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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

“从首次参加APEC至今30多年,我认为有个基本问题一直没变”

1994年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APEC会议期间,多国领导人身穿印尼传统蜡染服装合影。

11月18日至19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在中国深圳举行。本届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聚焦开放、创新与合作。在全球贸易格局持续调整、新兴技术加速发展之际,亚太地区如何进一步深化经贸联系、推动共同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

回望APEC的发展历程,1994年的印度尼西亚茂物会议是一个重要节点。当时,亚太经济体正在努力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而在此后三十多年里,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产业链调整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深刻改变了亚太地区的经济面貌。如今,中国已成为许多亚太经济体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与拉美、东南亚等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也为区域经济联系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对于长期观察亚洲与全球南方发展的巴西记者、国际问题评论员佩佩·埃斯科巴来说,这种变化具有特殊意义。1994年,他曾亲自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APEC会议。三十多年后,他将目光投向中国,试图从自己的长期观察中理解亚太经济格局的转变。在他看来,从秘鲁钱凯港到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从拉美国家的政策选择到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机遇,越来越多国家正在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而务实合作和长期规划将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本文整理自佩佩与观察者网的对话,供读者参考。

【文/佩佩·埃斯科巴 编/观察者网 郑乐欢】

巴西记者、国际问题评论员佩佩·埃斯科巴的资料照片。

佩佩·埃斯科巴资料图

从1994年到2026年,我见证了APEC怎样的变化?

我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亚太经合组织(APEC)。1994年,我来到亚洲;那一年我第一次参加APEC会议,地点就在印度尼西亚。当时还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执政时期。回想那个年代,国际经济讨论中有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词汇,就是自由贸易。大家都在谈论如何降低贸易壁垒,如何让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商品、资本和服务更加自由地流动,以及如何通过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增长。

1994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合影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持续关注APEC的发展。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国际经济环境与今天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199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制造业能力以及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与今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彼时亚太地区正在形成新的经济联系,不同国家都希望通过扩大贸易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但此后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条始终平坦的道路。不同国家的发展条件和经济结构存在很大差异,而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维护自身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也成为许多亚洲国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当时,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韩国等经济体受到严重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调整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也付出了不同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其中,马来西亚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

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决定实施资本管制,强调马来西亚应当对自己的经济政策保持控制权。他的意思很明确:我们需要自己决定如何管理经济,即使恢复过程可能更加漫长,也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措施。

当时,这个政策选择引发了很大争议。有人批评马来西亚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也有人认为它没有遵循通常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政策。但马来西亚的经验说明,不同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寻找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对一个国家而言,重要的不只是参与国际市场,更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维持自身的政策选择能力。

我认为,这段历史对于理解今天的亚太经济合作,仍具现实意义。此后,另一个改变亚太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事件,就是中国加入WTO。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当时已经在亚洲生活,对这一变化印象非常深刻。中国开始更加全面地参与全球贸易体系,扩大与不同国家的经贸联系,同时不断发展自己的制造业。这一过程并不是短时间内完成的。中国需要持续投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培养技术人才,不断提高生产能力,并且建立覆盖越来越多领域的供应链体系。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制造业和贸易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需要从中国购买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工业零部件以及各种消费品。中国也从世界各地进口能源、矿产、农产品和其他商品,形成了一张覆盖全球的贸易网络。

因此,我们今天讨论APEC,必须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亚太经济结构已经与1990年代完全不同。中国已成为许多亚太经济体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这些经济体而言,与中国保持稳定的经贸联系,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经济需要。

在我看来,这正是今年深圳APEC会议值得关注的地方。三十多年前,大家讨论的是如何扩大自由贸易、如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今天,相关问题并没有消失,但亚太经济体之间已经形成了更加复杂、更加深入的产业和贸易联系。

许多国家都希望继续与中国开展贸易,寻找投资机会,加强供应链合作,并且通过新的基础设施项目改善区域经济的联通程度。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制造业体系,也积累了大量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经验。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商品供应者,也能在技术、投资、物流以及产业合作方面发挥作用。

我认为,这种变化对APEC的未来非常重要。因为真正有意义的经贸合作,不只是让商品在不同市场之间流动,更是通过长期合作,使不同经济体获得发展产业、改善基础设施和提高生产能力的机会。如果一个经济合作机制能够不断为成员带来具体的发展成果,那么它就拥有持续发展的基础。

从1994年的印度尼西亚到2026年的深圳,我所看到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亚太合作已经从最初对于自由贸易的广泛讨论,发展为建立在深厚产业联系和经济相互依存基础上的合作。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变化。

从巴西到秘鲁,中国与拉美的合作为什么越来越重要?

