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新周刊 于海荣 王石玉

居民和企业的行为决定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也受政府宏观政策的影响，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来稳定经济，是诞生于90年前的宏观经济学试图解答的问题。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告诉大众，稳定宏观经济需要理解组成宏观经济的个人和企业。

北京时间10月12日傍晚，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分享了这一奖项。理由是，他们的研究“为宏观经济稳定搭建了微观基础”。

这一获奖组合有些出人意料：二人并非长期合作者，在此前人工智能（AI）和预测网站的预测中，伍德福德排名并不靠前，霍尔更是无人提及。但在经济学界，他们获奖也并不意外，霍尔和伍德福德分别在2017年和2026年入选了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名单，这一名单是诺奖预测的重要参考；伍德福德还在2024年获得了由学界权威同行评议产生的内默斯经济学奖（Nemmers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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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经济学荣誉教授兼高级研究员罗伯特·霍尔在庆祝其职业生涯的庆典上发表讲话。图：胡佛研究所 <><>

2026年10月12日，美国纽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伍德福德在其“认知机制与经济行为”课程上为学生授课。图:Diane Bondareff/视觉中国 <>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John Hassler）表示，获奖者的研究为目前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使用的模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借助这些模型，我们能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突然变化等经济冲击。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井奎认为，两位宏观经济学家的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近50年来世界各经济体决策层和货币当局思考政策的方式，无论是从思想的深度，还是从理论的高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都可谓名副其实。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系长聘副教授包特则称，这是过去一二十年里有用程度数一数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一些抽象化、理论化的框架不同，两人的很多分析方法和框架都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宏观经济学诞生于大萧条时代，最早出现的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税收和利率等工具调节总需求，来对冲经济波动，这在“二战”后成为西方国家奉行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到了20世纪70年代，受石油危机影响，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同时面临高通胀与高失业，凯恩斯主义迎来挑战，其模型擅长阐述消费、投资、通胀和失业等宏观指标之间的总量关系，但并未回答作为微观主体的家庭和企业，会如何决策。

随着理性预期等学派的崛起，宏观经济学开始转向从微观主体选择来搭建宏观体系。此次两位获奖者的年龄相差12岁，代表性论文发布时间相隔25年。《比较》研究部主管、研究员陈永伟指出，霍尔属于这场重建的早期参与者，他把理性预期真正带入消费理论，并不断为消费、劳动市场和经济周期寻找微观基础；伍德福德属于后来完成综合的一代，他没有抛弃理性预期，却把价格黏性和货币政策重新放回严格的一般均衡体系之中。

他认为，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的是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学方法：从有目的、有预期的家庭和企业出发，重新建立关于整个经济如何波动以及政策如何稳定经济的理论。

霍尔和伍德福德两人都是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霍尔的导师是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伍德福德则由蒂莫西·基欧（Timothy Kehoe）与索洛共同指导，他在博士论文致谢时，感谢索洛帮他“区分真正重要的问题与仅有技术意义的小节”。

除了学术研究，二人都深入参与政策咨询。霍尔曾长达46年掌握美国经济是否衰退的判断权。1978年至2024年，霍尔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商业周期测定委员会主席，美国经济何时进入和走出衰退，都是这个委员会根据就业、收入、工业生产等数据综合作出判断。此外，霍尔还为美国司法部、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国会预算办公室等多个政府机构提供经济政策方面的咨询工作，并多次就经济政策在国会委员会作证。

世纪之交，伍德福德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期间，与同事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本·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曾任美联储主席）等一起，发展出零利率下限的货币政策框架，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一些央行转向平均通胀目标、实行量化宽松提供了理论支持。他本人曾担任美联储理事会货币事务部的访问学者，并长期参与纽约联储的政策咨询。

霍尔：理性预期如何影响消费和就业

霍尔1943年8月生于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完经济学本科教育后，1967年在MIT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曾在MIT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1978年回到位于家乡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经济系任教。

在202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期播客中，霍尔回忆自己的经济研究之路时称，他年轻时参加青年民主党人的活动，由此对政策和经济学产生了兴趣。

