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4日

阿什莉·圣克莱尔受够了人们总是问她关于埃隆·马斯克的同样问题。“人们把我当成什么埃隆的心理分析师似的，”她在9月造访《纽约时报》时说。“他们想知道，‘和他在一起是什么感觉？’或者说，‘没有多少人和他单独相处过。’”她叹了口气。“这很烦人，也很费力。”

人们这么问也情有可原。圣克莱尔曾是保守派网红，2024年生下了马斯克的一个孩子。（当时，她还有个与前任所生的孩子。）今年秋天，在亚历克斯·吉布尼关于这位世界首位万亿富翁的近四小时纪录片《马斯克》中，她充当了重要人物，而她有更迫切需要表达的论点。“这关乎我们社会中更深层的腐烂，我们把资本等同于道德，”她说。“如果人们有钱，我们就会给予他们一定程度的社会和个人信任。”

马斯克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在TMZ报道阿什莉·圣克莱尔拒绝了一份4000万美元的保密协议后，马斯克通过X平台回应称：“她从未收到过这样的提议，而且她有提出虚假指控的历史。”他还在X平台的另一篇帖子中谴责吉布尼的纪录片，写道：“吉布尼只是拼凑了一份名单，上面的人要么是怀有私怨，要么甚至根本不认识我。”

吉布尼是奥斯卡获奖纪录片导演，于2025年12月第一次见到圣克莱尔。“除了马斯克对生孩子的执念，阿什莉在2024年竞选期间身处第一线，能够向我透露许多我此前并不了解的关于马斯克动机的内幕，”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下面，圣克莱尔分享了她这一方的说法。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对话节选。

参与这部电影时你紧张吗？

不紧张。我熟悉亚历克斯的一些纪录片作品，比如《拨开迷雾》(Going Clear)。我喜欢他的无所畏惧。他一贯尊重事实和叙事。

你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看的时候感觉如何？

既让我感到被认可又让我感到恐惧的是，这些叙述竟然如此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我、贾斯汀（贾斯汀·威尔逊，马斯克的第一任妻子）、萨姆·哈里斯（新无神论哲学家）和杰弗里·辛顿（所谓的人工智能教父）——我们在与埃隆的相处经历中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我认为，如果你能让素未谋面的人在叙事上达成一致，那便是真相。

2023年你遇见马斯克时，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在保守派新闻网站《巴比伦蜜蜂》工作，是个单亲妈妈。我也有一个公众形象，主要是在Twitter上，重复“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伦敦。埃隆在Twitter上关注了我，给我发了私信。

他关注你的时候，你感觉如何？

我觉得人们并不了解当时与埃隆互动的人都会受到多少关注。我收到MAGA人士发来的“恭喜！”短信。立刻有人说，“她要成为他下一个孩子的妈妈了。”我当时快24岁了。

你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我们一直在Twitter上私信，然后在为《巴比伦蜜蜂》做采访时，他问：“想去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吗？”不到一小时，我就上了他的飞机。在普罗维登斯，我们合住一间酒店房间，他听着关于忽必烈的播客睡着了。这一切都显得非常超现实。

感觉像恋爱关系吗？

我会说感觉在情感上很亲密。我们每天都联系。但我也从未觉得，“我是被选中的那个。”当时，他被视为言论自由的救世主，我深深沉浸在其中。我觉得当时多少也有点把他偶像化了。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谈论要生孩子的？

2024年1月，我们去圣巴茨度假，他说：“你应该生10个孩子！我们生一个吧。我唯一有限的资源就是时间。”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想要更多孩子，所以这意味着我在经济上可以一直养活我的孩子们。此外，在MAGA阵营里，做单亲妈妈被视为品格上的污点。因此，能得到这位极力肯定这种选择的右翼堡垒人物的支持——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你有过犹豫吗？

直到我怀孕，看到埃隆和格莱姆斯（他们共有三个孩子）的监护权争夺战，我才开始犹豫。这让我意识到，“我必须保护自己。”

你是在什么时候收到保密协议的？

我产后两个月。埃隆的财物经理兼得力助手贾里德·伯查尔通过Signal应用的一条阅后即焚消息发来文件。我们当时并没有签署正式的财务协议，所以在那一刻，收到保密协议的感觉就像是：“如果你想要任何形式的支持，就签了这份协议。”

我明白了。他们是在说：“如果你想要支持，就签了这份协议。”那么保密协议的条款是什么？

我永远不能谈论埃隆或任何与我们关系有关的事情，这些条款也适用于我的继承人。我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他的父亲是谁，但我不能告诉我的另一个孩子或者任何其他人。他开出了1500万美元的一次性付款，外加21年内每月10万美元的款项。

但你决定不签。

对我来说，这更像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我告诉贾里德我不能签，他回应说：“为什么？听起来你想把你的言论当作武器。”我告诉他，我孩子的尊严不是商品。

马斯克曾和你谈过保密协议吗？

没有。

现在你是吉布尼纪录片中的一个重要发声者。

人们需要理解，我在纪录片中如此突出，部分原因是其他人不能发声。我认为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点。我本不想公开发声，也不想此刻接受这次采访。但有一个保密协议构成的网络。我觉得有道德义务谈论我的经历。

让我们谈谈你远离MAGA的转变。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过程先是缓慢发生，然后突然一下子就发生了。有些时刻，我对目睹的事情感到不安——厌女、种族主义——但我当时是个懦夫。

对于认为“她之所以转向左翼，只是因为右翼抛弃了她”的人，你会说什么？

我并不傻。我知道一旦我公开反对埃隆会发生什么，我也接受。有一个我怀孕前的视频，我在里面说我不是保守派。所以其实早就有迹象表明，我与保守派主流阵营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

你发布过很多跨性别恐惧、种族主义和厌女的评论。是否有人因你的公众形象而付出了代价？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最近我收到一条通知，说有医院停止提供性别肯定治疗。读到那个时，我感到极度悔恨。我知道即使没有我，这种事也可能发生，但我仍然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内疚。

你现在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在经历了多年宣传和不诚实、参与MAGA近十年之后，我唯一的工作就是诚实，并为我的孩子们树立榜样。我的工作不是为自己设定新的叙事。我唯一的人物就是承担责任。

Coralie Kraft是《纽约时报杂志》的撰稿人。

翻译：晋其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