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2日，美国纽约，迈克尔·伍德福德为学生授课。图：视觉中国
【财新网】“这是巨大的荣幸。我很惊讶，但非常高兴。”接起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电话并被问及获奖感受时，现年71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听起来难掩激动。
北京时间2026年10月12日傍晚，第58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伍德福德和83岁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巧合的是，他们二人均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
值得一提的是，由人工智能（AI）变革驱动的预测网站，为今年竞猜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谁家增添了几分“技术流”。在美国预测网站Polymarket上“真金白银”的押注中，诺奖得主这一“书呆子”话题引来的关注有限，押注总额仅为11万美元，其中伍德福德以5286美元的注额位列第六，次于注额1.85万美元的加籍美国经济学家Ariel Pakes、注额1.5万美元的美国斯坦福技术经济学教授Susan Athey等人。
但从学术引用角度而言，伍德福德颇具竞争力。就在不到一个月前，伍德福德与包括Susan Athey在内的另外三名经济学家，获得了学术研究平台科睿唯安（Clarivate）发布的2026年经济学引文桂冠奖，该奖项综合评估论文被引用次数、高被引用论文数等可量化指标。
伍德福德获得引文桂冠奖的研究是“让中央银行转向强调前瞻性指引”，这与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的诺奖颁奖辞类似，“这些模型目前被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和政府所使用”，“当政府和中央银行传达其经济政策计划，就可以影响（企业和家庭）对未来的看法，从而引导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近五年来第二次落入研究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手中。2022年，美联储前任主席伯南克、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戴蒙德和华盛顿大学银行与金融学教授迪布维格，因三人在银行与金融危机领域的研究获得诺奖。
“半路出家”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科。对我而言，它的迷人之处有两个方面，它不仅可以定量地、高度严谨地分析研究，同时也涉及政治和公共政策、关注人的事务。”伍德福德在2026年9月获得引文桂冠奖后的采访中谈道。
“我觉得有机会同时处理这两种考量，并且用一个方面加深对另一方面的理解，是这个研究领域特别有收获的地方。这种双重性在我研究最多的货币经济学和货币政策领域尤其明显。”伍德福德直言，“货币经济学的技术性与人们试图处理这些现象、相关制度和讨论这些问题的不同方式之间的对比，使这个领域格外迷人。”
伍德福德于1955年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工业城市奇科佩（Chicopee）。“当我还是孩子时，在我的想象中，研究工作会是我喜欢做的事——我喜欢给自己找一些研究项目、试着了解某个领域，幻想自己找到伟大发现。但我当时并没想到自己会将研究作为终身事业。”伍德福德在前述采访中回忆道，“即使是在大学里，我也没有立即走上一条明显通往学术世界的‘康庄大道’……我不是由老师手把手带着、一步步成为学者的那种学生。”
和2026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相比，伍德福德的“入门之路”堪称曲折。
进入大学后，伍德福德本科学习的是物理学，随后转向研究认知科学，1977年取得了芝加哥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随后，他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专长，只知道自己比较擅长论证、擅长阅读，能理清比较复杂的论据链，所以我认为也许我可以成为一名律师。”但在学习的过程中，伍德福德逐渐发现“所有法律的抽象概念都或多或少和经济有关，我觉得必须好好研究经济”，这才坚定了他学习经济的念头。
“一开始他们并不认为我会成功。当时（耶鲁大学）经济学研究生项目的负责人告诉我‘法学院大学生在这里从来做不出什么成果’，所以我只好先完成法学博士学位，再申请另一所大学的经济学学位。”伍德福德在一次采访中坦陈。
1980年，伍德福德进入MIT学习经济学。他在博士项目伊始的心境，或许不难引起一些经济学子的共鸣。“我其实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属于这里。我的大多数同学学习经济的时间比我长得多，有些人高中时就决定要学习经济，甚至还没念博士就有论文发表了，所以我需要花更多的功夫来追赶他们。”尽管如此，第二年他就被选为1981年首届“麦克阿瑟天才奖学金”的获得者。
