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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养老金问题如何吞噬了西方国家?

金融时报分析说,20世纪中叶,高收入国家开始建立全民国家养老金制度,为大批陷入贫困的老年人提供保障。这项制度早就应该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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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老年人拥有住房的比例远低于今天,储蓄也十分有限。退休往往意味着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约有一半老年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贫困率是劳动年龄家庭的数倍。

当时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环境也有利于政府推行养老金制度。老年人口相对较少,劳动力规模庞大,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工资持续上涨。因此,只需要从劳动者收入中提取相对较少的资金,就足以支付新建立的退休金。

此后几十年,几乎所有这些条件都发生了逆转。

如今,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退休人口的贫困率已经降至所有年龄群体中的最低水平。有些国家的退休人口平均收入甚至超过了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人。由于大多数退休者拥有自己的住房,他们的住房支出也是最低的。

国家养老金正在吞噬越来越多的政府财政资源和年轻劳动者的收入。为了向迅速老龄化的人口支付越来越丰厚的退休福利,各国政府不得不提高税收、削减公共服务支出,或者任由债务不断膨胀。许多国家甚至同时采取了这三种做法。

如今,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政府每花费4欧元公共资金,就有1欧元用于支付养老金。

2024年,法国政府的养老金支出甚至超过了教育、警务、住房、基础设施和国防支出的总和。

事实上,法国政府每年列入教育预算的支出中,近四分之一用于支付养老金,而不是提供实际的教育服务。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共政策教授路易斯·加里卡诺说:“公众一直在讨论,养老金和其他与老龄化有关的支出从长远来看能否维持下去。但实际上,这些制度今天就已经无法持续了。”

他接着说:“整个制度之所以还能勉强运转,只是因为我们牺牲了其他领域的支出,为养老金提供资金。所有面向未来的投资都在受到挤压。”

这个议题对经济的影响极其深远,在选举政治中也格外敏感。

今年,法国、比利时和希腊爆发的抗议活动,反映出公众对提高退休年龄的强烈不满。

在明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玛丽娜·勒庞表示,将推翻总统马克龙把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至64岁的养老金改革。

意大利工会也宣布将在星期五举行全国性罢工,要求提高养老金,同时阻止任何进一步推迟退休年龄的计划。

确保那些因年老而无法继续工作的人拥有足够维持体面生活的收入,仍然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但如今,各国政府必须回答一个新的问题:一项最初旨在保护老年人免于贫困的制度,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向最富裕群体提供额外福利的工具?

受到威胁的是社会成员之间那份不成文的契约。

劳动者发现,政府从自己工资中拿走的比例越来越高,公共产品和服务却不断恶化。税收没有被用于修补道路、维持治安或支持教育,而是越来越多地流向养老金。

从年轻人手中拿钱,交给老年人

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养老金主要依靠对现有劳动者征收的税款和社会保险缴费来支付。

随着预期寿命延长,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而出生率下降和工资增长乏力又限制了资金收入。

政府通常有两种办法维持收支平衡。

第一种是稳定或减少养老金支出,最常见的办法包括提高退休年龄、调整养老金年度增长公式,或者根据领取者的收入和资产状况决定发放金额。

第二种是增加收入,包括提高现有劳动者的税负,或者把原本用于其他公共事务的财政资金转向养老金。

几乎所有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都承担了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只是不同国家的程度有所差异。

在英国和美国,政府养老金支出相当于全国劳动者税前工资总额的20%,而1970年这一比例只有10%。

如果加上老年医疗支出,比例就超过25%。西班牙达到40%,法国更达到50%。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西尔万·卡特琳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养老金如何加剧代际不平等。

他说:“生产率增长疲弱,既限制了工资上涨,也压缩了用于支付养老金的税基。”

“如果通过提高税收来填补资金缺口,劳动者的税后收入就会进一步减少,储蓄也会变得更加困难,财富将进一步向老年人集中。”

年长选民往往不愿意接受养老金也是一种社会福利的说法。他们经常认为,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不过是工作期间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返还给自己。