霍尔初涉宏观经济研究时，正值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新的经济学派涌现之际。在1976年的一篇论文中，霍尔提出了经济学界著名的“淡水学派”和“咸水学派”。他用地理位置来概括当时美国宏观经济学界的学派：“淡水学派”以邻近五大湖区的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学校为代表，更强调市场均衡和理性预期；而“咸水学派”以哈佛大学、MIT、斯坦福大学等东西岸高校为代表，相对来讲偏凯恩斯主义，更重视政府干预。

有趣的是，霍尔求学、任教的MI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都属于“咸水学派”，但他很多研究的出发点是“淡水学派”，最终的结论则不一定支持“淡水学派”的观点。包特称，霍尔沿着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重视的消费问题深入研究，发现了经典模型解释不了的证据，后来又说明了积极财政政策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发挥较大作用。

霍尔最具开创性的贡献是，将理性预期引入消费函数中，发展出消费随机游走理论。

凯恩斯主义的消费理论认为，消费主要取决于当前收入。此后，弗里德曼1957年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和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198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强调消费者并非只看当期收入，而是依据对终身收入的预期来平滑消费。但实证研究一直没有找到能预测消费变动的指标。

在1978年发表的论文《随机影响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理论和证据》中，霍尔将理性预期引入永久收入与生命周期理论，得出一个当时很难被学界接受的结论：如果消费者已经根据所掌握的全部信息来安排未来消费，那么未来消费的变化不能按已知的信息来预测，只有新的、此前无法预料的信息，才会改变消费行为。他分析美国“二战”后的数据也发现，过去的可支配收入对未来消费变化缺乏显著预测能力。他提出，在特定假设下，消费水平应当近似呈现随机游走（Random Walk）的特征。

真实世界中的消费并没有完全随机游走，但不妨碍这篇论文后来成为现代消费理论的奠基之作。1982年，霍尔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关于约2000个美国家庭消费对收入变化反应的研究发现，大约80%的家庭消费行为符合生命周期—永久收入理论，其余20%家庭的消费“量入为出”，更接近当前收入变化。

在此基础上，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雷格·曼昆（N. Gregory Mankiw）等经济学家的后续研究发现，消费者可能受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等影响。许多消费者希望跨期平滑消费，但当期消费仍然受到其他因素约束，比如消费者知道未来收入会更高，但受借贷难度、资产流动性等限制，可能没有足够的钱用于当期消费。

陈永伟认为，霍尔的研究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将跨期最优化和理性预期引入消费理论，为现代宏观模型建立了基础；另一方面，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理论基准，使后来的学者能够识别金融约束和消费者异质性的重要性。消费理论此后的发展，正是在不断检验和修正霍尔模型的过程中展开的。

这些研究的政策含义简单明了：政府的减税或转移支付给可以跨期平滑消费的家庭，会有相当比例变成储蓄，给当期消费受约束的家庭则会更多变成需求。这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期间一些国家实施定向救助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进入新世纪以后，霍尔的研究更多转向劳动力市场。经济运行中往往会出现一种现象：经济衰退时，失业率大幅上升，但工资往往没有相应幅度的下降，导致失业现象持续。这与简单供求模型下“只要劳动者将工资降低到足够低的水平、自然会有企业招聘”的叙事，相去甚远。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德（Peter A. Diamond）、戴尔·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的搜索匹配理论（DMP模型）认为，企业筛选员工和劳动者寻找合适工作都需要时间和信息，存在匹配成本。但这一模型很难解释失业率的剧烈波动。

霍尔在DMP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工资黏性的理论。他在2005年的论文中提出，即使企业和劳动者都理性决策，工资仍可能具有黏性。基于DMP模型的框架，霍尔与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R.Milgrom，202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2008年的研究提出，无论是企业还是劳动者，重新寻找合意对象的成本往往很高，外部失业率变化对谈判工资的影响要比简单经济模型显示的小得多。

