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埃里克·M·佐尔特税法与政策教授，2021年至2022年曾担任美国财政部负责税收分析的副助理部长。

主张向富人征税的人经常提出一些新颖的税收方案。

加利福尼亚州选民即将就一项亿万富豪财富税进行投票。这项税收计划对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加州居民一次性征收5%的财富税。

美国参议院一些民主党人则支持征收所谓的“亿万富豪所得税”，将尚未实现的资本利得纳入征税范围。

这些提案的出发点值得肯定，但前者可能损害容易因税收政策而迁移的税基，后者则面临严重的宪法障碍。

实际上，还有一种更好的选择值得考虑：提高已经实施的联邦企业所得税。

目前，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21%，但实际有效税率远低于这一水平。如果只对不到2%的企业纳税人提高6至9个百分点的税率，就能覆盖企业应税所得总额的95%以上。

如果再配合扩大税基的改革，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预算模型的估算，提高企业所得税可以在十年内增加约4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9%左右。

提高企业所得税有充分理由。这种做法能够实现亿万富豪税支持者追求的许多目标，还可以回应推动特朗普上台的民粹主义情绪，缓解美国日益脆弱的财政状况，同时避开其他税收方案的根本缺陷。

加州财富税提案的支持者强调，这只是一次性征税，因此不会促使亿万富豪减少在加州居住或开展商业活动。

然而，许多亿万富豪担心，未来政府还会再次征收类似税款。

这种情况反映了税收竞争中一个更深层次的难题。当纳税人能够迁往税收规则不同的地方时，政府就更难对他们的收入征税。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通过联邦企业所得税实现增税，更有成功的希望。虽然企业利益集团会反对，但绝大多数选民支持提高企业税。

在美国全国推行“亿万富豪所得税”同样障碍重重。除了必须在国会获得足够票数，而这本身就极为困难之外，这种税收还会面临宪法方面的挑战。

美国最高法院现有法官对财富税持怀疑态度，其中至少四名法官，甚至可能更多，对尚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征税也存在类似疑虑。

相比之下，提高企业所得税可以利用一种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方式，实现美国税收制度的许多重要目标。

首先，所有主要税收评估机构的分析都表明，现行企业所得税具有很强的累进性，收入分配顶端的群体承担了不成比例的税负，因此能够从最富有的人群中筹集更多税款。

企业所得税还能够对原本可能逃过征税的美国股票投资收益征税，包括外国投资者、享有免税待遇的机构（例如大学捐赠基金），以及免税退休账户或养老金持有的美国股票所产生的收益。

企业所得税的增收潜力巨大。尽管美国拥有全球最成功的上市公司，但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美国企业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仍低约2个百分点。

只要对不到2%的美国企业适度提高税率，就能弥合美国与其他同类国家之间企业所得税收入差距的近一半。

此外，如果美国推行国际税收改革，提高美国跨国企业海外收入所适用的最低税率，还可以削弱企业将业务转移到海外的动力。

这种做法也能让美国税收政策与国际社会遏制税收竞争的努力更加协调。

与特朗普实行的累退性、扰乱经济秩序的关税制度相比，这类改革才是真正能够应对企业业务外迁的政策。

如果将增税集中于规模最大的企业，企业所得税还可以成为促进市场竞争的政策工具。

面对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挑战，企业所得税同样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应对方式。

政府不需要提前判断人工智能究竟会取得多大的经济成功，也不必事先界定哪些企业属于人工智能企业，更无须预判人工智能的应用会取代多少劳动力。

企业所得税可以直接对超额利润征税，无论这些利润来自人工智能的应用、伊朗战争、一项利润丰厚的专利，还是其他来源。

最后，企业所得税不存在其他资本税所面临的法律弱点。

早在1913年美国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个人所得税的合宪地位之前，联邦企业所得税就已经被裁定符合宪法。

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向全球最赚钱的企业提高税收的政治意愿，而未来几年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机会。

财政压力将迫使美国政府筹集更多收入。无论从民粹主义诉求还是公共政策标准来看，提高企业所得税都值得认真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