“破五唯”和“帽子”治理；走出产业创新平台“自我造血”的新自由主义叙事，以“钱要管够、队伍要稳”为原则确保干成事。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6年10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逆流”的大联合
——白宫新科学报告的旗帜与底色
2026年7月21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了题为《科学：新的黄金时代》的政策报告（以下称“新科学报告”）。这份报告公开否定了科技发展与创新的所谓“线性模型”，并因此同另一份著名的政策报告——1945年的《科学：无尽的前沿》（以下称“老科学报告”）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迄今为止对新科学报告大多数解读的主要着眼点。
但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份报告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跳出报告作者刻意设置的这种简单对比，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新科学报告及其付诸实践的可能性。本文尝试立体化解剖新科学报告，逐层解读其公之于众的“旗帜”和不便示人的“底色”。本文认为，这份报告从面子到里子集合了至少五种主义与立场，在二战后的绝大多数时期，它们或是为大局所不容的“逆流”，或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后手”。但今天的新科学报告却将它们堂而皇之地摆上桌面，实现了“逆流”的大联合。这才是这份报告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
▍保护主义：帝国最熟悉的“保护色”
很多中国人对美国保护主义的理解始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甚至认为美国天生是全球主义的旗手。这是我们对美国最大的误解。
其实，美国采取全球主义政策的时长要大大短于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的时长。早在1791年，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就全力鼓吹保护主义：“通过提高对外国纺织品的关税，它们使本国制造商能以低于所有外国竞争对手的价格销售产品，这种鼓励方式的正当性无须赘言。” 因此，该报告不仅是美国工业化进程的纲领性文件，也是美国保护主义政策的重要源头。南北战争则推高了联邦政府的财政需求，保护主义顺势成为美国经济政策的“主流”。1861年之后，美国关税税率节节攀升，并在1930年达峰。关税保护的结果是实打实的工业化：1869年，美国的制成品消费中进口比重为14%，到1909年该比例下降到6%。
直到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才开始逐步拆解这套贸易保护体系，以打通外国市场，输出过剩产能。但到了奥巴马时期，这种全球主义的钟摆走到了尽头，美国人已经逐渐意识到自由贸易或许不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选项。2014年《时代》周刊明确打出了“逆全球化”的旗帜：“在新的经济时期，市场将开始沿着国界和行业界限分离开来。”保护主义思想卷土重来。这才有了特朗普在2016年就职仪式上的那句名言，“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新科学报告堪称这一轮保护主义抬头的最新成果：既不能让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太多的外国人，也不能坐视美国的科研成果在所谓的“敌对国家”实现产业化。总而言之，以往科技政策中那些开放的、自由放任的假设都必须修改，因为这些老观念“在与建立技术型国家的对手对阵时站不住脚”。
▍创新的非线性观：美国版“只做不说”
新科学报告希望给读者建立一种印象：它既不相信老科学报告提出的线性模型，也不相信毫无应用目的的基础研究；新时期的美国科研体系要加强需求导向、强化问题意识。
但真实的历史是：线性模型从来不是美国创新体系运行的主流逻辑，遑论唯一逻辑。比如，报告提到“农业需要科学基础时，我们建立了赠地大学”。19世纪下半叶美国确立赠地大学模式，“其首要目标应为……教授与农业及机械工艺相关的各类学科课程……旨在促进工业阶层在生活各领域中的通识与实用教育”[1]。赠地大学模式及此后兴起的理工学院模式，为美国的科技创新打下了坚实的问题导向与需求导向的基础，并因此早早跑通了新科学报告倡导的非线性模式：“工程挑战经常暴露出尚未回答的科学问题，而基础理解的突破反过来又开辟了新的工程途径。”
这种价值观直接反映为实打实的研发支出结构。冷战使美国政府能够名正言顺地资助多个学科领域的科研活动，并以此支撑了美国的产业创新。但是，联邦政府对这些领域的基础研究资助，从来不是通过老科学报告建议的科学基金渠道分配的，科学基金甚至从来不是联邦政府在基础研究环节的最大资助方。在联邦研发经费总盘子中，国家科学基金的份额一直在1/6左右，医卫、国防、能源等研究由相关部委管理。其中，医卫健康领域的支出份额最大，这个行业对基础科研成果的价值判断更关心其能否“满足社会医疗需求”，并“在经济上惠及整个职业”。在更多的工程科学领域，“现实应用诉求同样会参与评判研究成果的价值”，甚至“能够改变研究的发展走向”。[2]这种研发支出格局一直延续至今：尽管联邦政府的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增加，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有明确的“功能”指向。