因此，工资具有黏性，使得企业招聘意愿对生产率变化更加敏感。在经济繁荣时，生产率提高而工资上涨滞后，企业新增职位获得的收益增加；在经济衰退时，企业收益下降而劳动者工资未能同步下调，企业可能迅速减少招聘，导致较小的生产率变化带来失业率更大的波动。霍尔的研究在理性决策和均衡条件的前提下，解释了失业波动的放大机制。

伍德福德：重新认识央行如何影响经济

和霍尔相比，另一位诺奖得主伍德福德的经济学研究之路堪称“半路出家”。

1955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工业城市奇科佩（Chicopee）的伍德福德，本科选择了经济学研究“重镇”之一芝加哥大学，学的却是物理学，随后转向研究认知科学。

不过这段经历对他之后的经济学研究不乏裨益，日后他撰文提出了“太阳黑子均衡”（sunspot equilibrium），以太阳黑子比喻与经济基本面无关的随机事件，并论证了非基本面的外部冲击也可能导致经济波动。而且他如今仍在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授“认知机制与经济行为”的课程，甚至接到斯德哥尔摩来电得知获得诺奖的清晨，他正准备去给这门课监考。

1977年，他取得芝加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毕业。随后，他又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其间才萌生了研究经济学的念头，并在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于1980年成为MIT的一名经济学博士生。第二年，他就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 Fellows Program），这一奖项被视为美国跨领域的最高奖项之一，旨在表彰各领域具有非凡创造力的领军人物。他的博士论文《跨期经济学论文选》，曾受到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奠基人罗伯特·索洛的指导。

1984年，博士毕业后的伍德福德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两年后重回本科母校芝加哥大学任教，并步入学术高产期：在芝加哥大学教学的九年中，平均每年在顶刊发表三篇经济学论文。

这一时期的芝加哥大学，已经因上世纪60年代提出货币主义和永久收入假说的弗里德曼而声名鹊起。而后，另一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接过弗里德曼的旗帜，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之一。他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并对传统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批评凯恩斯模型并不能通过历史数据为未来的政策提供指引，那么凯恩斯经济学派所推崇的“适当的市场干预”也就无从谈起。

伍德福德正是在这一时期加入“淡水学派”大本营。陈永伟指出，伍德福德接受了卢卡斯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但没有放弃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一个观察：现实中的价格并不会瞬间调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他的论文开始关注价格波动的机制。

同期，在“咸水学派”阵地中，关于价格黏性的讨论正在萌发。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来提出“泰勒原则”的约翰·泰勒（John Brian Taylor），当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来在美洲开发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的吉列尔莫·卡尔沃（Guillermo Calvo），以及当时在MIT任教的已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朱利奥·罗腾伯格（Julio J. Rotemberg），他们的研究都被认为在这一时期为新凯恩斯理论打下了深厚基础。

1995年，伍德福德受聘成为“咸水学派”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并在这里任教九年。他在这九年中完成了日后被瑞典皇家科学院冠以“新凯恩斯主义的关键建筑师”的主要研究。

伍德福德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就是2003年完成的专著《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下称《利息与价格》）。这本货币金融学的教科书发展了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整个模型简洁地以三大方程作为支柱：前瞻性IS曲线、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和货币政策规则。这一“三方程模型”明确了消费需求取决于实际利率以及家庭对未来收入和利率的预期；论证了企业无法随时调整价格，调价也取决于人们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并且指出央行的行为是经济模型的内部因素，货币政策是“自我实现”的。

陈永伟指出，《利息与价格》进一步把自然利率、价格黏性、理性预期和货币政策规则统一起来；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认识中央银行真正影响经济的渠道。

在影响中央银行的政策实践方面，伍德福德的理论对于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价格调控和前瞻性指引都有奠基意义。他的一项标志性贡献，是引入“自然利率”的概念，并论证央行应当通过利率而非货币数量来调控经济——将价格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如今已经被中央银行广泛接受。

此外，由于伍德福德提出央行的行为左右了市场主体的预期、从而显著影响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他也为后来的“前瞻性指引”（forward guidance）提供了理论基础。