此时，经济学界正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方法论的论战之中，一方代表凯恩斯主义传统、坚持政府在必要时进行干预，另一方则延续古典主义思潮、坚持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美国的主要经济学强校也因此被划入不同阵营——最为脍炙人口的“昵称”就来自2026年另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罗伯特·霍尔，前者为“咸水派”，后者以芝加哥大学为代表，称为“淡水派”。
MIT被视为“咸水派”，属于凯恩斯主义阵营，代表人物包括原MIT经济学教授、新凯恩斯主义开山泰斗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但同时，校内也有不少坚持古典主义传统的学者，例如198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这两位“前辈”的名字均见于伍德福德的博士论文致谢中。
1983年，伍德福德在当时MIT副教授、后来的美联储顾问和明尼苏达大学教授蒂莫西·基欧（Timothy Kehoe）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跨期经济学论文选（Essays on Intertemporal Economics）》。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伍德福德与霍尔尚未共同著有任何论文，但他们都曾受教于索洛。霍尔是索洛门下的第五位诺奖获得者，索洛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而伍德福德在博士论文致谢时，感谢索洛帮他“区分真正重要的问题与仅有技术意义的小节”。
通往经济学的“花式经历”让伍德福德感慨良多。“我认为从这样一条不太寻常的道路进入这个领域对我有好处。”他直言，“我进入这个领域时，很清楚经济学的这些思想为什么重要，不仅对经济学家而言重要，对经济学以外的人也同样重要——我可以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研究这个学科，我对那些授课内容中的‘留白’和争议非常敏感，我认为这最终使我能够做出更原创的工作。”
哥大“挖角”
从MIT毕业后的次年，伍德福德第一次来到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经济学系的一名助理教授。1986年，他加入芝加哥大学，先后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1995年后，他转投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而后成为经济学和银行学教授。2002年至2003年间，他申请了学术休假，期间曾担任美联储理事会货币事务部的访问学者，并在哈佛大学和欧洲中央银行担任访问学者。
同样在2003年，伍德福德完成了后来被誉为“央行圣经”的货币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利率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这本书的大标题“利率与价格”延续了他十分认可的斯德哥尔摩学派经济学家维克赛尔（Knut Wicksell）此前的德语著作，后者论述了利率可以帮助保持价格稳定。2007年伍德福德获得德意志银行金融学奖时，这本书被称赞为“学术经济学家及央行家迅速学习货币理论和分析的标准参考书”。
此时，哥伦比亚大学向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抛出“橄榄枝”。
尽管经济学研究炙手可热，曾经辉煌的哥大经济学系彼时面临着不小的困境。2001年以来，哥大经济系的核心教职队伍面临“老龄化危机”：不仅70岁以上的终身教授人数已经超过50岁以下的年轻教授人数，就是少数“年轻力壮”的优秀教授也面临着来自其他院校的持续挖角，纷纷跳槽。
为了扭转颓势，哥伦比亚大学于2002年聘请时任密歇根大学校长的李·博林格（Lee Bollinger）出任新校长。他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振兴哥大经济学系，为此投入1000万美元赞助13个新教职以吸引学界的新兴力量，以期由此形成优质院系吸引优质人才的正向循环。
但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03年，时任哥大经济学系主任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Davis）将目光投向当时47岁的伍德福德，试图说服这位崭露头角的学术新星。从资质来看，伍德福德在普林斯顿大学时就有着乐于指导学生的好名声。
跳槽毕竟是双向选择，伍德福德的天平一端也在不断加码。他在研究生时期的好友、经济学家史蒂芬·泽尔德斯（Stephen Zeldes）刚刚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终身教职，并且极力劝说伍德福德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伍德福德自己也认为机会难得，他的妻子、经济学家阿吉娅·斯波尔多尼（Argia Sbordone）当时有可能在纽约联储找到新工作，而他的女儿渐渐长大、即将步入高中，如果要搬家，最好在那之前。
最终吸引伍德福德的是哥大经济学系为他描绘的院系建设蓝图，“临危受命”的系主任戴维斯认为，如果大刀阔斧地招揽一批志士，未来就能吸引更多人才。伍德福德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起自己当时的想法，“如果能坐上一个可以放手大干的位置，一个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缩手缩脚的试探则受制于各种协调问题，很难走很远。”