总之，无论是服务产业发展还是支撑国家安全，美国的经验充分证明了任务导向与需求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模式的有效性。新科学报告强调“科学并非纯粹的随机探索，具备归纳性偏向往往会带来收益”，并非什么全新理念，只是把那些“只做不说”的东西摆上了台面。
▍民粹主义：对MAGA基本盘的交代
新科学报告关注到当前高等教育体系的失衡，并将其归因于教育体系同社会经济发展相隔离的精英主义取向。鉴于此，新科学报告建议扩大参与，把科学重构为一项广泛的事业。扩大参与的途径包括：为创客、工匠等草根人才进入科学体系创建新路径；以社区为落脚点，把科学前沿带到有才华的人身边；支持社区学院建成区域科技创新枢纽，推进产教融合。此外，报告还提议扩大学徒制，并推动学徒资助体制向“按绩效付费”的方向转变。
必须承认，报告对当前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症结有着清晰的认知。大量历史经验表明，大学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以问题导向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掌握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使这些“知识工人”能够在本土产业创新中独当一面，解决新问题。[3]但今天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那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究型大学，已演变为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高门槛学术中心，既不关心问题导向，也不训练动手能力。新科学报告对此提出的解决思路确实是“对症下药”。但这些扩大参与的途径未必能带来有效的人才产出。问题出在如何“培养学生掌握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上。现代科学训练具有资源密集和时间不可分的特征。培养训练有素的知识工人，不仅需要培养机构提供可靠的训练平台和设备投入，还需要师生双方在连贯的项目周期内长期投入整块时间。但是，当新科学报告把社区学院视作扩大参与的抓手时，改革就很容易流于形式，甚至半途而废。因为绝大多数社区学院既没有可靠的平台与设备保障，也很难确保师生双方的时间投入。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改造现有大学体系，比如通过高校扩招来“扩大参与”呢？症结在于当前美国的政治格局：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如社区学院学生，恰恰是共和党的支持者；精英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则是民主党的基本盘；联邦政府与精英大学之间的裂痕还因2025年春的“打击反犹主义”运动而加深。
▍发展主义：把刀架在“布什”们的脖子上
压缩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是新科学报告真正的亮点。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深受彼得·蒂尔等科技右翼影响。科技右翼将科技领域的自由主义视为美国重大科技进步停滞的根源，因此极其推崇国家深度介入科技发展、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冷战模式。新科学报告正是对冷战后美国科研体系新自由主义风潮的彻底清算，也是一次“找回国家”的重要尝试。报告将国家视为一个“对国民经济负有全局责任”的独立行为主体，国家应当基于自主定义的战略需求与发展目标，重塑科研体系及其同国家创新体系其他主体的关系。
这种发展主义立场首先反映为重塑国家科研体系的“大棒”。其一，重新设计科研项目遴选机制，改造传统的同行评议机制，避免噪音淹没有效信号；同时引入金票制等新玩法，让代表国家掌握权限的人更有发言权，以避免问责缺位最终“牺牲我们最聪明和最有活力的头脑”。其二，在项目后评估环节，要从国家目标与需求出发加强对科研体系的问责，使其能够“直接响应政治过程”，并为科研领域的圈子化游戏“踩刹车”。同时就位的还有“胡萝卜”。首先，要从国家战略需求和创新链的断环缺口出发，创建各种新的科研机构和平台。为确保其尽快完成原型开发和知识积累的任务，钱要管够，队伍要稳。这也能为有志于创新的大学教授提供“自由流动”的空间。其次，要用足用好以DARPA模式为代表的“赛马制”：基于战略目标定义关键缺口，从而用一个超级产品概念拉动科研攻关，以此鼓励和引导各路创新者为此大胆押注。
这个政策组合颇有些“举国体制”的味道。而且，这种带有发展主义色彩的举国体制，也确实是美国创新政策体系中“只做不说”的“保留节目”。但相比于经典的美式举国体制，这个政策组合充满了“自上而下”，甚至科学国家化的味道：国家不再只是协调、鼓励不同参与者“擦出火花”的“乐队指挥”，反而更像东亚模式中统领各方的“领航员”。这或许才是这股“逆流”中最反常识的地方。至于它能否把美国科研体系带到目的地，还有待观察。
▍加速主义：“金主”们的核心诉求
在否定线性模型、鼓吹深度融合、重建产业公地等诸多铺垫之后，新科学报告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上述“把钱变成纸（科研成果）”的创新链前端投入，要以何种方式实现价值闭环、“把纸变成钱”？新科学报告对此的回答是“投资+去管制”。其中，加大产业投资的主要途径是招商项目和产业集群，且不排除一定额度的财政拨款。