乔治梅森大学的知名货币理论学家斯科特·萨姆纳（Scott Sumner）认为，以保罗·克鲁格曼、本·伯南克、伍德福德等为核心人物的“普林斯顿学派”，促成了各国央行的改革，而这种改革在日后应对金融危机时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一些受到这个圈子影响的年轻经济学家后来进入各国央行工作，甚至成为掌舵人，比如后来成为瑞典央行副行长的拉尔斯·斯文森（Lars E.O. Svensson）。许多后来在美联储工作的研究人员也都师从伍德福德。

政策启示：预期管理至关重要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领域虽然不同，时间上相隔25年，但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都旨在从微观主体的行为出发来分析宏观问题，与其他宏观学派相比，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明显增强。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认为，这套建立在微观行为与前瞻预期基础上的框架，改变了宏观政策识别冲击和稳定经济的方式。当前，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宏观冲击来源更加多元的时代，政策制定者除了要面对传统周期的扩张与收缩，还需要面对供应链、能源、人口结构、地缘事件和AI等结构性冲击。仅凭通胀、就业和GDP（国内生产总值）等最终指标判断政策方向越来越困难，相同的数据表现可能由完全不同的微观机制产生。因此，稳定政策首先需要识别冲击究竟来自需求还是供给，再判断家庭消费、企业定价和经济活动将如何变化。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表明，预期管理本身正在成为宏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实称，家庭并不会简单依据当前收入决定消费，而会判断收入变化是否具有持久性；企业也会根据未来利率、成本和价格水平决定短期的投资与定价。由此，政策连续性、透明度与可信度不只是沟通问题，更是决定政策传导效率的重要宏观资源。清晰且可信的中长期政策路径，可以在政策落地之前就影响消费、投资和价格。

伍德福德强调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作用，认为如果央行能够可信地承诺未来的政策路径，比如在通胀达到某个水平之前不加息，那么即使当前的利率已经降到零，央行仍然可以通过管理预期来刺激经济。这一主张直接推动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广泛采用“前瞻性指引”来管理金融市场的预期。

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现场连线伍德福德。对于他们的研究是否具有较强政治色彩的疑问，他回应道：“我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政府的经济稳定政策并非竭尽所能地加强对经济的控制。我的研究证明了确保市场主体完全理解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他们的预期以及决策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搭建一个允许政府与公众充分沟通的框架也是非常重要的。”

霍尔对消费和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暗含的政策建议中也包含了对消费者和企业预期管理的相关内容。霍尔的消费研究显示，消费者主要根据长期收入前景安排消费，但流动性受到约束的家庭只能根据当期收入来消费；因此，财政政策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如何看待收入变化的持续性。

包特认为，对于手头拮据的家庭，一笔及时的补助就可能改变当下的生活；对于暂时不缺钱的家庭，较可靠的长期收入前景可能更重要。一个家庭失去收入以后，重新找到工作的时间，可能决定它能否守住原有的生活。因此，提振消费需要同时关心收入、就业与保障。短期补助可以缓解眼前的困难；医疗和养老安排、较可靠的就业前景，则会影响家庭怎样打算以后的日子。“居民有所顾虑，往往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理由，政策需要理解这些顾虑，帮助人们减少其中能够减少的部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需要现实依据。”

湖北经济学院金融学院讲师郭凤娟也称，霍尔的消费理论表明，临时性补贴若被视作短期收入，对消费的拉动效果有限；但对受流动性约束的家庭，现金补贴和转移支付能较快转化为消费。因此，要提振消费，短期政策应精准滴灌，长期则需靠稳定就业、促进增收和完善社保来增强消费信心。

霍尔的劳动力市场研究表明，当工资调整相对缓慢时，经济冲击可能通过企业招聘决策放大就业波动。郭凤娟认为，这意味着，稳定就业既需要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也需要通过稳定市场需求和企业经营预期，增强企业的招聘意愿，推动经济回升更有效地转化为就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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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说明：2025年5月，财新视频专访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