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2025财年，联邦政府总支出约7.01万亿美元，收入约5.23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达到1.78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近6%。

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企业利润约为4万亿美元。美国人口普查局则报告，2025年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达到87460美元，比上年增长2.6%，创下有可比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但另一组数据呈现出不同的景象。

美联储2025年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发现，58%的美国成年人认为，过去一年的物价变化让自己的财务状况恶化。16%的人在调查前一个月没有付清全部账单，23%的租房者过去一年曾经拖欠房租。还有26%的人因为费用问题放弃过某些医疗服务。

要理解为什么如此庞大的财政赤字没有让更多美国人感到富裕，需要进一步看清三个问题：政府借来的钱如何进入经济，企业和居民最终获得多少，以及这些收入为什么未必足以改善生活。

政府赤字为什么会成为企业和居民的收入？

理解财政赤字与私人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

假设政府一年征收8000亿美元税款，却支出1万亿美元，就会产生2000亿美元赤字。

政府支出的1万亿美元不会凭空消失。支付给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会成为老人的收入；支付给建筑公司的工程款，会成为企业的销售收入；支付给军工企业的采购款，会用于购买零部件、支付工人工资，并可能形成企业利润。

退休人员拿到养老金后，会支付房租、购买食品和接受医疗服务。建筑工人拿到工资后，也会消费或储蓄。这些活动又会给其他企业和个人带来收入。

资金在经济中不断流转，最初的政府支出还可能带动更多交易。

减税也会产生类似效果。政府少征收企业所得税，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企业税后利润就会增加；减少个人所得税，则可能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

因此，政府通过扩大支出或者减少税收形成赤字，通常能够增加私人部门可以支配的资源，并对经济需求形成支持。

这一关系有宏观经济学上的会计基础。

一个经济部门的支出超过收入，必然对应其他部门的净金融收支出现相反方向的变化。政府发生赤字，意味着其他部门合计拥有相应的净金融盈余，但不能因此认定这些盈余全部属于美国国内家庭和企业。

美国是开放经济体，部分资金可能通过进口支付流向海外，也可能转化为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也会影响美国国内私人部门的整体净金融余额。

这里还有一个必须区分的概念：政府支出形成的收入，并不等于企业利润。

例如，政府向建筑公司支付1亿美元修桥，公司收到这笔款项后，需要支付员工工资、购买钢材和设备，并承担运输、利息及其他费用。只有扣除成本后剩余的部分，才可能形成利润。

而且，政府即使使用税收而不是借债支付这笔工程款，建筑公司同样会获得收入。赤字的特殊之处，在于政府当期支出超过收入，而不是所有政府支出都由赤字创造。

所以，财政赤字能够支持企业收入和利润，却不存在每增加1美元赤字，企业利润就必然增加1美元的关系。

财政资金进入经济后，最终会在工资、利润、税收、储蓄和消费之间分配。不同家庭和企业能够留下多少钱，取决于资金流动的具体路径。

美国政府的钱究竟花在了哪里？

理解美国财政赤字，不能只看政府借了多少钱，还要看每年实际支出了多少钱。

2025财年，美国联邦政府支出超过7万亿美元。

其中，社会保障支出约1.58万亿美元，主要用于退休、残疾和遗属福利；联邦医疗保险支出约9970亿美元；国防支出约9170亿美元；联邦债务净利息支出约9700亿美元。

仅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两项，就占联邦政府总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些资金进入经济的方式完全不同。

养老金主要进入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家庭账户，随后通过消费转化为企业收入。

国防支出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人薪酬、装备采购、研发和维护服务。相关制造商、承包商和员工因此获得收入。

医疗保险支出则有相当一部分支付给医院、医生、保险公司以及其他医疗服务机构。

国债利息主要流向持有美国国债的投资者，包括美国居民、金融机构、养老基金和外国投资者。

因此，美国政府的庞大支出并不是平均发放给全体美国人的现金。

有些支出直接增加家庭收入，有些为居民购买医疗或其他公共服务，有些成为企业订单，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偿付既有债务的利息。

政府每年支出7万亿美元，与普通家庭能够分到多少收入，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政府采购如何变成企业利润？