上个月,巴西举行了总统选举。卢拉最终赢得第二轮投票,但整个选举过程非常激烈。我认为,这次选举中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是普通民众和年轻一代在政治参与中发挥的作用。

卢拉在第一轮投票中处于不利位置。他的竞选团队最初没有充分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但在第二轮投票前迅速调整了组织方式。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线下社会动员与数字化传播相结合。

巴西一些联邦大学的学生开始组织活动,鼓励更多人参与选举。他们不仅在校园里开展工作,也走进社区,与普通民众、家庭和邻居直接交流。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年轻人通过数字平台建立传播网络,把信息传递给过去可能不太关心政治的人。

我在圣保罗的一些朋友不断向我介绍,当地的社会动员规模有多么惊人。这让我再次意识到,拉丁美洲的社会拥有很强的政治参与传统,而年轻一代对于新技术和新传播方式的理解,也正在改变社会组织和公共交流的方式。

当然,巴西的政治环境仍然非常复杂。选举结束并不意味着社会分歧随之消失,卢拉政府未来仍然需要面对许多经济和治理方面的挑战。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拉丁美洲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那就是无论一个国家由左翼还是右翼政府执政,它与中国保持经济合作的重要性都在不断上升。

这并不是简单的政治立场问题,而是现实的经济利益问题。例如,智利和秘鲁与巴西有着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它们位于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在区域贸易和物流网络中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两国也是APEC成员经济体,与亚洲市场之间的联系非常重要。在这些国家,即使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即使出现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轮替,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关键在于中国的合作方式和长期经济规划。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合作时,通常会首先考虑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对方需要什么?它需要铁路吗?需要港口吗?需要新的工业设施、电力系统或者其他基础设施吗?如果双方能够找到共同利益,就可以讨论如何通过投资、贸易和技术合作满足这些需求。

这也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在非洲开展合作时积累的重要经验。中国与不同非洲国家发展经济联系,讨论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以及投资安排,并且根据各自的经济条件寻找具体合作方式。我认为,中国与拉美之间的合作,也具有类似的长期特征。

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资源、市场和产业需求。中国可以根据这些条件,寻找双方能够共同推进的项目。而且,中国不会仅仅因为一个国家发生政府更替,就立即改变已经形成的长期经济合作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型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真正发挥效益。如果一种国际合作关系只能维持一个选举周期,那么很多长期项目就很难顺利推进。

秘鲁的钱凯港,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例子。当我看到钱凯港建成时,第一反应就是:这可能成为一条连接南美洲与太平洋的新贸易通道。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座现代化港口,更重要的是钱凯港为南美洲内部交通基础设施与太平洋航运网络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从空中俯瞰秘鲁钱凯港,港池、码头、岸桥和停靠货轮清晰可见。

秘鲁钱凯港全景图源:中远海运港口

例如,巴西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全球重要的农业生产国。巴西的农产品、矿产和其他商品,需要通过各种物流渠道进入国际市场。如果未来能够逐步建立贯穿南美洲东西方向的铁路网络,将巴西和秘鲁的交通基础设施连接起来,再与钱凯港形成联系,那么南美洲内部的经济地理格局就有可能发生重要变化,也意味着南美洲与亚洲之间可能出现新的贸易机会。

我认为,这正是中国长期经济规划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中国不会只看一座港口本身,而是能够从更大的交通、物流和贸易网络出发,思考不同基础设施之间如何形成联系。

当然,横贯南美洲的铁路网络仍然涉及大量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推进的实际问题,包括建设成本、地理条件、环境因素,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协调。但是,长期规划的意义就在于此。你首先需要知道自己希望建立怎样的经济联系,然后再逐步寻找实现目标的方式。很多基础设施项目,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完成。它们需要持续投资,也需要合作伙伴长期保持沟通。