“去管制”或“建设的自由”才是新科学报告对创新变现的核心答案：“美国最优秀的创新始终以‘无须许可的试验’为特征：人们拥有建设、测试、失败、再次尝试的自由，不必每一步都先请求允许。”基于此，尽管报告也承认要“建立监管沙盒”“维持对结果的真正问责”，但“政策制定者必须把停滞造成的伤害计入代价”。这种“去管制”立场已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重要特点，并与此前拜登政府的“强监管”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其背后的推动力正是科技右翼。科技右翼信奉的“技术加速主义”认为，只要确保加快技术发展、抵达技术奇点，就能实现生产力跃升，走出当前的停滞状态。而阻碍技术加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监管。近年来，科技右翼倡导的“技术至上、去监管化、精简政府”理念，逐渐成为整个硅谷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硅谷建制派进一步提炼出以“技术进步与市场效率优先”为核心的“有效加速主义”，并迅速获得谷歌、OpenAI等企业高管及数万工程师的公开认同。[4]
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则成为加速主义及其“去管制”理念在华盛顿的实践者。2024年大选之后，“旋转门”大开，万斯、马斯克以及克拉齐奥斯（新科学报告执笔人）等诸多科技右翼代表进入政府。特朗普自己也面临着非常现实的经济性约束：“美国优先”的政治理念势必限制今天的美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开放程度和利用程度，此时，加速主义就成为在资源相对有限条件下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一种最优解。
▍结语：美国新科学报告背后的政治格局与启示
如前所述，二战之后的绝大多数时期，在美国国内，上述五种主义和立场，或是为大局所不容的“逆流”，或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后手”。但新科学报告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把这些“逆流”统统摆上了台面，由此折射出的美国政治格局转变引人深思。
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和中美战略竞争，极大削弱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号召力。这就为“只做不说”的发展主义和作为历史遗产的保护主义被直接搬上桌面创造了机遇。第二，2024年大选促成了MAGA与科技右翼的合流和此后的权力格局重塑。美国的国内治理已表现出民粹动员、技术威权与民族主义相融合的新特征。第三，特朗普以“去管制”的方式回报科技右翼和硅谷建制派。其结果是，联邦政府的财政补贴负担大为减轻，而硅谷科技精英也愿意出让股权、设立公共信托，作为“去管制”政策的回报。第四，穿过“旋转门”的科技右翼、MAGA和支持（国防系统）技术加速的技术官僚一道，占据了科技相关领域大量关键岗位，降低了跨部门协作难度，有利于合力推进科研体系改革。第五，在国防采购领域，一个由科技右翼牵头的科工复合体正在成形。这种共同体机制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公地悲剧”也形成了一定的缓冲和制约。
但也要看到，这次“逆流”的大联合的本质是对国家创新体系的重新设计，因此涉及诸多重大政策转向。这就使新科学报告难免“十个指头摁跳蚤”，顾此失彼、前后矛盾。尤其是对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重标准：在强力推动科研体系转型的同时，国家公然对科技右翼进行利益输送。这必然损害联邦政府的公信力，分化科技人才队伍。此外，科技右翼通过科工复合体赚钱，再把这些钱用于“去管制”，甚至反建制，其中或多或少有些“吃完饭砸锅”的悖论。而在尽享“去管制”收益的同时，科技右翼更倾向于在产出端维持类似“圈地运动”的排他性，由此导致的贫富分化势必会裂解新老右翼之间脆弱的联盟。
但我们也要认真理解新科学报告传递的改革思路与信号，尤其是它对我国创新政策设计的有益启示。以下三方面尤其值得关注：强化产业部委的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理直气壮地做大中国的任务导向型科研体系；通过改革科研项目管理体制，让想干事的人干成事，以此撬动利益格局，推动“破五唯”和“帽子”治理；走出产业创新平台“自我造血”的新自由主义叙事，以“钱要管够、队伍要稳”为原则，确保他们干成事。
编辑 | 鲁方裕 王致虚
[1] N. Rosenberg and W. E. Steinmueller,“Engineering Knowledge,”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3, Vol. 22, No. 5, pp. 1129~1158.
[2] Robert Merrill,“Some Society-Wid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i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409~440.
[3] B. N. Sampat and D. C. Mowery,“Universities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in J. Fagerberg et 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09~239.
[4]陶欢、翟东升：《科技右翼的崛起与美国权力结构的重组》，载《和平与发展》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