企业通过政府订单获得收入，是财政支出支持私人经济最直接、也最容易观察的渠道。

美国政府问责局统计，2025财年，联邦政府通过采购合同承担了约7930亿美元的付款义务。

这些合同涉及军用飞机、药品、医疗服务、网络安全软件、专业咨询和大量其他产品及服务。

7930亿美元是合同义务额，部分款项可能在以后年度支付，因此不能直接视为企业当年收到的现金，更不能等同于利润。

不过，这个规模仍然足以说明，联邦政府是美国企业的重要客户。

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就是典型例子。

根据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年报，洛克希德·马丁2025年销售额约750亿美元，其中72%来自美国政府，包括直接承包和分包业务。

公司全年实现净利润约50亿美元。

洛克希德·马丁大部分收入依靠美国政府订单，而政府采购构成了公司商业模式的重要基础。

政府订购战斗机或者导弹时，款项首先进入承包商账户，然后支付给工程师、制造工人、零部件供应商和其他服务企业。

承包商扣除成本后形成利润，员工则获得工资。

这些员工购买住房、汽车和日常用品，又进一步支持其他企业的销售。

因此，一笔政府采购可以沿着供应链形成多层次的收入。

但受益程度并不均匀。拥有政府合同的企业、相关员工及供应商能够直接受益，与政府采购联系较少的行业和地区，获得的直接支持就有限。

而且，军工企业可以凭借政府订单获得利润，并不意味着这些利润会平均分配给普通家庭。

企业所有者、股东、高管、工程师和普通雇员获得的经济回报，可能相差很大。

医疗保险展示了另一条资金流动路径。

美国政府每年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医疗保障，但并不直接经营全部医疗服务。

在联邦医疗保险优势计划中，政府根据参保人数及风险等因素向私人保险公司付款，由保险公司安排和支付符合规定的医疗服务。

联合健康集团年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公司通过医疗保险优势计划为约840万人提供保障。

公司2025年总收入约4476亿美元，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约121亿美元。

不过，联合健康还经营其他保险、医疗和药房业务，集团全部收入和利润并非都来自联邦政府。

这个案例揭示了一条重要的经济联系。

政府向私人保险公司付款，保险公司把大部分资金用于支付医院、医生、药品和其他医疗费用，同时支付管理及经营成本，剩余部分可能形成利润。

政府支出既为居民购买医疗保障，也为提供服务的企业创造收入。

但政府医疗支出增加，并不必然使每个家庭实际承担的医疗费用下降。

医疗服务价格、保险保障范围、免赔额和患者自付费用，仍然决定着家庭需要承担多少成本。

因此，美国政府可以拥有规模庞大的医疗预算，医疗行业也可以创造可观收入，而患者仍可能因为费用过高而推迟就医。

疫情期间，美国政府曾直接推高企业利润

如果要寻找财政支出影响企业利润的实证证据，疫情期间的美国是一个特别清楚的案例。

2020年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企业支持计划。

其中，薪资保护计划允许符合条件的小企业申请贷款，用于支付员工工资、房租和其他符合规定的经营费用。

企业满足规定后，贷款可以获得豁免，不需要偿还。

美国经济分析局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将这些可以豁免的贷款视为企业补贴，而不是普通商业贷款。

这种会计处理反映了计划的实际经济效果：政府承担部分企业经营成本，帮助企业留住员工并维持经营。

美联储研究人员在2023年发表的分析，为财政支持如何影响利润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

研究发现，美国非金融企业利润占总增加值的比例，从2020年第一季度的11.3%，迅速升至2021年第二季度的19.2%。

这是相当显著的增长。

研究人员分析认为，疫情期间的巨额政府补贴，以及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利息成本下降，是推动利润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2020年至2021年，联邦政府向企业提供的补贴约为1.1万亿美元，其中约8000亿美元与薪资保护计划有关。

研究人员还估算，如果政府补贴和企业净利息负担维持在疫情前的相对水平，那么2020年第二季度至2021年第四季度，企业平均利润率可能比实际水平低约2.5个百分点。

不过，这属于基于特定假设的研究估算，不能视为对所有经济连锁反应的完整测算。

这项研究说明，政府确实能够通过承担企业成本，直接改善企业盈利。

即使企业销售收入没有显著增长，只要政府帮助支付工资、租金或其他费用，企业亏损就可能减少，利润率也可能提高。

企业得到支持后，员工可能保住工作，供应商也可能继续收到订单。

政府向家庭提供的现金补助和失业救济，又帮助居民维持消费，从需求端支持企业销售。

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实际上同时支持了企业的收入和成本两端。

但这并不代表所有补贴都变成了企业主的个人财富。企业需要按照计划要求支付工资和其他符合条件的费用，相当一部分资金最终进入了员工和供应商账户。

更不能把疫情期间的特殊财政干预，简单套用到所有年份。

不过，这一经历提供了明确的实证依据：财政政策不仅能够稳定就业和居民收入，也可能对企业利润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企业利润增长之后，谁真正获得了这些钱？

