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凤凰卫视报道，当地时间11月3日，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迎来第二任期以来最艰难的一场政治考验。多家机构的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已跌至30%左右，创下其在两届总统任期内的最低水平。

民调显示，中期选举前夕，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0%左右。（图源：路透社）

这一低支持率令不少共和党候选人选择与之保持距离。统计显示，在62场竞争激烈的国会选战中，约三分之二的共和党候选人以不同方式淡化与特朗普的联系。可以说，2026年中期选举不仅是国会席位之争，也是对特朗普执政表现及其政治路线的一次集中检验。关税、油价、战争、移民和身份认同等议题交织发酵，成为选民评价本届政府的重要依据，共和党候选人不得不面对这些政策带来的政治压力。无论结果如何，这场选举都将影响共和党的内部格局，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未来两年的政策走向。

特朗普支持率跌至低位，共和党选情承压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特朗普在10月初的支持率跌至30%，这是数十年来，美国总统在中期选举前夕录得的最低支持率。上一次出现类似情况，还要追溯到1946年时任总统哈里·杜鲁门执政期间。

中期选举历来是选民表达对总统不满、惩罚执政党的重要机会。自1946年以来的20次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属政党有18次失去了众议院席位，比例高达90%。2006年，小布什执政期间，共和党在众议院丢掉30席；2010年，奥巴马上任后的首次中期选举更让民主党损失了63席。

特朗普的低支持率不仅让共和党候选人面临选情压力，还促使他们主动与这位充满争议的总统拉开距离。

路透社10月7日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在62场竞争激烈的众议院和参议院选战中，有41场的共和党候选人采取了与特朗普保持距离的做法，占比约三分之二。其中，一些人公开反对特朗普在伊朗战争等具体议题上的政策，另有12名候选人从竞选网站上撤下特朗普的照片或背书，还有人选择缺席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或回避是否希望总统前来助选。

为争夺国会控制权，两党均投入巨额竞选资金。据广告追踪机构AdImpact预测，2026年选举周期的政治广告支出将达到116亿美元，超过2024年总统大选的112亿美元，创下美国选举周期的历史纪录。

资金分布同样呈现差异。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FEC）的数据，排名前50位的捐款者及组织迄今累计捐款约27.7亿美元，其中，共和党阵营获得约16.7亿美元，民主党阵营获得约8.32亿美元。前者约为后者的两倍，反映出两党在大额捐款资源上的差距。

2026年10月23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选举工作人员正在处理邮寄选票。（图源：路透社）

今年9月以来，特朗普旗下政治团体已投入近2.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通过关联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用于竞选广告。尽管投入巨大，特朗普的核心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公司”（MAGA Inc.）仍拥有可观的资金储备。该组织9月初账面现金约为4.16亿美元，截至10月14日仍持有约1.64亿美元。

为了宣传执绩，特朗普政府还动用了纳税人的钱投放电视广告，引发舆论质疑。其中一则广告几乎照搬了特朗普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的一支宣传片，只是将原有竞选口号替换为“由美国政府支付”。白宫则将这些广告解释为爱国主义公益宣传。

曾担任小布什总统高级顾问的卡尔·罗夫（Karl Rove）提醒说，特朗普应该警惕自己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政治负担。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指出，特朗普经常要求选民把他视为此次选举的候选人，但如果总统的支持率只有30%，这种做法或许只能动员那些本就坚定支持他，也愿意出来投票的选民，难以帮助共和党争取到更多选票。

罗夫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持续高企的生活成本、对经济状况的不满，以及对战争的厌倦，都可能削弱选民的投票意愿。

换言之，共和党面临的风险不仅在于反对特朗普的人增多，也在于原本支持他的选民逐渐失去参与投票的热情。对特朗普而言，支持者的投票动员能力减弱，或许比支持率下滑更值得警惕。