但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如今的退休者从国家领取的养老金,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工作期间缴纳的金额。

大多数国家实行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今天发给退休者的钱,来自今天劳动者缴纳的税款和其他费用。因此,人口结构变化会直接影响养老金制度能够提供多少福利。

英国和法国的婴儿潮一代,预计从国家领取的养老金总额,接近他们这一代人在工作期间缴纳的税款和社会保险费的两倍。

在西班牙,较早出生的婴儿潮一代,预计领取的养老金将达到缴费总额的三倍左右。

相比之下,出生率下降、劳动力人口萎缩,以及不断提高的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将使后来几代人得到的回报大幅缩水。

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年轻一代未来领取的养老金,可能只能勉强抵消他们工作期间缴纳的费用。

因此,对于千禧一代和Z世代来说,等到他们退休时,公共养老金可能真的只是把过去缴纳的钱返还给他们。

但对于今天的退休者而言,养老金实际上是一项相当丰厚的公共福利。

住房负担能力不断恶化,又进一步扩大了代际差距。

今天三四十岁的人,未来退休后仍需在私人租赁市场租房的比例,很可能远高于他们父母那一代。

经济处境的逆转

过去几十年,养老金制度不断扩大,但许多高收入国家却经历了经济冲击和长期停滞。

年轻劳动者的工资和整体经济产出几乎没有增长,退休人口的收入却持续稳步上升。

自2008年以来,西班牙人均GDP增长所带来的新增经济资源,有三分之二流向了养老金。法国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一。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也存在类似现象,只是程度没有这么严重。

在一些欧洲国家,扣除住房成本后,退休者的收入如今已经超过劳动年龄人口。

英国退休者的收入正在迅速追赶年轻成年人,美国退休者的收入则已经与年轻成年人持平。

学生贷款等额外负担不断挤压年轻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多二三十岁的人正在向已经退休的房东支付房租。

年轻人与老年人经济地位发生逆转,最明显的证据来自消费模式。消费基本上可以用来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

纵观历史,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收入国家的年轻和中年成年人仍凭借劳动收入,享有社会中最高的生活水平,而退休者通常处于经济社会阶梯的底部。

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

从美国、英国、爱尔兰,到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60岁以上家庭平均消费的商品、服务和住房资源,已经超过劳动年龄家庭。

养老金越来越不只是把资金从年轻人转移给老年人,也在把资金从相对贫困的人转移给富裕的人。

在许多富裕国家,退休家庭的贫困率已经从所有年龄群体中最高,降至最低。年轻人的处境却往往朝着相反方向发展。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上个月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社会保障支出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在把勉强维持生计的劳动家庭的收入,向富裕退休者转移。

预计未来十年,美国政府将向那些领取福利前每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退休者,支付总计约2万亿美元的福利。

工资增长疲弱和住房成本上涨,使许多年轻人和劳动年龄人口陷入经济困境。

如今,在不少国家,35岁以下的人比65岁以上的人更有可能表示,自己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食物或支付住房费用。

但政府仍然继续向退休者发放专门用于补贴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额外福利。

在英国,大约每5个18至34岁的人中,就有1人拖欠部分或全部家庭账单。65岁以上人口中,这一比例只有约四十分之一。

这种变化也正在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过去20年,美国几乎所有年龄群体成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都持续下降,唯一的例外是退休者。

自有相关记录以来,退休者如今首次成为生活满意度最高的群体。

其他高收入国家也出现了类似趋势。

对国家未来的威胁

今天的养老金制度,不仅经常把经济资源从年轻人转移给老年人,在许多情况下还把资源从经济困难的人转移给经济宽裕的人。

更深层的变化是,政府正在减少面向未来的投资,把越来越多的财政资源用于当下的收入再分配。

即使在那些明确从工资中扣除费用、专门用于支付养老金的国家,养老金制度也已经无法实现收支平衡。

以西班牙为例,目前专门用于养老金的社会保险缴费约占GDP的9%,但向退休者支付的养老金已经达到GDP的11%。

这2个百分点的缺口必须由政府一般财政收入填补。政府要么提高劳动者的税负,要么削减其他公共支出,也可能两种办法同时使用。

到2050年,西班牙养老金的资金缺口预计将扩大一倍以上,达到GDP的5%。

法国和德国的养老金制度面临类似困境,美国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

目前,美国主要通过消耗老年与遗属保险信托基金的储备来弥补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这个基金专门保存过去积累的社会保障缴费,预计将在2032年耗尽。

