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街头紧张局势持续数周不断升级后，我和妻子决定带着我们六岁的女儿趁周六抗议活动期间出城逛逛。当主要示威队伍于下午2时在共和国广场集结时，我们正在巴黎东南部枫丹白露附近的森林里徒步，这里曾是法国国王们的秋日行宫和狩猎场。

乘火车返城后我们步行前往地铁站，途中闻到空气中弥漫着催泪瓦斯的刺鼻气味。我们公寓附近的地铁站已关闭，于是我们在附近的另一个站下车，发现一群青少年正挤在出口楼梯下分发冠病疫情时期的那种口罩。我们每人拿了一个口罩，就在这时一股催泪瓦斯扑面而来，我们眼睛灼痛，只能慌忙沿楼梯跑回地铁站台方向。

没人能够避开这场自9月下旬在法国高中爆发的抗议活动。就像世界各地的同龄人一样，这里的许多年轻人对未来失去了希望。受紧缩政策和财务压力的困扰，他们学校的状况日益恶化。一些教师不堪恶劣的工作条件而缺勤，却无人顶替。今年夏天还是法国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年轻人知道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甚至更糟的夏天，而他们看到那些掌权的成年人对此几乎无动于衷。

学生抗议活动开始不久后，各政治派别——有些出于善意，有些则不然——便试图借此运动抬升自身声势。但尽管政治角力不断，学生始终是这场运动的核心。

街头抗议是法国的一种国民仪式。2023年，当总统马克龙宣布计划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时，大规模示威随之爆发。这项改革最终成为法律，抗议活动也随之平息。作为其核心的年龄相关措施后来被暂停，推迟至2028年实施。

但这一次却看不到类似的结局。法国政府可以撤回法案，也可以对其进行修改以确保通过。但当今的政府似乎无力通过立法来创造年轻人所期望且应得的未来。

随着2027年总统大选临近，极右翼在民调中风头正劲，我接触过的某些人预测抗议活动将助推极左翼势力。但无论出现哪种情况，中间派都已无以为继。而且我很难在这里找到任何人认为中间派值得维系，甚至希望它能维系下去。

这将把法国带向何方？目前学生们的诉求大多尚不明确。许多年长的抗议者关注的是生活成本的上涨，这与其他地方所提到的“可负担性”一词不谋而合。抗议活动结束的第二天，新闻头条都在探讨谁该为暴力事件负责。但我怀疑最关键的问题或许在于代际差异。如果年轻一代看不到自己的未来，那任何国家都无法拥有美好的未来。

或许有一天这些抗议将被视为老一辈的诉求与年轻一代的前景之间对峙的开端。政治长期以来都是围绕阶级、民族归属、宗教或身份认同来组织和运作的。年龄会成为政治的决定性分界线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需要更深入地思考权力和机会在代际间是如何分配的。

青年政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68年巴黎街垒抗争的幸存者如今都已退休。当前与养老金相关的缴费支出约占法国教育部预算的1/3。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该部的养老金成本核算方式有关，但这一数字依然能说明一些问题。

随着公共债务不断攀升，以及对政府借贷的担忧日益加剧，关于法国是否还能负担得起其福利国家体系的讨论甚嚣尘上。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法国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福利国家以及其优先事项应该是什么。政府如何既能保障民众的晚年生活——这是20世纪民主制度的一大成就——又能为年轻人提供一个拥有体面未来的机会？

这些问题远非养老金权益与教育支出之间任何真实或想象中的零和博弈所能涵盖。这不仅关乎教育质量，更关乎我们如何应对全球变暖和人工智能的崛起。

老一辈在政治上无法撼动。他们投票人数众多，其选举影响力也随着法国人口老龄化而日益增强。相比之下大多数高中生还未达到投票年龄。

老一辈人还占据着许多行使正式权力的职位。目前为止学生们自己并未将诉求明确指向老一辈。但如果这些抗议要产生持久的意义，那将是因为它们标志着一种新政治的萌动——在这种政治中，年轻人要求在决定他们自身前景以及地球未来状况的条件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在步行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一群群戴着面具的青少年双腿悬空坐在圣马丁运河上的行人天桥上，看着垃圾桶燃烧。这条运河上的桥梁在1848年“六月起义”期间也曾发生过血腥战斗——当时巴黎工人与国民自卫军及其他政府军展开了对抗。那个时代有着不同的政治分野，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分野如今才初现端倪。

乔纳森·莱维是巴黎政治学院历史学教授，著有《美国资本主义的时代：一部美国史》（Age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Random House, 2021）和《真实经济：历史与理论》（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