关税与战争叠加，民众生活成本高企

2024年大选期间，特朗普曾宣称“上任第一天就降低物价”，并承诺会将能源和电力价格降低一半，把汽油价格降至每加仑2美元以下，同时压低机票和住房成本。

但这些承诺大多未能兑现。相反，从大规模加征关税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与外部冲击相互叠加，进一步加重了美国民众的生活负担。两年过去，美国物价不降反升，生活开支持续走高。生活成本问题，成为共和党备战中期选举时难以回避的包袱。

眼下，美国家庭正承受愈加高昂的生活成本。（图源：盖蒂图片社）

首先是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重返白宫后不久，特朗普便推出所谓“解放日”关税，柑橘类水果、钢铁、香蕉、牛肉和汽车零部件等大量进口商品受到波及，进口成本随之上升。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大部分全球性关税措施后，特朗普又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普遍关税，再次抬高进口成本。

尽管关税名义上由进口商缴纳，但增加的成本往往会通过商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经济学家多次警告，关税可能推高通胀，最终由普通家庭为贸易政策埋单。白宫则辩称，对等关税既能增加财政收入、保护美国本土产业，也能推动制造业回流、创造就业岗位。特朗普政府还将其描述为贸易纠偏措施，称这是参照其他国家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水平，对进口商品加征相应税费。

更揪心的是，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并未被工资增长抵消。自2025年1月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平均时薪和物价均上涨了5.4%。这意味着，工资增长几乎被物价上涨抵消。扣除通胀因素后，美国民众的实际收入基本没有增长。

根据美国智库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今年9月发布的估算，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关税政策预计将在2026年使美国家庭平均增加约920美元的负担。

如果说关税让进口商品变得更贵，伊朗战争则进一步推高了美国人的账单。

今年春天，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与特朗普此前对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不同，这场冲突至今仍未平息。作为报复，伊朗袭击商船，并以布设水雷等方式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运输要道。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海峡通航受阻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供应紧张和油价波动。（图源：路透社）

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大量能源运输。2025年，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海运石油贸易和近五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贸易经由此处运往各地。冲突爆发后，海峡航运量大幅萎缩，全球能源供应受到冲击。美国随后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能源运输和供应压力。

国际能源署指出，伊朗战争是推动美国燃油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冲突不仅阻碍了中东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对海湾地区能源设施的袭击也影响了当地能源生产和供应。与此同时，俄乌战事持续冲击全球炼油设施，进一步收紧成品油供应。

能源市场的震荡很快传导至美国消费者。受中东战事影响，美国全国汽油平均价格始终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以上。对于每天开车通勤、或以汽车为生的人来说，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最终都会转化为加油站不断上涨的账单。

燃油价格上涨还可能通过运输、物流和生产环节，向更多商品和服务领域传导，进一步推高生活成本。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9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0.6%，过去12个月累计上涨3.7%。其中，汽油价格当月上涨9.1%，对整体CPI月度涨幅的贡献超过一半。

美国民众也越来越多地将生活成本上涨与伊朗战争联系起来。全球事务研究所（IGA）今年9月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81%的美国人认为伊朗战争在一定程度或很大程度上推高了生活成本。YouGov与英国《经济学人》10月进行的另一项调查显示，认为当地汽油价格正在上涨的受访者中，41%的人将原因归于伊朗战争，18%提及特朗普，另有17%笼统归因于战争。

特朗普曾公开承诺，中期选举前不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伊朗继续限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美国则维持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和能源运输的较量仍在持续。

而在选举之后，局势仍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据美联社10月28日报道，美国官员已私下敦促多个中东国家及地区盟友，为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及伊朗随之采取的报复行动做好准备。美国MS NOW新闻频道随后援引来自三名海湾国家高级官员的消息称，新一轮军事行动最早可能于11月4日启动，即中期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天。不过，美联社指出，特朗普尚未就恢复空袭作出最终决定，具体行动时间也不确定。

政治分歧与身份冲突交织，美国社会裂痕加深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社会的不满情绪持续累积。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普通家庭的经济压力难以缓解；移民政策收紧和强硬执法，进一步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特朗普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对许多普通人而言，生活并未因此变得轻松。政治分歧与身份冲突相互交织，美国社会的裂痕也不断加深。

