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埃里克·奥特曼是布鲁克林学院的英语教授，也是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的长期观察者。

2018年12月，众议员南希·佩洛西曾对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听众群体表示：“即使美国国会大厦坍塌成一片废墟，有一样东西仍会存在，那就是我们对以色列援助的承诺。不，我甚至不把这称作援助，而是我们与以色列的合作。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然而到了今年7月中旬，这份承诺似乎已经动摇。佩洛西与100多名国会议员一道投票，要求大幅削减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

美国国会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过去几乎和参议员衣领上的国旗徽章一样常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长期开展的跨党派游说。

如今，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残酷袭击后对加沙展开血腥战争，在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都已经接近遭到孤立的地步。

加州州长纽森9月接受PBS新闻采访时，谈到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和约旦河西岸的行动时说：“民主党内部几乎一致谴责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正在做的事情。”

他还说，如今民主党内“绝大多数人都反对接受AIPAC的钱”。

AIPAC拥有无可匹敌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时代已经结束。如今，对AIPAC的排斥，反倒可能成为这个组织最能促成两党共识的事情。

在密歇根州的美国参议员选举中，据报道，共和党候选人迈克·罗杰斯的盟友曾要求AIPAC不要替他投放广告。

AIPAC及其关联团体今年夏天在民主党初选期间投入近3000万美元广告费，帮助众议员海莉·史蒂文斯争夺密歇根州参议员提名。竞选期间，她的对手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医生得意地说：“AIPAC称我是这场竞选中最危险的候选人。”

结果，埃尔-赛义德赢了。

尽管全世界看待AIPAC唯一服务对象的方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以色列在美国政治中也越来越边缘化，AIPAC不仅没有承认这种变化，反而仍像以色列处于1991年的高人气时代一样趾高气扬。

那一年，以色列在美国人中的好感度接近80%。NBC新闻2026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32%的美国选民对以色列持正面看法；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只有13%。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甚至已经失去了许多美国犹太人的支持。

《华盛顿邮报》2025年的一项民调显示，61%的美国犹太人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犯下了战争罪，大约40%认为以色列实施了种族灭绝。

另一项近期调查发现，近一半35岁以下的美国犹太人认为，解决巴以冲突应该建立一个由两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单一国家。自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1999年提出这一主张以来，这种想法长期被视为边缘观点。

如今，对以色列的支持已经成为民主党政治人物脖子上的一块沉重磨石，也让许多试图兼顾犹太复国主义立场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美国犹太人，陷入深刻的内心冲突。

今天，那些仍然通过支持以色列来界定自身身份的犹太人，很可能已经到了开始计算养老院和退休社区费用的年纪。年轻犹太人则和几乎所有宗教和族裔群体中的年轻美国人一样，对以色列越来越持负面看法。

AIPAC面临的问题，不只是能否找到办法适应这个新的政治世界。更根本的是，面对新的现实，AIPAC究竟能不能看见自己必须作出的改变？

AIPAC由I.L.“西”·基南创立。基南曾为以色列外交部从事游说工作。1953年，以色列军队在一个名叫基比亚的村庄杀死69名巴勒斯坦人。事件发生后，基南向朋友和同事提出，应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在需要时为以色列辩护。这个组织最初名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公共事务委员会”。

美国国务院当时一直试图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方以更宽容的态度对待大约75万名巴勒斯坦人。这些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之前和期间被驱逐，而巴勒斯坦人将这段历史称为“纳克巴”，也就是“大灾难”。

但美国政府的努力部分受到政治阻力牵制，而AIPAC前身正是制造这种阻力的重要力量之一。

AIPAC早年的目标，是推动当时那个以年轻、顽强的“大卫”形象出现的以色列的利益。在这种叙事中，以色列面对的是周围一群敌对阿拉伯国家组成的“歌利亚”。AIPAC传递的信息简单而且跨越党派：以色列是中东的民主国家，因此在道义上理应得到美国慷慨的财政、军事和外交支持。

对美国来说，这种支持也被认为可以带来战略回报。一方面，美国可以在中东获得一个可靠盟友；另一方面，在美国国内，以色列当时受到选民高度欢迎，而且几乎不分宗教背景。

到1963年，时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赖特，已经把AIPAC称为“美国政治中最强大、最高效的外交政策游说团体”。

20世纪80年代初，AIPAC执行主任托马斯·戴恩着手把这个游说组织扩展成遍布全美的政治力量，规模可以与全国步枪协会或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相提并论。戴恩曾担任特德·肯尼迪的助手。他建立起全国性会员网络，一部分成员是富有的资助者，另一部分则是越来越多通过支持以色列来界定自身宗教和政治身份的美国犹太人。

这两类人都可以被动员起来给参议员和众议员打电话、写信，必要时甚至施加政治威胁。依靠极其富有和极其投入的支持者，戴恩把AIPAC的年度预算从大约170万美元提高到1500万美元。到20世纪末，这一数字已经达到5000万美元，AIPAC拥有9个地区办公室和10个卫星办公室。

同一时期，美国政府用于对以色列军事援助的公共开支大约翻了一番。

AIPAC还开始积极拉拢候选人和国会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可以直接写进法案的措辞以及公开发言要点。AIPAC资助豪华考察旅行，还经常与记者和编辑会面，试图影响公众看到的有关以色列和中东的新闻叙事。

拉比甚至会收到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的亲以色列布道稿。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AIPAC并不会公开支持某个具体候选人，也不会直接向候选人提供资金。AIPAC采取的做法只是确保自己认可的两党候选人都能得到充足资金，而不受认可的候选人则无法获得同样的支持。