政府支出流入经济后，企业收入可能增加，利润也可能随之提高。

但企业利润与普通员工工资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同比例增长关系。

利润首先属于企业所有者。

企业可以把利润留在公司内部，用于投资或者积累现金，也可以通过股息和股票回购等方式向股东返还资金。

员工能否得到更高工资，则取决于劳动市场供求、生产率、集体谈判、企业薪酬政策及其他因素。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2025年发表的研究显示，2010年至2019年，美国企业利润平均占国民收入的13.9%，到2024年第四季度，这一比例升至16.2%。

企业利润总额当时已达到约4万亿美元。

同期，雇员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并未明显提高。2010年至2019年的平均比例为61.8%，2024年第四季度为61.6%。

研究还发现，在所考察的国内非金融行业中，将疫情前十年的平均水平与2020年至2023年的平均水平比较，利润增长有约76%体现为支付给股东的股息增加。零售、批发、建筑、制造和医疗保健等行业对利润增长贡献较大。

当然，这不能证明同期全部利润增长都来自政府赤字。但研究揭示了利润增长之后的分配方向。

当利润主要通过股息流向股东时，谁持有企业股权，谁就更有机会从中获得直接收益。

而美国资产所有权高度集中。

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对美联储数据的分析，截至2024年底，美国财富排名前10%的家庭拥有全国约67.2%的家庭财富。

财富排名后50%的家庭，合计只拥有2.5%。

这种差距影响着家庭从企业利润增长和金融资产升值中获益的能力。

例如，政府增加国防采购，军工企业盈利改善，股票价格和股息可能因此受益。

拥有大量相关股票的家庭，可以通过股息和资产增值分享企业盈利成果。

没有多少金融资产的家庭，则主要依靠工资收入。即使经济整体利润增长，他们也不一定能获得相应比例的收入增长。

普通家庭并非完全无法从企业利润增长中受益。退休账户可能持有股票，企业投资扩张也可能创造就业机会。

但在资产持有差距如此显著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增长对高资产家庭和低资产家庭的影响，很难完全相同。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企业利润持续处于高位，却无法保证普通家庭的财务状况同步改善。

收入中位数创新高，为什么人们仍然觉得穷？

美国人口普查局2026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达到87460美元，按通胀调整后比2024年增长2.6%。

这一水平超过疫情前的2019年，也创下有可比记录以来的新高。

如果考虑税收和税收抵免，2025年家庭税后收入中位数为76060美元，实际增长3.1%。

这些数据说明，美国居民整体收入状况确实有所改善，不能简单地把美国经济描述成所有家庭收入都在下降。

但全国收入中位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中间位置家庭的状况，不代表每个家庭的收入变化。

人口普查局发现，2024年至2025年，位于收入分布第90百分位的家庭，实际收入增长1.7%；第10百分位家庭的收入变化，则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水平。

换句话说，较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有统计证据支持，但低收入家庭并没有表现出同样明确的改善。

此外，收入统计往往无法直接反映家庭面对的全部生活成本。

人口普查局公布的税前家庭现金收入中位数，并没有扣除房租、医疗保险费、托育费用、债务还款和其他必要支出。

一个家庭年收入9万美元，表面上可能高于全国中位数。

但如果居住在房价昂贵的城市，还需要支付子女托育费、医疗保险和汽车贷款，实际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可能很有限。

家庭收入增长，不一定足以消除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

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通胀放缓不等于过去的涨价被逆转。

假设一种商品原价100美元，几年后涨到130美元。

如果第二年价格仍然是130美元，通胀率就可能降至零，但消费者仍然需要支付比过去高出30%的价格。

经历多年物价上涨之后，家庭可能已经调整消费习惯、减少储蓄或者推迟购房计划。

即使工资开始追上平均物价水平，过去几年积累的经济压力也不会立即消失。

美联储调查中，73%的成年人认为自己经济状况尚可或者生活舒适，但仍有58%的人认为，过去一年的物价变化使财务状况变得更差。

这两个结果并不冲突。

人们可能有工作、能够支付日常账单，却依然认为生活越来越贵，或者觉得距离拥有住房和足够退休储蓄的目标越来越远。

住房和医疗费用，正在吞噬家庭收入

美国生活成本压力最突出的领域之一，是住房。

哈佛大学住房研究联合中心202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24年，全美约2270万租房家庭将超过收入30%的资金用于房租和水电费，占全部租房家庭的49%。