特朗普在立法领域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规模庞大的税收与支出法案——《大而美法案》。这项法案收紧了食品援助计划（SNAP）的资格和领取条件，包括扩大工作要求、限制部分人群的受助资格等。相关调整预计将使数百万低收入美国人失去食品援助。

2025年7月4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大而美法案》。（图源：盖蒂图片社）

医疗保障同样面临压力。由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未能延长《平价医疗法案》（ACA）下的增强型保费补贴，这项补贴于2025年底到期。补贴退出后，购买ACA市场保险的个人需要承担更高保费，部分人可能因此放弃保险，另一些人则转向保费较低、免赔额更高的保险计划。凯撒家庭基金会（KFF）的数据显示，2026年ACA市场保险的平均免赔额较上一年增加约1027美元，达到3786美元。

与此同时，《大而美法案》还对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即白卡）作出多项调整，包括扩大工作要求、提高资格审核频率，以及改变联邦与州政府之间的资金分担方式。相关措施将从2027年起陆续实施，预计未来几年将使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障。

投资家尼古拉斯·伯格鲁恩（Nicolas Berggruen）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指出，推动美国政治变化的深层动力，是社会不平等感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美国人认为，社会机会正变得愈发不平等：富裕阶层凭借财富和人脉不断积累优势，普通家庭却要承受沉重的生活压力，向上流动的机会也在减少。

在伯格鲁恩看来，过去，美国人的不满主要指向高高在上的文化精英；如今，批评矛头进一步转向那些与政治权力紧密交织、掌握大量财富和社会影响力的经济精英。数字技术不断创造新的财富，但收益更多流向资本和资产持有者，普通劳动者难以分享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

因此，越来越多选民开始转向支持民主社会主义者。伯格鲁恩说，这未必意味着他们真正认同传统左翼意识形态，更可能反映出他们对现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满。曾经象征机会与希望的“美国梦”，变得越来越遥远。

移民问题也成为美国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另一个焦点。过去两年，美国政府持续收紧移民政策，从强化边境管控到扩大国内搜捕和驱逐行动，移民执法的重点逐渐从边境延伸至美国城市和社区。

2026年1月13日，美国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巡逻。（图源：美联社）

为支持这些行动，国会通过两项法案，分别向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追加750亿美元和385亿美元资金。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ICE逮捕50925名移民，连续第三个月创下纪录。美国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MPI）表示，按现有速度推算，2026财年美国驱逐出境的人数预计将达到约66万人，仍低于特朗普政府每年驱逐100万人的目标。

特朗普政府还大幅削减难民接收规模和人道主义保护，终止部分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TPS），影响数十万人，合法移民渠道也不断收紧。2025年9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部分H-1B签证申请附加10万美元费用。此后，2027财年H-1B签证注册数量明显下降，尤其是大型IT外包企业的注册量大幅减少。

2026年8月，特朗普又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试图进一步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美国最高法院此前裁定，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保障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获得公民身份，包括父母非法或临时居留的情况。白宫转而通过新的行政命令，将政策重点放在打击“生育旅游”，以及界定部分外国政府雇员、外国恐怖组织成员等特殊情形下出生儿童的公民身份问题上。

2026年4月1日，美国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一案举行口头辩论，示威者在法院外举行集会。（图源：美联社）

与普通移民渠道收紧形成对比的是，特朗普推出面向外籍富裕人群的“特朗普金卡”。申请者支付100万美元赠款及1.5万美元申请费，即可申请赴美居留。这种政策反差引发外界对移民制度公平性的质疑。

围绕驱逐行动的种种争议，最终演变为街头冲突。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在明尼苏达州启动“都市突袭行动”，向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等地部署联邦执法人员。2026年1月，联邦政府进一步向当地增派数千名执法人员，使这场行动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规模最大的移民执法行动之一，引发当地居民、移民权益团体和地方官员持续抗议。

部分民众自发组成街头观察队，记录联邦执法人员的行动，并通过社区网络向居民发出预警。随着执法人员与抗议者多次发生对峙，联邦人员使用催泪剂、闪光震撼弹等非致命性武器驱散人群，联邦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