1993年，戴恩辞职，一批立场更加保守的董事和高层接替了他，AIPAC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

20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试图与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时，AIPAC只是勉强支持这一进程。AIPAC领导层虽然没有公开破坏和平进程，却独立游说推动一些令谈判更加复杂的法案，其中包括要求克林顿政府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

1995年拉宾遇刺、随后和平进程破裂后，AIPAC继续稳定地向右转。这个游说组织也开始接纳极右翼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

2021年的一次公开访谈中，以色列前驻美大使、内塔尼亚胡亲密盟友罗恩·德默说：“以色列在美国获得支持的中坚力量，是福音派基督徒”，而不是美国犹太人。

他还说，美国犹太人在“批评以色列的人当中所占比例异常高”。AIPAC随后也沿着这条路线继续发展。

AIPAC今天面临的具体困境，可以追溯到内塔尼亚胡2015年3月决定接受时任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邀请，前往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对于一个外国盟国领导人而言，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举动。内塔尼亚胡公开站到了共和党一边，支持共和党削弱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努力，而奥巴马恰恰获得了多数美国犹太人的支持。

内塔尼亚胡在演讲中抨击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努力，也就是后来通常所说的伊朗核协议。AIPAC及一个关联组织随后投入近3000万美元，试图阻止协议通过，但最终失败。

过去十年里，AIPAC在手段和目标上越来越与共和党趋同，而且越来越明显。2020年初，AIPAC曾在Facebook发布广告，指责“民主党内的激进分子”正在“把他们的反犹太主义和反以色列政策强行塞给美国人民”。

AIPAC的年度大会曾经是所有总统参选人都要去的地方。然而到2019年，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哈里斯以及前众议员贝托·奥罗克等人都拒绝出席。

仅仅四年前，这样的决定还几乎无法想象。

2021年12月，AIPAC成立了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个组织同样迅速向右转。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很快积累了巨额竞选资金，并宣布支持100多名共和党人，其中很多人曾投票反对确认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

到2022年，AIPAC的重要捐助者已经包括一些保守派共和党亿万富翁，例如家得宝创始人伯尼·马库斯和对冲基金经理保罗·辛格。

利用右翼共和党人的资金，在民主党初选中击败自由派候选人，使AIPAC招致进步派强烈愤怒，也让这个游说组织进一步偏离美国犹太人的主流观点。

这种变化在年轻美国犹太人中尤其明显。早在2023年10月7日之前，他们对以色列的看法就已经受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越来越严厉的占领政策影响，而此后大量巴勒斯坦人被屠杀，更进一步塑造了他们的态度。

结果，AIPAC的选举策略开始产生反效果。

今年2月，AIPAC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在新泽西州一场特别初选中投入230万美元，试图击败前众议员汤姆·马利诺夫斯基，因为AIPAC认为他对以色列的支持不够坚定。

马利诺夫斯基确实输了，但击败他的并不是那个更亲以色列的候选人。最终胜出的是立场比他更左的安娜莉莉娅·梅希亚。梅希亚曾担任伯尼·桑德斯的助手，并表示她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构成种族灭绝。

在伊利诺伊州，与AIPAC立场一致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又投入500多万美元，试图阻止丹尼尔·比斯在民主党国会初选中获胜。

比斯的祖父母是纳粹大屠杀幸存者，他的母亲是以色列人。但比斯支持限制向以色列出售武器，也支持承认巴勒斯坦国。

比斯最终赢得初选后，还公开以自己敢于“明确而且反复地揭露AIPAC”为荣。

甚至连科里·布克和鲁本·加列戈这样的民主党建制派人物，也已经宣布不再接受AIPAC的资金。他们显然意识到，如今公开与这个游说组织发生联系，很可能让一场竞选变得极具政治风险。

很多支持以色列的民主党人，如今也觉得自己必须抵制内塔尼亚胡，公开批评他的政府，同时明确而且毫不含糊地拒绝AIPAC的支持。

未来在民主党政治中，AIPAC的影响力很可能只剩下两种角色：要么成为一个被用来吓人的政治妖魔，要么成为在幕后破坏候选人选情的隐秘力量。

AIPAC长期坚持僵化的“无论对错都支持以色列”立场，同时又把自己与共和党绑定在一起。而共和党在种族、移民、经济以及如今对民主制度的态度上，都与多数美国犹太人的价值观格格不入。

这样做的结果，是AIPAC实际上已经主动放弃了自己曾经拥有的地位。在过去，以色列确实是一个真正跨越两党的政治议题。

美国即将迎来中期选举。现在已经可以清楚看到，AIPAC几乎彻底失去了民主党，而且在共和党内部脚下的冰层似乎也越来越薄。

不过，AIPAC仍然有机会在美国政治中发挥一种积极，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诚实的作用。

毫无疑问，左翼的亲巴勒斯坦论述有时也会夹杂传统形式的反犹太主义。但近来更值得注意的，是右翼越来越容忍自己最有影响力的一批人物公开传播反犹太主义。从塔克·卡尔森到坎迪斯·欧文斯，再到尼克·富恩特斯，这种反犹太主义已经演变成一种格外强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MAGA阵营围绕伊朗问题，以及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角色产生的愤怒，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

如果AIPAC愿意真正投入精力，对抗这种把传统右翼反犹太主义与新型、激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融合在一起的趋势，那么AIPAC就有可能同时维护以色列、美国犹太人以及美国本身的利益。

在这个过程中，AIPAC或许也能挽救自己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