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近年来的一系列悲剧，包括大流行病、能源危机、供应链中断和地区冲突，已经证明，将全球危机的解决寄托于少数几个首都的意愿，已不再符合当今世界的现实。全球决策机制向当前形势的适应已刻不容缓。

联合国安理会仍然反映着二战后的结构。采取一种更有效、更公平、更具问责性的代表制方法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不仅需要扩大代表性，还需要公平地分担领导责任。我们必须将不同地区的经验、能力和意愿纳入应对全球和地区挑战的努力之中。在这方面，我们提出的“世界比五个国家更大”的呼吁，是邀请各方接受一种更广泛的责任观。

现在，迫切需要将改革需求转化为具体的路线图。废除否决权特权应是这一路线图的核心。向安理会增加新的特权成员并不能解决决策权集中在少数国家手中的问题；相反，这将扩大特权结构的范围。废除否决权特权应成为任何有意义改革的起点和根本战略目标。改革不能意味着将同样的特权扩展到其他国家。

在大会内，应围绕“任何国家都不应拥有永久阻碍国际社会多数意志的权力”这一原则，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

安理会与大会之间的平衡也必须得到恢复。应当加强大会的权力，并通过一种没有常任理事国、安理会成员由大会以轮换方式按期选举产生、谋求再次连任的国家必须通过选举重新赢得多数成员国信任的架构，来增强安理会的代表性及其对大会的问责制。

我们无法通过维护过去的等级制度来构建未来的国际秩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在世界历史中这是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的发展表明，没有任何势力均衡和国际秩序是永恒的。曾向全人类承诺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的体系，未能阻止新的战争、减少不平等或应对不断变化的权力格局。

随着经济、安全、技术和外交等各个领域的新的权力中心不断涌现，国际机构未能以同等的速度适应这种变革。战争、气候危机、难民潮和经济脆弱性再次凸显了国家拥有强大机构、韧性经济和威慑性防务能力的重要性。贸易、物流、运输和能源走廊的安全与可持续性变得愈发具有决定性意义。

随着非洲经济分量的增加，非洲也在呼吁获得与其潜力相称的更强代表性，而发展中国家也在更坚定地表达自身优先事项。某些地区行为体影响力的增强，也带来了在其自身地区应对挑战的更大责任。各地区面临的问题无法通过外部强加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相信，建立在有关国家意愿、当地实际和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做法，将产生更持久、更稳定的成果。拥有外交能力、经济资源以及与不同方沟通能力的国家，承担起在建立和平与稳定方面更有效的角色，是不可避免的必要性。

全球化将带来繁荣的期待并未完全实现。随着贫富差距加深，技术和经济依赖已成为新的竞争领域。在这一变化的形势下，责任必须公平分担以确保全球正义，同时必须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及其所需融资的获取。

这种变革需要广泛的国际意愿。土耳其将继续利用其强大的全球关系和多边外交经验，支持这一改革追求。我们支持废除否决权特权、赋予当选成员在决策过程中更大权重、以及加强大会作用的努力。不同地区国家围绕这一共同立场的汇聚，将增强国际体系的合法性和代表能力。

显而易见，当今世界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增加互不往来的分离集团来建设。为了“一个更公平的世界”，我们必须在共同基础上汇聚不同地区的经验、能力和决心。凭借其深厚的治国传统、外交能力以及与不同地区的紧密联系，土耳其将继续承担其在推动这一改革中的应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