其间，两名美国公民——蕾妮·古德（Renee Good）和亚历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先后遭联邦移民执法人员枪击身亡，成为引发全国抗议的导火索。统计显示，上述两起事件引发全美超过1000场示威活动。联邦执法人员使用武力的尺度、联邦政府的执法权限，以及公民权利如何得到保障，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

移民执法行动的财政成本同样引发质疑。美国政府问责局（GAO）9月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自2025年12月启动拘留设施扩建计划以来，ICE以约10.7亿美元购买了11座仓库，计划将其改造为移民拘留设施。但由于前期规划和可行性评估不足，ICE随后决定出售其中7座。

GAO指出，仅这7座仓库就产生超过2000万美元无法收回的支出，包括安保、分区评估等费用。调查要求ICE制定更加全面的拘留设施扩建方案，以避免进一步浪费纳税人的钱。

外交政策反复摇摆，美国与盟友关系承压

外交政策通常不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但过去两年，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国际行动，已然影响到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有声音认为，此次中期选举或将成为一场罕见的“外交政策选举”。

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不断强调“美国优先”，试图以更强硬的方式重新界定美国在世界上的利益和责任。但其实际政策却呈现出一种复杂的面貌：一方面，特朗普批评美国长期承担过多国际责任，要求盟友分担更多安全成本；另一方面，美国在中东、非洲和拉美的军事行动并未减少，甚至在部分地区扩大了直接介入。

从贸易关税到军事打击，从对盟友施压到与对手谈判，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通过经济和军事力量推动短期交易，而非维护既有的多边合作框架。

美以对伊朗的攻击摧毁了德黑兰的居民区，令民众生活动荡不安。（图源：BBC）

中东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变化最明显的地区之一。2025年6月，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打击；2026年2月，美国与以色列再次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将美国直接卷入一场持续影响地区安全和能源运输的战争。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力挺以色列，并推动加沙停火和人质释放安排，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中东和平的推动者。

然而，停火努力与军事行动并行，使美国在中东的角色呈现出矛盾。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美国汽油价格随之承压。特朗普曾多次批评前任政府将美国拖入海外战争，但其近来的军事行动已经涉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梳理显示，特朗普政府还扩大了在尼日利亚和索马里的反恐行动，并在2025年对伊朗核设施实施打击。

在西半球，美国对拉美的政策也出现明显转向。特朗普政府以打击毒品走私和跨国犯罪为由，加强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事部署，并对涉嫌贩毒船只采取致命打击行动。2026年初，美国军方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并抓获总统马杜罗，使美国对拉美事务的直接介入达到新的程度。

这一系列行动背后，是特朗普政府试图重新确立美国在西半球主导地位的战略意图。特朗普将其称为“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即以自己的名字重新诠释门罗主义，强调美国对西半球事务的主导权，排斥域外大国在这一地区扩大影响力。

特朗普多次提出取得格陵兰岛、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甚至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虽说这些主张并未全部转化为实际政策，却给美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带来压力。

与对拉美和伊朗采取的强硬行动相比，特朗普政府在涉及俄乌问题时的政策更强调谈判，也更频繁地向乌克兰施压。

特朗普多次推动俄乌领导人进行谈判，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但美国对乌军事支持出现波动，防空导弹交付和情报支持一度受到影响。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能源政策上释放缓和对俄信号，除了放宽部分俄罗斯柴油出口限制，还敦促乌克兰减少对俄罗斯炼油设施的袭击，以缓解能源价格压力。

2026年9月12日，荷兰阿姆斯特丹，一场气候游行开始前，参与者从讽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充气人偶旁走过。（图源：法新社）

这些做法令乌克兰和欧洲盟友深感不安。后者担心，美国可能在没有充分考虑乌克兰安全需求的情况下推动停火，也担心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变化会削弱对欧洲安全的长期承诺。特朗普要求北约成员提高国防开支，并多次将美国的安全承诺与盟友承担的费用联系起来，使欧洲不得不重新评估自身防务能力。

