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北京时间10月12日傍晚，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分享了这一奖项。

　　与伍德福德出现在此前多项预测榜单中不同，霍尔的名字并未出现在这些预测中，但他的获奖也并不意外：2017年他就入选了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名单，这一名单是诺奖预测的重要参考。

　　霍尔和伍德福德此番获奖的理由是，他们的研究“为宏观经济稳定搭建了微观基础”。《比较》研究部主管、研究员陈永伟指出，202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的是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学方法：从有目的、有预期的家庭和企业出发，重新建立关于整个经济如何波动以及政策如何稳定它的理论。

　　时间回到半个世纪前。20世纪70年代，受石油危机影响，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同时面临高通胀与高失业，这让“二战”后西方国家奉行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面临挑战。诞生于大萧条时代的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税收和利率等工具调节总需求，来对冲经济波动，其模型擅长阐述消费、投资、通胀和失业等宏观指标之间的总量关系，但并未回答作为微观主体的家庭和企业，会如何决策。

　　随着理性预期等学派的崛起，宏观经济学开始转向从微观主体选择来搭建宏观体系。霍尔是其中较早的参与者。他从消费理论开始探寻微观基础，研究涵盖了消费、劳动力市场、税制和经济周期等多个领域。他的消费随机游走理论、单一税方案、劳动力市场与工资黏性研究，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并影响了政策制定。

掌握美国衰退判断权

　　霍尔1943年8月生于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完经济学本科教育后，196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是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博士毕业后，他曾在MIT和加州伯克利任教，1978年回到家乡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经济系任教。

　　在202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期播客中，霍尔回忆自己的经济研究之路时称，他年轻时参加青年民主党人的活动，由此对政策和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还遇上了世界上最好的老师索洛。

　　霍尔初涉宏观经济研究时，正值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新的经济学派涌现之际。在1976年的一篇论文中，霍尔提出了经济学界著名的“淡水学派”和“咸水学派”。他用地理位置来概括当时美国宏观经济学界的学派：“淡水学派”以临近五大湖区的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学校为代表，更强调市场均衡和理性预期；而“咸水学派”以哈佛大学、MIT、斯坦福等东西岸高校为代表，相对来讲偏凯恩斯主义，更重视政府干预。

　　有趣的是，霍尔求学和任教的MI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都属于“咸水学派”，但他很多研究的出发点是“淡水学派”，比如将理性预期引入消费理论等，最终的结论则不一定支持“淡水学派”的观点。

　　霍尔自称是应用经济学家，不仅活跃在宏观理论界，还是现实经济周期的判断者。1978年至2024年，霍尔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商业周期测定委员会主席，美国经济何时进入和走出衰退，都是这个委员会根据就业、收入、工业生产等数据综合作出判断。

　　此外，霍尔还为美国司法部、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国会预算办公室等多个政府机构提供经济政策方面的咨询工作，并多次就经济政策在国会委员会作证。

揭秘消费为何难以预测

　　霍尔最具开创性的贡献是，将理性预期引入消费函数中，发展出消费随机游走理论。

　　凯恩斯主义的消费理论认为，消费主要取决于当前收入。此后，弗里德曼1957年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和莫迪利安尼等人提出生命周期假说，强调消费者并非只看当期收入，而是依据对终身收入的预期来平滑消费。但实证研究一直没能找到能预测消费变动的指标。

　　在1978年发表的论文《随机影响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理论和证据》中，霍尔将理性预期引入永久收入与生命周期理论，得出一个当时很难被学界接受的结论：如果消费者已经根据所掌握的全部信息来安排未来消费，那么，当前消费应该已经凝结所有预期信息，未来消费的变化不能按已知的信息来预测，只有新的、此前无法预料的信息，才会改变消费行为。在特定假设下，消费水平应当近似呈现随机游走（Random Walk）的特征。

　　真实世界中的消费并没有完全随机游走，并不妨碍这篇论文后来成为现代消费理论的重要奠基之作。霍尔分析美国“二战”后的数据发现，过去的可支配收入对未来消费变化缺乏显著预测能力。1982年，霍尔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米什金关于约2000个美国家庭消费对收入变化反应的研究发现，大约80%的家庭消费行为符合生命周期—永久收入理论，其余20%的家庭的消费“量入为出”，更接近当前收入变化。

　　在此基础上，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等经济学家的后续研究发现，消费者可能受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等影响。许多消费者希望跨期平滑消费，但当期消费仍然受到其他因素约束，比如消费者知道未来收入会更高，但受借贷难度、资产流动性等限制，可能没有足够的钱用于当期消费。

　　陈永伟认为，霍尔的研究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将跨期最优化和理性预期引入消费理论，为现代宏观模型建立了基础；另一方面，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理论基准，使后来的学者能够识别金融约束和消费者异质性的重要性。消费理论此后的发展，正是在不断检验和修正霍尔模型的过程中展开的。

　　这些研究的政策含义简单明了：政府的减税或转移支付给可以跨期消费的家庭，会有相当比例变成储蓄，给当期消费受约束的家庭则会更多变成需求。这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期间一些国家实施定向救助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对当下中国提振消费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霍尔还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同事阿尔文·拉布什卡合作，提出了一个公平高效的消费税框架。二人合著的《单一税》（1985）一书，提出了以低税率、宽税基、简税制为特征的单一税设想（the flat tax），试图通过对国家税收政策的改革，调整利率以刺激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在不扭曲市场过程的前提下，使经济运行保持自由竞争。两人因此入选了《Money》杂志的金融创新名人堂。

工资黏性放大就业波动

　　进入21世纪以后，霍尔的研究更多转向劳动力市场。

　　经济运行中往往会出现一种现象：经济衰退时，失业率大幅上升，但工资往往没有相应幅度的下降，导致失业现象持续。这与简单供求模型下“只要劳动者将工资降低到足够低的水平、自然会有企业招聘”的叙事，相去甚远。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德、戴尔·莫滕森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的搜索匹配理论（DMP模型）认为，企业筛选员工和劳动者寻找合适工作都需要时间和信息，存在匹配成本。但这一模型很难解释失业率的剧烈波动。

　　霍尔2005年的论文提出，即使企业和劳动者都理性决策，工资仍可能具有黏性。这会使企业的招聘意愿对生产率变化更加敏感，从而放大失业和职位空缺的周期波动。

　　基于DMP模型的框架，霍尔与米尔格罗姆2008年的研究提出，无论是企业还是劳动者，重新寻找合意对象的成本往往很高，企业失去员工需要重新招聘和培训，员工失去工作也要承担寻找新职位的成本，外部失业率变化对谈判工资的影响要比简单经济模型显示得小得多。

　　因此，工资具有黏性，使得企业招聘意愿对生产率变化更加敏感。经济繁荣时，生产率提高而工资上涨滞后，企业新增职位获得的收益增加；经济衰退时，企业收益下降而劳动者工资未能同步下调，企业可能迅速减少招聘，导致较小的生产率变化带来失业率更大的波动。霍尔的研究在理性决策和均衡条件的前提下，解释了失业波动的放大机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霍尔的研究涉猎更多领域，包括财政刺激、经济活动对金融摩擦的高度敏感性、高债务国家在动荡经济条件下的财政稳定等。他利用战争时期政府支出变化等资料估算财政乘数，认为政府购买支出对产出的影响不能简单由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决定，而取决于价格加成、就业调整、货币政策反应等具体机制。

　　陈永伟认为，霍尔的研究历程说明，宏观经济学的思想演变并非简单的新古典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经过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经济学家重新认识到，市场摩擦、需求不足和宏观稳定政策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只是解释这些现象的方法发生了根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