2004年4月，他正式入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据当时媒体报道，伍德福德是“领头羊”，“他离开普林斯顿的决定，促使其他许多人也做出了各自的重大决定。”
主要成就：新凯恩斯主义框架
伍德福德在经济学界的地位颇高，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以及计量经济学会、经济理论促进学会和经济计量学会的会士。
他的成就覆盖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在理论建树方面，伍德福德被瑞典皇家科学院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关键建筑师”。他的专著《利率与价格》总结并发展了新凯恩斯主义框架，提出了“三方程模型”。
第一个方程是前瞻性IS曲线，刻画家庭的跨期消费选择，即当前总需求取决于实际利率以及家庭对未来收入和利率的预期，而不是当期收入本身。
第二个方程是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论证企业无法随时调整价格，每一期只有部分企业有机会调价，调价的企业也是基于对于未来的预期，因此当前通胀既取决于当前的需求压力，也取决于人们对未来通胀的预期。
第三个方程是货币政策规则，描述央行如何根据通胀和经济状况设定利率。伍德福德指出，央行的行为是经济模型的内部因素，左右市场主体的预期从而影响政策效果。
在影响中央银行的政策实践方面，伍德福德的理论对于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价格调控和前瞻性指引都有奠基意义。他的一项标志性贡献，是引入“自然利率”的概念，并论证央行应当通过利率而非货币数量来调控经济——将价格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如今已经被中央银行广泛接受。
此外，由于伍德福德提出央行的行为左右了市场主体的预期、从而显著影响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他也为后来的“前瞻性指引”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颁奖典礼上通过电话答媒体询问时，伍德福德将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框架的变革视为其理论的一大有力证明。彼时，传统货币政策不足以应对挑战，最终使得各国央行不得不选择零利率政策。“后来美国、瑞典等许多国家度过这一挑战的方式之一是引入前瞻性指引。另一大方式是对金融市场的必要干预，包括央行购买金融资产。这些都可以通过新框架来理解。”
除了开山之作《利率与价格》，他在经济学高等教育方面著作累累，与奠定了“泰勒原则”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泰勒（John Taylor）合作编辑了课本《宏观经济学》、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合作编辑《货币经济学》；此外还和美联储前主席、央行家伯南克合著了《通货膨胀目标制之争》。
在摘下诺奖的桂冠之前，伍德福德已经将经济学领域的多个重磅奖项收入囊中，并广泛获得政策界的认可。2007年，法兰克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授予他德意志银行金融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对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开创性贡献。颁奖词指出，伍德福德构建了一套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货币宏观经济学理论，通过分析预期和沟通在货币政策实施中的核心作用，证明了该理论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
2012年，美国经济正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缓慢复苏阶段。8月，伍德福德在美联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发表演讲，比较了在利率接近零下限时两种货币政策选择：前瞻性指引和量化宽松（资产负债表）政策，肯定了前瞻性指引的作用，建议政策制定者应该向公众承诺未来政策的明确标准。尽管并非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四个月后，美联储确实采纳了前瞻性指引。
2018年，他获得法国银行/东京经济学院货币经济学奖。这一年5月，伍德福德就曾受瑞典皇家科学院邀请参加“诺贝尔研讨会（Nobel Symposium）”，阐述他的研究对于货币政策和货币经济学的启示。
这一学术活动自首次举办距今已有61年历史，由诺贝尔基金会立项、瑞典皇家科学院管理，五个学科每年各办一场，旨在探讨相关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或具有重要文化或社会意义的话题。这一活动和诺贝尔经济学奖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不过确实有受邀参加研讨会的嘉宾数年后获得诺奖的先例，比如2024年的诺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