届时,美国将面临欧洲国家正在经历的同样困境。

在整个富裕国家群体中,为了给老年人福利腾出更多财政空间,政府长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断受到挤压。

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变化与老年选民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有关。相比其他群体,老年选民往往不太重视需要长期才能产生回报的公共项目。

美国联邦预算责任委员会主席玛雅·麦圭尼斯说:“政客们喜欢向老年人作出各种保证,却悄悄把账单留给未来几代人。”

“这种做法如今开始产生后果,年轻人开始反抗,完全可以理解。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长期维持这样一种制度:为了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牺牲对年轻人的投资。”

退休金还通过另一条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渠道侵蚀政府其他部门的预算,那就是待遇丰厚的公务员养老金。

公务员养老金占美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7%,英国为9%,法国为10%。

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能够达到北约长期以来设定的国防支出占GDP至少2%的目标,实际上也依赖于将规模可观的军人养老金计入国防支出。

解决办法其实早已存在

全民国家养老金制度在消除大规模老年贫困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使那些退休后缺乏其他收入和资产的人能够维持体面的生活。

但在许多国家,曾经让养老金制度如此有效的慷慨福利,如今已经发展得过了头。

未来的政策仍然必须确保老年人拥有体面的收入,同时削减过度丰厚的福利。

与许多复杂棘手的公共政策难题不同,养老金制度的解决办法其实早已为人所知,而且已经在不少国家得到成功实践。

法国的公共养老金待遇十分优厚,平均领取金额相当于普通劳动者工资的57%,因此不断陷入与养老金有关的政治危机。

法国政府债务目前已达到GDP的119%,政府债券利率在五个月内跃升超过1个百分点,年轻抗议者也走上街头。

丹麦则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制度。

丹麦的职业养老金主要依靠雇主缴费形成的投资资产提供退休收入,国家养老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则根据领取者的经济状况决定发放金额。去年,丹麦还将退休年龄提高至70岁。

丹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只有27%。

法国与丹麦之间的差距,归根结底取决于两个方面:年长而富裕的选民是否愿意接受国家福利不应无限增加,以及政治人物是否有决心推动必要的改革。

从理论上说,调整退休年龄是最容易实施的改革之一。

法国的退休年龄在同类国家中异常偏低,导致政府必须向人口中更大比例的群体支付养老金。

法国每将退休年龄提高一岁,每年养老金支出就能减少相当于GDP约0.33%的金额。

如果法国过去按照丹麦的路径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即使完全不削减养老金待遇,今天的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也可能接近70%,而不是120%。

由此节省的年度财政支出,相当于法国目前教育领域非养老金支出总额的近一半。

丹麦是众多将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变化自动挂钩的国家之一。

根据丹麦制度,政府每五年调整一次退休年龄。

调整仍须获得议会批准,而且要在批准15年后才正式生效。但由于调整已经成为制度中的常规程序,退休年龄改革的政治敏感性有所降低,不仅节省了数十亿美元,也减少了政治冲突和社会对立。

即使采取这种技术性较强的改革方式,也不能保证一切顺利。

意大利实行类似制度,但工会反对最近一次自动提高退休年龄的安排,促使总理梅洛尼考虑将退休年龄冻结在67岁。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则提出建立瑞典式养老金基金的计划。他认为,这可能成为改变现有制度的关键,但也承认相关立法将遭遇激烈争论。

