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大会年度一般性辩论于周二上午在纽约拉开帷幕，而此时的形势十分严峻。除了交通拥堵、酒店价格高昂、车队往来不绝以及各国政要发表精心准备的演讲外，本次会议还将听取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关于联合国现状的最后一次演讲。

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已有10年，在此期间，当联合国受到攻击时，他多次未能挺身捍卫。在他卸任之际，这个世界组织正处于财政崩溃的边缘，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边缘化。

矛盾的是，古特雷斯之所以面临这种惨淡的局面，还要“归功于”联合国东道国政府及其反复无常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政府退出了数十个联合国机构和组织，并采取了非同寻常的举措，停止向联合国常规预算和维和预算支付所有会费。但这些激进的政策决定并非空穴来风。特朗普对联合国的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决定不再履行华盛顿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财政义务，很可能是美国数十年来政策的逻辑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指责联合国是一个反美的“第三世界”论坛。为了迫使该组织更好地服务于其利益，并打着普遍需要改革的幌子（所有秘书长都曾受此蒙蔽），美国开始扣留其部分摊派会费，当时这部分会费占联合国常规预算的四分之一和维和预算的三分之一。

到1987年，美国放宽了扣缴会费的政策，但先例已经确立。华盛顿继续利用扣缴会费的威胁来维持对该组织的控制，因为它一直将联合国视为服务于其国家利益的工具，而非服务于全人类的多边机构。

自里根时代以来，美国就一直严格控制联合国的财政支出，并一直故意拖欠应缴纳的款项。目前，美国拖欠的款项估计高达42亿美元，这相当于联合国2026年常规预算的120%。

特朗普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财政勒索”的政策；他的政府故意拖延应缴纳的款项，不过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还是支付了8.27亿美元以维持其在联合国大会（UNGA）的投票权。

特朗普对联合国的这种矛盾态度可能源于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2001年，当时还是房地产开发商的特朗普曾游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希望获得联合国总部的翻新项目，但未能如愿以偿。这一经历很可能让他对联合国产生了负面看法。

与里根时代类似，推动特朗普攻击联合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随着以色列在联合国因加沙地区的种族灭绝行为而面临越来越强烈的谴责，华盛顿的以色列游说团体施加了巨大压力。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UNSC）中为以色列提供的“外交保护”已经不再足够。

到2025年，即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行为的第二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日益严厉（这些批评早已逾期），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多项批评性决议，人权理事会（HRCC）的特别报告也揭露了以色列的暴行（其中包括弗朗切斯卡·阿尔巴内塞的报告）；然而，这些批评让特朗普、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以及美国国会无法容忍。

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将联合国视为一个反对美国的“第三世界组织”；如今，它则被视为反对以色列和反犹太主义的机构。美国对以色列的盲目、无条件支持导致美国在联合国中的孤立地位日益加剧；此外，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战争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孤立趋势。

在这些事态发展的背景下，下一任秘书长的人选已成为幕后议程的核心。古特雷斯在领导一个濒临财政破产和政治消亡的组织时表现平平，这段任期很快就会被遗忘。但人们应当记住的是，他自特朗普第一任政府以来对华盛顿采取的绥靖政策显然已经失败。

新任秘书长将继承自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以来的所有秘书长都必须面对的生存状态——即由于美国拖欠会费而导致的长期现金流问题。

这应当促使联合国新领导层考虑彻底改革联合国预算的编制方式以及成员国会费的分配方式。将财政大权留在华盛顿手中，无异于自残，这可能会给该组织带来致命的后果。

另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如果联合国的总部不在美国，情况是否会更好。长期以来，华盛顿要么将联合国视为其国家利益的载体，要么将其视为敌对势力。它甚至利用东道国的地位，拒绝其视为敌对或不受欢迎的世界领导人入境，例如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以及如今的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

显然，这些决定只能由联合国大会作出。但一位有远见且有政治骨气的秘书长，理应就这些重大问题提供见解并发挥领导作用，以拯救该组织，使其免于进一步被边缘化乃至最终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