对于拉丁美洲来说,这种合作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拉美国家不仅需要向外部市场出口原材料和农产品,也需要改善本国的基础设施,提高物流效率,并且逐渐发展更完整的产业体系。而中国恰恰在这些领域积累了大量经验。正如钱凯港所代表的,不只是中国和秘鲁之间的一个投资项目,而是亚太与南美洲之间经济联系不断深化的一种体现。

从这个角度看,APEC的意义就更加清楚了。亚太地区并不是一个彼此孤立的市场集合,而是一个通过贸易、运输、投资和产业合作不断加强联系的经济空间。智利、秘鲁等拉美经济体与亚洲的联系,正是这一经济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西虽然不是APEC成员,但作为南美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同样可以通过与太平洋沿岸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贸易合作,参与到更广泛的跨太平洋经济网络之中。

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与拉美之间的合作,不会只是简单的商品买卖。双方可以讨论如何改善运输体系,如何提高物流效率,如何发展制造业,以及如何利用新的技术促进经济增长。这些合作能否真正产生长期效果,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够从各自的经济发展需要出发,找到共同利益。

中国的经验,全球南方究竟可以学到什么?

我一直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对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长期规划。

我还记得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时,我正在香港。当时我就认为,中国有能力逐步实现这些产业发展目标。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中国过去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取得的成果,也了解中国长期推动产业升级的方式。

如果一个国家希望发展先进制造业,就不能只依赖短期市场机会。它需要制定长期目标,发展教育和技术人才体系,持续建设基础设施,并且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积累能力。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

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今天这样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早期,中国需要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学习其他国家是如何进行工业生产的,经济特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通过开放市场、引进投资和学习国外经验,逐步扩大自己的工业能力。

当然,在最初发展阶段,中国企业也需要学习其他国家生产的机械、设备和产品。但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它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技术能力,开始设计和制造自己的产品。这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国家真正实现工业化,不能永远停留在简单模仿和加工的阶段。它必须逐渐形成自己的技术、产业和创新能力。

中国今天在许多制造业领域取得的成就,都是通过这种长期积累实现的。新能源汽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中国企业并不是突然之间就能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动汽车。它们首先研究传统汽车产业的发展经验,学习相关的技术和生产方式,然后逐渐发展自己的电池、电机、电控以及整车制造能力。在此基础上,中国又把自己的产业优势应用到新能源汽车领域。

今天,中国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世界许多市场,其他国家也开始研究中国在这一产业中的发展经验。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先学习,然后改进,最后形成自己的创新能力。

中国在其他技术领域的发展,也存在类似过程。例如,中国的电子产品制造商长期研究和学习世界先进技术,逐步提高自己的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和研发能力。如今,一些中国企业已经能够生产具有很强国际竞争力的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

这些成果并非偶然出现。它们来自持续投资、技术积累以及长期产业规划。对于很多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些经验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们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发展本国工业。

很多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缺乏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它们能够出口矿产、能源或者农产品,却必须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工业制成品。如果这种经济结构长期得不到改善,它们就很难真正提高本国的生产能力。

因此,我认为,中国可以向这些国家介绍自己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例如,中国如何推动工业化?如何建设经济特区?如何吸引投资?如何培养技术人才?如何逐步建立国内产业链?这些问题,对于非洲、拉丁美洲、中亚和其他全球南方地区的国家而言,都具有现实意义。

但这里需要强调一个重要原则:我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应该直接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的模式适合中国自己的历史、人口、文化和经济条件,其他国家也有各自的现实情况。真正有意义的合作,是中国分享自己已经尝试过的办法,以及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其他国家可以根据本国的条件,决定哪些经验值得借鉴。例如,中国曾经通过经济特区推动开放,但一个非洲国家或拉美国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产业基础、人口规模和地理条件,设计不同的经济发展政策。重点不是复制某种制度,而是理解一套发展经验背后的逻辑。

我认为,这也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开展合作时可以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中国不仅可以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产品和技术,还可以分享自己从工业化过程中获得的经验。而且,中国也不是只向其他国家输出经验,它同样需要了解合作伙伴的市场、社会和文化。