相比退休年龄,更根本的问题是各国过度依赖国家养老金,而且养老金待遇存在不断向上调整的趋势。

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提议放宽英国养老金的“三重锁定”机制。

按照现行机制,国家养老金每年的涨幅由通胀率、工资增长率和2.5%三项指标中最高的一项决定。

调整这一制度可能缓解部分财政压力,但距离实现长期财政和社会可持续性所需要的深层改革,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许多国家早已明确,国家养老金不应成为退休者主要而丰厚的收入来源,而应发挥最低生活保障的作用,确保退休者的收入不会低于基本生活所需的水平。

在意大利,仅国家养老金一项,就相当于全职劳动者平均工资的71%。西班牙更达到80%。

但在丹麦、荷兰和澳大利亚,这一比例只有14%至29%。

后三个国家更加依赖强制性的雇主养老金制度,将缴费投入金融市场进行长期投资。

国家发放的养老金主要用于提供基本保障,重点帮助收入特别低的人。福利通常至少有一部分按照收入或资产状况决定发放资格和金额。

两种制度都成功降低了退休者的贫困率。

区别在于,丹麦式制度更加注重把资源用于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法国等国家实际上每年都在投入数十亿公共资金,资助中产阶级维持较高的消费水平。

改革究竟需要什么条件?

澳大利亚的养老金制度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明确原则:政府出资的养老金主要用于保障老年人的经济安全,而不是为所有退休者提供普遍而丰厚的收入。

自20世纪初建立国家养老金制度以来,澳大利亚几乎始终根据申请人的资产、收入或两者综合情况决定养老金待遇。

1992年,澳大利亚开始强制要求雇主为员工缴纳退休储蓄。目前,雇主缴费最低比例已达到员工收入的12%。

领取国家养老金的澳大利亚退休年龄人口比例,也从20世纪70年代的近80%,下降至今天的63%。

美国和英国已经在借鉴澳大利亚制度的第一步上取得进展。

英国实行雇员自动加入职业养老金计划的制度,美国则有类似的401(k)退休储蓄计划。这些安排正在为越来越多劳动者提供退休后的经济保障。

但只要政府继续用公共养老金补贴富裕退休者已经积累的退休储蓄,财政不可持续的问题就会延续下去。

设计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如何从现有制度转向新的制度。

政治人物必须坦率承认,今天依靠现收现付方式筹资的国家养老金制度,本身就存在难以长期维持的问题。

他们还必须说服选民接受一个现实:随着私人退休储蓄制度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原本面向所有人的国家养老金制度,可能需要更加集中地帮助真正需要保障的人。

英国和美国的养老金制度,在福利相对于收入的比例上,已经比富裕群体更加照顾低收入群体,但仍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

美国提出的改革方案之一,是将每对夫妇每年领取的社会保障福利上限设为10万美元。

加拿大则已经对高收入退休者削减国家养老金待遇。当退休收入达到约15.5万加元,也就是10.8万美元时,相关国家养老金支付额会降至零。

或许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来自瑞典。

20世纪80年代,瑞典的养老金制度迅速陷入难以维持的境地。

当时,瑞典实行全民养老金,待遇又与通胀率挂钩。在经济停滞的环境下,支付给老年人的养老金占用越来越多的财政资源,逐渐达到无法承受的程度。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经济衰退,使长期积累的危机突然变得十分严重。

瑞典议会因此成立跨党派工作小组,并于1994年通过了全面养老金改革。

改革包括几项关键变化。

首先,养老金年度调整不再与通胀率挂钩,而是改为与工资增长挂钩。

其次,根据预期寿命变化自动调整养老金支付水平。

原先向所有退休者提供的统一定额基本养老金,也改为更有针对性的补贴,重点帮助那些没有其他养老金收入或收入极少的人。

此外,与个人工作收入和缴费挂钩的国家养老金部分,从确定给付制改为确定缴费制,其中一部分缴费被纳入强制性投资账户。

这些改革成功控制了总体养老金支出,同时继续保护老年人免于贫困,并确保退休劳动者拥有相当稳固的退休收入。

瑞典的经验表明,重大改革是可能实现的,但往往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

而且,瑞典的改革也是在经历严重经济衰退后才得以推进。

如今,法国等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危机究竟要严重到什么程度,才能最终说服政治人物和选民接受同样深刻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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