美国与欧洲的分歧不只体现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冲击跨大西洋贸易关系，对欧洲钢铁、汽车和其他出口产业形成压力；围绕格陵兰岛的主权争议，也让美国与丹麦及其他欧洲国家关系紧张。美国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制裁措施，以及对多边机制的态度，也与欧洲强调的国际法和多边合作原则产生冲突。

如此背景下，欧洲与加拿大正在迅速靠拢。2025年6月，欧盟与加拿大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2026年10月底，双方在蒙特利尔举行峰会，正式启动“面向未来联盟”，计划在贸易、数字技术、关键矿产、能源、金融服务和安全防务等领域深化合作。双方还同意探索建立一种不涉及正式加入欧盟，但比现有伙伴关系更加紧密的联系，计划在2027年峰会前明确具体形式。此前，加拿大已参与欧盟SAFE防务融资机制，成为首个参与该机制的非欧洲国家。

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就会与美国切割。美国仍是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在安全、产业和供应链方面也有深度联系。但加欧合作的升级显示，传统盟友正在尝试增加战略选择，以应对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

在欧洲，贝塔斯曼基金会10月26日发布的调查显示，只有3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值得信赖，73%认为欧洲应在外交政策上走自己的道路。不过，62%仍支持无论美国政府如何更迭，都应加强欧美合作。这表明，欧洲并非寻求与美国决裂，而是希望在维持跨大西洋关系的同时，降低对美国的战略依赖。

2026年10月30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加拿大总理卡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出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加欧峰会。（图源：路透社）

在亚太地区，特朗普政府继续要求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盟友增加防务投入，强调美国不应独自承担地区安全责任。10月28日，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东盟防长会议期间，美国与日本宣布，将在日本建立先进中程空空导弹AIM-120的最终组装和检测设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提议建立美东盟防务合作框架，推动双方加强海上态势感知与海军协作。

对华关系上，特朗普政府呈现出竞争与接触并行的特点。一方面，美国继续在贸易、科技和供应链等领域对华施压；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高层交往和经贸谈判稳定双边关系。今年以来，中美领导人通过多次会晤保持沟通，议题涉及经贸合作及国际和地区事务，但双方在关键矿产、技术出口管制、台湾问题和地区安全等领域依然存在分歧。

美国公众的对华态度则出现了变化。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6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倾向于与中国合作、而非积极限制中国力量增长的受访者比例从2024年的40%升至57%。与此同时，76%的受访者认为对华关税推高了美国生活成本，66%认为关税损害了美国经济。贸易竞争带来的经济代价，正逐渐影响美国公众对政府外交政策的评价。

特朗普多次将自己塑造成“和平总统”，并将推动停火、结束战争作为外交政绩。但近两年的军事行动显示，美国并未因此减少海外军事介入。特朗普政府确实推动过一些外交协议，包括中东停火安排，以及泰国与柬埔寨、卢旺达与刚果（金）等国之间的停火或外交声明，但部分协议仍然脆弱，相关冲突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特朗普本人的外交风格也引发外界质疑。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批评说，特朗普在外交谈判中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和充分准备，更重视谈判场面及个人影响力，而非协议的长期效果。

围绕外交政策的争议已经反映在民调中。2026年9月，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与民调机构SSRS开展的调查显示，仅有29%的美国成年人认可特朗普当前处理外交事务的表现，为其两届总统任期内的最低水平。对于伊朗问题，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没有赢得对伊战争，仅有26%认可特朗普的处理方式。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6年7月开展的另一项调查显示，68%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争不值得美国付出代价；72%认为战争损害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及国际声誉，65%认为其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71%的受访者认为其损害了美国经济，81%认为其推高了国内生活成本。即便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也有62%的人认为关税增加了生活成本。

不过，美国民众并非普遍希望美国退出国际事务。同一调查显示，5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65%希望美国与其他国家共同承担全球领导责任。争议焦点更多在于美国应该以何种方式参与国际事务，以及是否应为军事行动、单边施压和政策反复付出经济与外交代价。

由此，远方的战争、大国博弈和美国的全球角色，最终都回到美国国内政治的现实议题：它们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又将决定美国在世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