其中，1210万租房家庭用于住房的支出超过收入的一半。

研究还发现，住房负担已经不再局限于最低收入家庭，越来越多中等收入租房者也面临压力。

对这些家庭来说，收入增长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可能被住房支出吸收。

虽然美国部分地区的新租约租金后来出现回落，但这并不能消除此前多年涨价造成的影响。

已经承担高额租金的家庭，并不会因为全国租金涨幅下降，就自动获得更多可支配收入。

医疗费用造成的压力同样明显。

美国卫生政策研究机构KFF的调查显示，2025年，美国雇主提供的家庭医疗保险，平均年保费达到26993美元。

其中，雇员平均承担6850美元，其余部分由雇主支付。

这笔费用还不包括患者实际就医时可能支付的免赔额、共付额和其他自付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雇主承担的保费也是雇用员工的成本，并不是没有经济代价的免费福利。长期来看，医疗保险成本增长可能影响企业可以用于提高现金工资的资源。

KFF数据显示，2025年家庭医疗保险平均保费上涨6%，同期调查采用的工资增长率为4%，总体通胀率为2.7%。

对于没有足够储蓄的家庭，医疗账单带来的压力可能更加严重。

美联储2025年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显示，26%的成年人过去一年因为费用问题放弃过某些医疗服务。

美国人口普查局则估计，2025年约有2670万人全年没有医疗保险。

这些数字说明，美国政府和企业在医疗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并不必然使普通居民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医疗服务。

对居民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全国医疗支出有多高，而是自己需要支付多少保费、免赔额和医疗账单。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住房。

房地产、建筑、保险和金融机构可以从住房市场获得可观收入，但购房者和租房者未必因此受益。

某些行业的收入增长，可能恰恰对应着其他家庭必须承担的生活成本。

有收入，并不代表家庭能够抵御意外支出

衡量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还需要区分日常收入与财务安全。

一个家庭可能每个月都有稳定收入，足以支付房租、水电、食品和交通费用，却几乎没有剩余资金。

这种家庭在正常情况下能够维持生活，一旦汽车损坏、家庭成员生病或者有人失业，就可能陷入困境。

美联储2025年的调查显示，63%的成年人表示，如果突然需要支付400美元，他们可以完全使用现金、储蓄，或者能够在下一个账单周期全额还清的信用卡来应付。

这并不代表剩余37%的人完全拿不出400美元。他们也可能通过借款、分期付款或其他方式解决。

但这一结果表明，不少美国成年人缺乏能够轻松应对意外支出的资金。

同一调查还发现，只有35%的非退休成年人认为，自己的退休储蓄计划正在按预期推进。

因此，政府财政支出可以支撑经济增长，可以帮助某人保住工作，也可以通过企业订单维持工资支付，但未必能使这个家庭积累足够储蓄。

如果工资增长被房租、医疗保险、贷款利息和其他必要费用吸收，家庭就可能始终处于收入不断增加、财务压力却没有明显下降的状态。

巨额赤字为什么没有让普通家庭变得富裕？

回到财政赤字本身，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赤字并不全部来自面向普通家庭的新增福利支出。

美国政府借债筹措的资金，一部分用于维持既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一部分用于国防采购和其他政府活动，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支付过去债务产生的利息。

2025财年，美国联邦政府净利息支出约9700亿美元，已经超过全年国防支出。

这笔钱不会直接用于新建住房、增加医疗服务或者向低收入家庭发放福利。

从收款人的角度看，国债利息确实是收入。

但利息首先属于债券持有人，而不是全体美国居民。

这些持有人包括银行、投资基金、退休基金、个人投资者和海外机构。

美国国会研究处统计，截至2025年12月，外国投资者持有约31%的美国公众持有联邦债务。2025年，美国向外国投资者支付的国债利息约2824亿美元。

因此，联邦政府支付的部分利息收入最终流向海外。

即使资金留在美国国内，也不一定由低收入家庭直接获得。持有大量债券的机构和投资者，往往比缺乏金融资产的家庭更直接受益。

这进一步说明，政府赤字增加与普通家庭收入增加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等额对应关系。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当政府通过借债增加支出时，经济获得了额外需求，但新增需求能否转化为更多实际商品和服务，取决于生产能力。

