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提高烟草、酒精、含糖饮料的消费税，以减少此类不健康产品的过量消费，此即为健康税。尽管它被视为改善人群健康最有效工具之一，但尚未被充分利用。

在日前由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税与财政政策合作中心、北京洪堡论坛主办的“健康税的政策实践、研究前沿与跨学科对话”会议上，多名与会公共卫生、财税专家认为，当前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各国征收健康税已迎来政策窗口。

近年来，健康税在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实践不断发展，烟草税、酒税以及含糖饮料税等政策工具，被越来越多国家纳入了健康促进和财政政策的整体框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税与财政政策合作中心主任郑榕解释，健康税是应用于对健康有害产品（具有负面健康影响，即非传染性疾病风险）的税收，目的是提高价格、降低可负担性、减少消费并改善公共卫生成果。

“健康税并不是税收体系中一个独立的税种，比如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它是对一些不健康产品征收的消费税。这些产品共同的特征就是消费会对人的健康产生损害。”郑榕介绍，最常见的是对烟草、酒精征收的消费税，以及含糖饮料税，许多国家还会对其他不健康食品如高脂肪、反式脂肪酸食品征税。

世界卫生组织（WHO）长期倡导通过提高消费税，减少烟草、酒精和含糖饮料的过量消费。WHO总部经济学家Mark Goodchild介绍，目前全球至少有178个国家征收烟草税，167个国家征收酒精税、114个国家征收某种形式的含糖饮料税。在全球实践中，征收健康税往往体现“双赢”的政策效果：一方面减少这些产品造成的危害，改善公共健康；另一方面为政府创造额外税收的收入，以供政府再投资于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保障。

不过他同时指出，健康税是未被充分利用的工具，仍有改进空间。到2024年，只有40个国家烟草税率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最高执行水平，即零售价的75%，且大多是高收入国家；尽管至少167个国家征收酒精税，但税率较低，且诸如年度调整等支持性政策执行得非常差；约有114个国家征收某种形式的含糖饮料税，但并未针对健康需求进行优化。

中国是烟草、酒精和含糖饮料的消费大国，面临由此带来的沉重慢性病负担，然而对这些产品的增税改革进展缓慢，不仅烟酒税率远低于国际水平，且尚未对含糖饮料开征消费税。（参见财新网《烟酒及含糖饮料增税影响几何？中国学者首次全面研究》）以烟草税为例，郑榕解释，中国税制中对烟草制品征税覆盖农业端、生产端、流通端，到最后零售环节，在不同环节分别征收4种税，即烟叶税、增值税、消费税，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世卫组织一贯主张烟草制品税制越简单越好，而中国税制结构相对复杂。

郑榕补充，从全球政策实践看，因为低收入和青少年人群对烟草价格更为敏感，所以烟草税征收应以从量税为主，能够更有效提高低端产品的价格，缩小低端产品与高端产品的价格差距。中国烟草制品以从价税为主，从量税非常少，一包20支的卷烟从量税在生产环节征收0.06元，在批发环节0.1元。“无论税制结构，还是税率形式设计，我们都还有相当的差距。”她说。

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各国或正迎来开征健康税的良好时机。“就全球来说，基于现在面临着的重大挑战和政策环境，其实我们面临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之窗。”云南大学经济学院东陆特聘教授黄继东判断。

2025年7月，WHO发起一项名为“3 by 35”倡议，呼吁各国到2035年，通过征税将烟草、酒精和含糖饮料中任一种乃至全部三种的实际价格提高至少50%。（参见财新网《世卫吁对烟酒及含糖饮料大幅增税，中国怎么做？》）这项倡议出台正值卫生系统面临非传染性疾病（NCD） 上升、发展援助缩减和公共债务增长的巨大压力。WHO预计，若按照该倡议努力，在未来十年内不仅能减少不健康产品的消费，还能在全球增加1万亿美元的公共收入。

中国或也迎来政策窗口期。“对一个人口转型的国家而言，（征收健康税）更有意义。”郑榕分析，中国正进入出生率下降、人口加速老龄化阶段，通过征收健康税，减少此类产品对人口健康的危害和损失，有利于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的维护和积累，从而有效补充劳动力市场供给，提高生产效率。

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也使得征收健康税具有现实必要性。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年1～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5.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2%。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分析，近年全国税收收入尽管在缓慢上升，但增速明显放缓，而消费税收入实际是下降的。

“在税收收入前四大税种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都在增长，唯一下降的就是消费税。”郑榕分析，在如今财政收支结构下，寻找新的消费税税源，对烟草制品加税、开征含糖饮料税、对酒精继续加税，能够弥补消费税下降的缺口。此外，征收消费税带来的额外财政收入若能用于促进健康，投入公共卫生和医疗，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改善，效益会进一步放大。

以“糖税”为例，中国面临的严峻疾病负担，让含糖饮料征税显得更为紧迫。黄继东担忧，中国现在有1.48亿成年人患糖尿病，研究估计到2025年这个数字会增加到1.68亿。而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成人和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明显增加，“从疾病负担来看，我们国家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采取一些新的政策，来缓解由含糖饮料造成的疾病负担的关键阶段。”

“我们政策的窗口期已经逐步形成了。”黄继东分析，《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明确提出了控糖的目标，地方上已经形成了对含糖饮料的政策共识，比如深圳成为首个对含糖饮料作出警示标识的城市，上海也实施了类似的政策，“现在这个窗口其实非常好，我们可以通过推动类似的工作，实现全国层面对含糖饮料消费税的征收。”

郑榕提醒，对含糖饮料产品征税的目标，不仅仅是减少此类产品的消费，另一重要目标是促进企业改良配方，减少产品中的人体有害成分，“比如以一瓶饮料中的含糖量为标准进行征税，那么企业很快就会做出行为的调整，这是我们想看到的效果。”

“真正的问题不只是税率调多少，而是如何把价格、预防、筹资与问责设计成一项可信、公平、可持续的公共制度。”郑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