例如,中国企业进入巴西市场时,就必须理解巴西消费者的需要。比亚迪在巴西的发展,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中国企业不能简单地认为,一款产品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就一定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在巴西取得成功。企业需要派遣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了解当地市场,研究消费者的习惯,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产品和经营方式。

比亚迪汽车正在巴西的工厂中生产

比亚迪汽车正在巴西的工厂中生产 路透社

这就是本地化。我认为,本地化不仅是企业经营中的一个技术问题,更体现了对于当地社会的尊重。如果你希望真正进入一个国家的市场,就必须了解当地的人。你需要理解他们的语言、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合作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也正在提供新的机会。中国对于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理解,是如何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经济和社会活动。例如,利用AI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企业经营,帮助不同行业完成技术升级,以及让更多人能够使用新的数字工具。

人工智能不仅应该成为少数大型企业的技术资源,也可以成为普通企业和个人改善工作方式的工具。尤其是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如果新的技术能够以更加开放、更加便利的方式被使用,那么它就有可能降低这些国家参与数字经济的门槛。

无论技术如何发展,真正重要的仍然是实际应用。一项技术是否有价值,最终要看它能否帮助人们解决现实问题。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在我看来也可以用类似的逻辑来理解。它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奇迹,而是通过长期努力,不断试验、学习、调整,最终逐渐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这种务实精神,是其他国家真正值得借鉴的东西。

从贸易到相互理解,全球南方需要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如果说贸易、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能够帮助不同国家建立经济联系,那么我认为,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让不同国家的人民真正了解彼此。

我长期在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旅行和工作,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许多国家之间存在的信息和文化障碍,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即使两个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它们的普通民众也未必真正了解对方的社会。

例如,中国与巴西之间有大量贸易往来,中国企业也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拉美市场,但有多少巴西普通民众真正了解中国的发展过程?又有多少中国人真正了解巴西的社会结构、政治文化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种理解上的不足,会直接影响两国之间更深入的合作。

因此,全球南方国家需要建立更加紧密的媒体和信息交流网络。例如,中国媒体可以与巴西、非洲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媒体建立合作关系。双方可以分享报道、互相转载有价值的内容,也可以共同开展采访和调查。一篇中国媒体撰写的报道,可以经过翻译之后进入巴西或非洲的媒体平台。同样,一篇来自拉丁美洲的深度报道,也可以被翻译成中文,让中国读者更直接地了解当地正在发生什么。

这听起来似乎并不复杂,但真正实现并不容易。因为不同国家的媒体,拥有不同的工作方式、新闻环境和受众群体。而且,跨国媒体合作不能只依赖机构之间的正式协议,它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如果你希望与一个国家的媒体建立长期合作,最好能够真正认识对方、了解他的工作、知道他关注什么问题,以及双方可以在哪些领域开展合作。这种信任需要时间来积累。

我认为,年轻一代媒体工作者在这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他们熟悉互联网,也更容易接受新的技术和传播工具。特别是今天,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正在迅速发展。

过去,如果你不懂西班牙语,就很难直接与拉美的一些学者和记者交流。如果你不懂中文,也很难理解大量中国媒体发布的内容。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你可以用一种语言写邮件,对方用另一种语言回复,而AI工具能够帮助双方迅速理解彼此的意思。这使得过去很难建立的跨国联系,变得越来越容易。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变化。语言障碍不会立即消失,但技术正在帮助我们逐步降低这种障碍。

然而,语言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即使你能够把一篇中文文章准确翻译成英语、西班牙语或者阿拉伯语,也不意味着当地读者就一定能够理解其中所有的文化和历史含义。

中国拥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文中也有许多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和比喻。我一直非常喜欢中国人在表达复杂问题时使用的形象化语言。例如,“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表达。它用一个简单的画面,解释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发展哲学。当你面对一个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时,不能指望在开始之前就知道所有事情,你必须尝试、必须在实践中学习,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己的选择。

这其实非常符合我对于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的理解。中国的发展不是依靠某种一开始就被设计得完美无缺的方案。它需要不断试验,不断吸收经验,并且从失败中学习。但如果你直接把“摸着石头过河”翻译给一位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他未必能够立即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因此,真正优秀的国际传播,不只是语言翻译,还需要理解目标受众的文化,寻找他们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表达方式。例如,你可以在西班牙语或者阿拉伯语中,寻找具有类似含义的比喻,或者通过具体案例,向读者解释中国如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试验和调整政策。这样,对方才可能真正理解你想表达什么。我认为,这是中国国际传播中非常值得继续探索的方向。