如果企业有闲置设备，工人没有充分就业，政府增加支出可能带动企业扩大生产、增加招聘，使实际产出和居民收入共同增长。

但如果住房建设受到土地、规划和施工能力限制，医疗服务供给也无法迅速增加，额外需求就可能更多地推动价格上涨。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支出依然会成为企业收入，甚至可能帮助部分企业提高利润，但消费者未必能够购买到更多商品和服务。

通胀还可能促使美联储维持更高利率，从而增加贷款和住房融资成本。

当然，物价上涨还受到能源价格、供应链、市场竞争、劳动成本和货币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不能简单认定高财政赤字就是美国生活成本上涨的唯一原因。

但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以及经济供给能力，确实会影响额外资金最终带来多少实际生活改善。

减少赤字，就能减轻居民负担吗？

既然美国政府多年维持巨额赤字，却仍有大量居民生活困难，是否说明美国应该立即大幅削减财政支出？

经济学上不能这样直接推断。

如果政府减少军工采购、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合同，相关企业可能失去订单，员工可能面临失业风险。

如果削减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或者其他家庭福利，部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可能下降。

企业也可能因为这些家庭减少消费而损失收入。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通过提高高收入者税负、取消部分税收优惠，或者削减效率较低的支出来缩小赤字，对普通家庭的影响就可能完全不同。

赤字减少究竟让谁付出代价，主要取决于具体政策，而不是赤字数字本身。

但长期维持高赤字同样存在经济风险。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26年公布的预测指出，联邦政府2025财年净利息支出为9700亿美元，预计2026财年将超过1万亿美元。

随着债务继续增加，利息可能占用越来越多的财政资源。

如果财政收入增长跟不上债务成本，政府未来用于公共投资、社会保障和经济危机应对的空间就可能受到限制。

高赤字还可能在某些条件下推高利率、挤压私人投资，或者加剧通胀压力。

因此，财政赤字既可能支撑当前收入，也可能增加未来的财政负担。这两种影响需要同时考虑。

美国经济真正的矛盾在哪里？

美国政府通过巨额财政支出，持续为私人经济提供需求和收入支持。

政府采购创造企业订单，社会保障和医疗福利维持居民消费，减税增加私人部门能够保留的收入，债务利息则为国债持有人提供投资收益。

这些资金不断通过工资、采购、消费和投资在经济中流动。

但政府支出能够创造收入，并不代表所有家庭都能平均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财政资金进入经济后，可能先流向企业、资产持有人、医疗机构、退休人员或者政府承包商，再通过工资、采购和消费进一步传递。

不同企业、行业、地区和家庭获得收益的程度并不相同。

企业利润增长带来的股息和资产增值，更多取决于谁拥有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

而普通家庭获得工资和福利之后，还需要支付住房、医疗、托育、食品、交通和债务费用。

如果必要支出持续维持在高位，即使收入有所增长，家庭也未必能够积累更多储蓄，更不一定买得起住房或者获得足够的财务安全感。

因此，企业利润高，不代表工资必然同步增长；家庭收入中位数创新高，不代表所有家庭都获得了改善；政府支出庞大，也不代表所有居民都能直接获得同样多的经济利益。

美国的高财政赤字并非毫无作用。没有政府支出和福利支持，部分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业和家庭收入可能比现在更差。

但财政赤字不是一种自动改善全民生活的机制。

政府借债可以让经济获得额外资金，也可以增加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真正决定普通家庭生活水平的，是这些收入如何分配，以及支付基本生活费用后还能够留下多少钱。

因此，判断美国巨额财政赤字究竟改善了谁的生活，不能只看政府借了多少钱、企业赚了多少利润或者家庭收入中位数提高了多少。

更重要的是，财政资金最终流向了谁，企业利润由谁分享，普通家庭承担了多少生活成本，以及他们能否在支付必要开支之后，仍有足够的钱用于储蓄、购房和改善生活。

美国经济的矛盾，并不是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却完全没有创造收入，而是宏观经济增长与普通家庭实际生活改善之间，存在明显的分配差距和成本压力。

政府可以通过赤字创造更多经济收入，却无法仅靠扩大赤字保证普通家庭生活得更好。只有当收入增长真正转化为更强的购买力、更充足的储蓄和更低的基本生活负担时，宏观经济的繁荣才能变成普通美国人切实感受到的生活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