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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三分法”的是与非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简称《办法》),是中国首部专门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部门规章。有学者赞其“发展出适应时代需求的劳动三分法”,也有意见肯定其“将政策经验上升为规章”。“劳动三分法”指将新业态用工定位于劳动法与民法体系之外的立法。《办法》确实是按照这种思路来定位。笔者却认为应该给予负面的评价。作为一家之言,笔者认为,《办法》之目标、手段存在一些问题,应立足法治精神与法制现实做必要修改。

作为一种三分法,《办法》将自己的立法空间置于劳动法、民法之外。更为具体地看,其目标可以概括为:以强制推行一种类似员工化的管理制度,代替当前的选择模式。新业态就业的典型特点是“选择模式”。新业态的就业形态十分复杂,一部分从业者属于劳动关系的“员工化”就业,主要受劳动法调整;更多属于非劳动关系的“非员工化”就业,主要受民法调整。不同法律关系对应不同管理制度、自由度和社会保险模式。

这种状态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办法》试图将数量庞大的新业态从业者强行纳入既不是劳动法调整,也不是民法调整的境地。这是一种类似劳动关系的一元化监管。强制植入稳定性、减少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由度,抽离灵活性。

这种反市场化改造将显著增加管理性用工成本,并向上下游传导:或转嫁给从业者,使其自由度受限、到手收入减少;或转嫁给消费者,造成服务质量下降、价格上涨;也可能同时向两方面转移,引发从业者和消费者的不满。我们认为,应保障从业者对就业方式的自主选择,而不是直接代替他们在法律关系上作决定,灵活性是新业态的灵魂,万万不可随意抽取。

作为一种三分法,《办法》创新了大量概念,制造出一个模糊的第三空间,以使行政权力能随意进入。

第一,以“企业”替代“用人单位”。“用人单位”是劳动法既有概念。企业法的重点是强调企业经营自主权,是围绕经营自主权展开的权利义务规定。《征求意见稿》中的“企业”,通篇是义务性规定,以权利性概念承载大量义务性内容,会带来混乱。建议恢复“用人单位”表述,并增设“服务主体”或“平台服务提供者”的概念。服务主体承担服务合同义务。构成劳动关系的,适用劳动法上用人单位规则。

第二,以“劳动规则”替代“规章制度”。《办法》将劳动报酬、工时、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劳动纪律和考核奖惩等规则统称“劳动规则”,混同了劳动法上的内部规章制度与服务质量标准的约定。前者的效力来自劳动者民主参与和法律授权,后者的效力来自合同。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与行业组织在工会参与下分行业制定服务标准。在有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有些服务标准可以一定的方式内化为相应规章制度。

第三,以“用工协议”替代“劳务合同”。《民法典》已对非劳动关系的劳务给付作出规范安排,《办法》另立“用工协议”,既非劳动合同,又非劳务合同。其条款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相同或高度雷同,却不承认劳动关系,等于把从属关系的义务内容装入平等关系的外壳。建议回到《民法典》劳务合同框架,其订立、效力、履行和违约责任适用民法规定。

第四,以“用工责任”替代“用人单位责任”。“用工责任”并非现行法的法定概念,内涵、外延、归责原则和承担方式不清。违约责任、侵权责任都是违反法定义务的法律后果,具有一定的制裁性。“用工责任”的表述,意味着“用工”本身即为违法,要追究“责任”,显然不合理。同一规定中,还有“禁止规避用工责任”的表述,存在逻辑混乱。建议采用“用人单位责任”概念,并参照《劳动法》《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作为一种三分法,《办法》以“支配性劳动管理”作为判断劳动关系的重要标准,却未说明判断要素和证明责任。中国《劳动法》强调签订劳动合同。《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确立了主体资格、劳动管理与有报酬劳动、劳动属于单位业务组成部分的从属性三要件。《劳动合同法》在《劳动法》基础上补充了用工事实。

不能以“支配性”替代“从属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劳动合同作为确立劳动关系的依据,只有在未签合同、关系难以确定时才适用从属性标准,《办法》不应另立概念,也不应颠倒主次。建议删去该概念,回到合意、从属性与用工事实现行认定标准上来。

中国现行法律已提供二元结构,在现行劳动法(社会法)与民法两大体系之外另立一套标准,在没有上位法依据的情况下制造所谓法律的新体系,另设模糊地带,既不可行也很危险。

从合法性看,《立法法》要求,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增加其义务,不得增加本部门权力或减少本部门法定职责。《办法》触及这些禁止。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劳动合同必备条款、规章制度程序要求均属上位法确立的基础制度,部门规章另创概念和契约类型,不是执行而是造法。

若以“支配性”为认定劳动关系的前置条件、以“用工协议”和“劳动规则”替代既有制度,可以随意扩大或缩小劳动关系认定范围,减损劳动者获得法律保护和民主参与程序保障的权利。中国存在行政执法、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均由人社部一家掌控的现实。由部门规章自行确立认定标准、契约类型和规则程序,也使执法、监察、仲裁相互配合,架空上位法规定有了可能性。

如果这些部门只执行自己另造的规范,将导致严重破坏法律秩序的局面。最“轻微”的后果是:另立的规则与现行法律冲突,会增加确认劳动关系、追索报酬、主张职业伤害待遇等争议,造成法律适用困惑、类案不同判和维权成本上升。

建议正式稿应逐条核对与上位法的一致性,涉及概念替换、契约类型创设、程序要求变更的条款,均应回归上位法的表述与逻辑。

修改《办法》应全面回归劳动法与民法的二元框架,把落脚点放回当事人合意:符合劳动关系构成要件的,依合意、从属性或用工事实认定并适用劳动法;不符合的,适用民法,在《民法典》框架内完善格式条款规制、报酬支付保障、职业伤害救济和算法告知义务,而非在两者之间另设模糊地带。同时防范以承揽、外包、合作、注册个体工商户等形式掩盖真实劳动关系的隐蔽雇佣,穿透形式审查实质,并加大处罚力度、设定相应法律责任。

第一,民事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结合。交强险、航空责任险证明,在民事关系中嵌入强制性标准完全可行。可在格式条款规制、报酬支付保障、算法告知义务等方面设定当事人不得以约定排除的服务标准。

第二,解绑平台社保。职工保险中养老、医疗、工伤等险种捆绑参保、一并缴费,与平台从业者收入波动大、流动频繁、多平台接单的特征不适配。职业伤害可由平台参照交强险、航空险方式承担;养老、医疗依托社区进行制度设计,并根据《社会保险法》将居民保险作为重要制度出口。优化缴费档次和待遇激励。各险种可分别参保、分别缴费、分别享受待遇,做好衔接,避免待遇空档;打通缴费地与待遇衔接,使稳定参保者逐步享有相应公共服务待遇。

第三,形成精准的行业化服务标准。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行业协会与工会共同参与,针对网约出行、外卖配送、同城货运、家政服务、网络直播等领域,围绕计件单价与抽成比例、在线时长与强制下线、派单调度、休息间隔、申诉惩戒、职业伤害预防等制定标准。行业标准不得低于法定标准,从业者依行业标准享有的权利不因劳务协议未约定而丧失,已签订的集体协议内容可转化为行业标准。

新就业形态涉及数千万劳动者切身利益,立法应审慎稳妥,避免概念创新和标准摇摆引发新的社会矛盾。规则的清晰与稳定,本身就是对社会预期的最好引导,也是对劳动者权益最实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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