中国拥有大量可以向世界介绍的实际发展经验。例如,高铁建设、基础设施、制造业、技术创新,以及如何改善普通人的生活。但如果你只是反复告诉外国读者,中国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他们未必会产生真正的兴趣。你需要让他们明白,这些经验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例如,一个希望发展工业的非洲国家,可以从中国的制造业发展经验中学到什么?一个需要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的拉美国家,能否借鉴中国建设铁路和港口的经验?一个希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家,能够从中国企业的技术积累和产业政策中获得哪些启示?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具体的故事和案例,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那么不同国家的读者就更容易理解中国经验的价值。这不是要求别人复制中国的道路,而是向他们介绍一种可能性。

中国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尝试过某些办法,其中一些取得了成功,也有一些需要不断调整。其他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条件,尝试适合自己的方法。我认为,这种交流方式,比简单的抽象宣传更有说服力。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了解当地社会。我在很多国家旅行时都发现,仅仅通过新闻报道了解一个国家,往往是不够的。如果你真正来到当地,与普通人交谈,观察他们的生活,就可能发现很多此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走向海外,但如果希望真正扎根当地,就必须深入了解当地的市场、文化和制度。不能只看到一个国家有多少人口、有多大的消费市场,还需要知道当地消费者真正需要什么,社会如何运转,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怎样的文化差异。

媒体工作同样如此。如果你希望报道一个国家,就应该尽可能接触当地的人,而不是只依赖其他国家媒体提供的二手信息。我认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未来应该进一步加强这种直接联系。可以邀请外国记者和学者来到中国,亲自观察中国的发展。中国记者也应该有更多机会前往世界其他地区,与当地学者、企业和普通民众直接交流。大学、研究机构和媒体都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

而且,交流应该是双向的。中国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拉丁美洲,拉丁美洲也需要了解中国。中国需要了解非洲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非洲国家也可以通过直接交流,了解中国的产业和技术经验。只有真正理解彼此,合作才可能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上。

这里,我还想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坚持事实,保持务实。如果你希望建立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能力,首先必须尊重现实。你需要了解自己正在报道的事情,并且用具体的事实支持自己的判断。如果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就很容易产生误解。同样,如果发现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理解存在偏差,也应该愿意听取不同意见,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这种学习过程不应该停止。

今天,中国不仅能够向其他国家提供产品,也可以分享经验。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和媒体也需要继续向其他国家学习。这种相互学习的过程,本身就是国际合作的一部分。

从1994年我第一次参加APEC会议,到今天我们讨论深圳APEC,三十多年间发生了太多变化。但我认为,有一个基本问题始终没有改变:不同国家究竟应该如何通过合作,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

今天,这个问题有了更加丰富的答案。贸易当然重要,但合作不应该只停留在贸易本身。港口、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可以帮助不同经济体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制造业和技术合作,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人工智能和数字工具,可以降低跨国交流的门槛。而媒体、教育和文化交流,则可以帮助不同国家的人真正理解彼此。这些领域看似不同,实际上存在密切联系。

如果两个国家希望长期开展经济合作,就需要了解彼此的市场和社会。如果希望进一步发展产业合作,就需要建立技术交流和人才联系。如果希望减少误解,就需要更加直接、更加真实的信息传播。

我认为,未来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应该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发展条件,不可能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现成模式。但不同国家可以分享经验,学习彼此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且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寻找合作机会。

真正有价值的国际合作,不是要求其他国家按照某一种固定方式发展,而是帮助不同社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这需要长期规划,也需要耐心,更重要的是,需要真正愿意理解对方。

三十多年前,亚太国家讨论如何通过自由贸易加强经济联系。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经济联系能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而在我看来,下一阶段值得期待的,是这种联系能否进一步转化为更加深入的产业合作、技术交流和相互理解。

这也是为什么,在深圳APEC即将举行之际,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回顾过去三十多年的变化。因为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些变化,就能更好地理解亚太合作未来还有哪些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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