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董事会于11月11日接受了创始人黄仁勋同时辞去总裁(President)、首席执行官(CEO)和董事(member of the Board)三个职务。当日,公司董事会任命公司现任的执行副总裁和首席财务官Colette Kress兼任临时首席执行官,并在公司历史上首次任命一位董事会主席(Chair),即自1993年起开始担任董事的Harvey Jones。
根据现有公开事实,黄仁勋的辞职或许是“不幸”中最好的选择,辞职的意义在于尽快把被调查的个人和仍在有序运转的上市公司主体快速切割,是应对美国出口管制、上市公司治理和证券相关法律义务最干净的路径。
美国出口管制的威力最大,相关法律和法规都非常严格,对公司和个人都有严格的要求。《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和《出口管理条例》,把出口许可、视同出口和内部合规义务同时加在公司和相关人士上。公司必须管理谁有权接触受控物项、如何持续性满足出口许可条件,以上都是公司持续性的合规业务。违反这些持续性合规义务,可能造成出口许可被推迟、支付罚金等责任,如果被证明是故意违法,对相关个人最高可处不超过20年的有期徒刑和相应罚金。
如果黄仁勋仍在位,美国监管机构就更难把调查收在只针对黄的个人范围,也更容易把问题看成是整个英伟达内部的持续合规性问题。如在未来,美国监管的调查扩大到整家公司,出口许可和正常经营会同时承压。对公司来说,其真正的压力在于出口许可掌握在美国的监管部门手中,调查一日未结束,经营权限就可能持续受影响。
这也正是出口管制在本案中特别有力的原因:它管的是公司能不能继续和海外做生意,而不只是黄仁勋个人在未来会不会被定罪。
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英伟达本身是一家特拉华州设立的公司,需要遵守特拉华州公司法。根据特拉华州公司法,管理层一般可由董事会免职,董事的移除则要靠股东决议或其自行辞任。黄仁勋持股约3.5%,公司为单一类别股份,并没有高投票权安排,他并不能靠股权结构控制董事会的决定。因此,免职投票一旦公开进行,董事会将被迫在美国政府的调查尚未结束时,对是否让黄仁勋继续掌管出口合规作出公开表态。
未来如果他仍在位,董事的监督责任会被追问得更紧;强行免职,又可能造成公司内部最高层面的治理公开决裂。主动辞任,使各方都不必走到决裂的那一步,也能把日常经营和合规决策交到未被一同调查的其他管理层人员手中。
最后,再看美国证券法相关的披露义务。证券法中有一系列持续披露性义务,比如要求公司对重要职务变动、调查进展和内控是否有效作出准确性的披露。如黄仁勋还在最高位置,公司一边宣布留任,一边解释正在调查,对证券市场的陈述口径和披露时点都会更难拿捏,可能的虚假陈述与内控失效的指控面也可能会被放大,股东诉讼也在所难免。
他离开后,公司已按证券法要求,以8-K表格如实报告了他的职务变动,在未来的证券披露义务中,可能会将披露焦点转到调查安排和继任问题,而不必持续解释为何最高负责人仍适合继续掌管合规。
需要强调的是,黄仁勋的辞职不是法律免责。既有的行政、民事乃至刑事责任,不会因为黄离开职位而消失,辞职并不等于黄仁勋或英伟达可以免于被追问。辞职只是先把治理结构摆顺,使公司仍能向监管机构、投资者和商业对手表明:决策权已经与被调查个人分开,这也是为什么公司和黄仁勋个人分别请律师团队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